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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后来多方打听到宣侠父在孙殿英处，向其提出要人。孙殿英毫不含糊：“要宣侠父也可以，但我这里缺200盒子炮（驳壳枪）。”冯玉祥爽快地送去了。此事传开后，有人作词传诵道：“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200大炮。”
冯玉祥用200把驳壳枪换宣侠父
宣侠父，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宣侠父的堂侄宣涵说：“因为家庭环境不好，伯父从小就很上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6岁时就会背很多的古诗词。1920年，伯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被迫回国。”
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然而仅过了3个月，宣侠父又离开了军校。原来，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为加强控制，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兼监委的名义要求军校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必须汇报党内活动情况。文件下发后，宣侠父认为这是军阀的作为，他给军校特别党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否定蒋介石的决定。蒋介石很不痛快，叫来宣侠父当面谈话。“但年轻气盛时的伯父说话干脆利落，毫不避讳，当着蒋介石的面仍坚称他的命令不合规定。”宣涵说。蒋介石震怒之余，要求宣侠父写悔过书，否则便要开除。宣侠父当即回敬道：“我没错，没有什么好悔过的。”第二天，宣侠父愤然离开了学校。
1925年春，宣侠父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到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也在部队中实行“清党”，宣侠父等共产党员被迫离开。
随后，宣侠父转向兵运工作。宣涵称：“伯父的口才很好，他的社会交际能力很强，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军官很赏识他。中原大战期间，他辗转多个地方做兵运工作，认识了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先后做过中将参议、主任、秘书长等职务，这为他以后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冯玉祥后来多方打听到宣侠父就在自己的旧部孙殿英处，便向其提出要人。孙殿英毫不含糊：“要宣侠父也可以，但我这里缺200盒子炮（驳壳枪）。”冯玉祥爽快地送去了200德国造盒子炮。此事传开后，有人作词传诵道：“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200大炮。”
1933年5月，冯玉祥和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宣侠父是吉鸿昌第2军政治部主任和第5师师长，他跟随吉鸿昌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地，一度将日本军队逐出了察哈尔。但因孤立无援，抗日同盟军最终被迫解散。宣侠父同吉鸿昌等人辗转逃到天津，再乔装成商人秘密抵达上海。在这期间，宣俠父介绍吉鸿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3次找蒋介石要宣侠父
1937年春，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涵说：“伯父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又与当时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派到西安做统战工作。”
初到西安的宣侠父一开始成为同事眼中的“怪人”。“伯父很看重社交礼仪，刚到西安时他经常穿着一套奶油色的西服，在八路军办事处进进出出，办事处的同志很少见过穿西服的同志，都觉得很奇特。”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宣侠父被任命为18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那时八路军的军饷时常遭到克扣，宣侠父找上门要求蒋鼎文配送抗日物资。蒋鼎文不肯给，但又怕落下“消极抗日”的骂名，常常敷衍宣侠父，二人为此经常争辩。“事实上，宣侠父一到西安，就被军统局西北区特务列为重点注意对象了。当时西安的环境复杂，八路军办事处的对门、街口附近都有特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主任李一红说。宣侠父并不惊慌，一次与蒋鼎文谈话，他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你们对我非常重视啊，整天跟在我后边的哨兵有不少。”
蒋鼎文对宣侠父在国民党上层的统战活动十分不安，他先后采用请客吃饭、许以高官厚禄、送他出国深造等方式拉拢宣侠父，均遭拒绝。上报到蒋介石，蒋介石勃然大怒，命令军统局“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宣涵称，宣侠父失踪前，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已觉察到国民党特务的一些异动，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决定让林伯渠和宣侠父暂时回撤延安。“伯父失踪的前一天，本来是要跟林伯渠一起去延安的，当时他都将行李打包好放到车上了。但最后他和林伯渠商量认为，考虑到西安的复杂、严峻形势，自己还是留下来应付这个局面，没想到一天后就遭了毒手。”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侠父到西安革命公园为一场篮球赛做裁判。球赛结束后，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离开了篮球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也没有在八路军办事处出现，人间蒸发。
宣侠父突然失踪，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四处寻找无果。几天后，国民党西安警察局刑侦队分队长师应三（我党地下工作者）突然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告诉所里的同志，宣侠父很可能被特务暗杀了。周恩来3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蒋介石最后答复道：“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因缺乏线索，直到多年以后，党组织才确认了宣侠父已经遇害的消息。
1945年，中共在“七大”会场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烈士追悼会。
遇害经过25年后方被揭开
宣侠父神秘失踪后，国民党当局一直保守秘密，宣侠父遇害的经过一直是个谜。“1963年，伯母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找到了正在服刑改造的国民党特务张严佛，从他口中终于知道了宣侠父当年的失踪之谜。”宣涵说。
原来，宣侠父独自离去的那天，蒋鼎文约了宣侠父到距八路军办事处不远的宰门公馆，称有要事商谈。凌晨，宣侠父骑着自行车回家，军统局西北区第4科科长徐一觉等特务早已埋伏在路旁。几名特务强行将宣侠父绑架到车内，宣侠父高声怒骂，随即被堵住口鼻，车内两名特务用准备好的绳子将他勒死。徐一觉从宣侠父身上搜出了一块怀表和一条项链，几名特务将车开到西安城东南角一片荒地，将尸体扔进了一口枯井里，并倒土掩埋。后来，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屡次上门找蒋鼎文要人，蒋鼎文怕再出什么变故，命令手下悄悄地把宣侠父的尸体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掩埋掉了。
1938年8月初，张严佛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曾接到特务徐一觉电报：“奉行营蒋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暴露了幕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
宣涵说：“虽然真相大白，但伯父的遗体一直没法找到，只知道大概在西安城东南一带。”
宣侠父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一首诗：“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廿年未得休。顾影不禁心忐忑，居然老气已横秋。”在抗日战争进入白炽化之际，这位才华横溢的高级参议，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遗憾地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之下。（《广州日报》）
冯玉祥用200把驳壳枪换宣侠父
宣侠父，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宣侠父的堂侄宣涵说：“因为家庭环境不好，伯父从小就很上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6岁时就会背很多的古诗词。1920年，伯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被迫回国。”
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然而仅过了3个月，宣侠父又离开了军校。原来，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为加强控制，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兼监委的名义要求军校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必须汇报党内活动情况。文件下发后，宣侠父认为这是军阀的作为，他给军校特别党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否定蒋介石的决定。蒋介石很不痛快，叫来宣侠父当面谈话。“但年轻气盛时的伯父说话干脆利落，毫不避讳，当着蒋介石的面仍坚称他的命令不合规定。”宣涵说。蒋介石震怒之余，要求宣侠父写悔过书，否则便要开除。宣侠父当即回敬道：“我没错，没有什么好悔过的。”第二天，宣侠父愤然离开了学校。
1925年春，宣侠父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到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也在部队中实行“清党”，宣侠父等共产党员被迫离开。
随后，宣侠父转向兵运工作。宣涵称：“伯父的口才很好，他的社会交际能力很强，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军官很赏识他。中原大战期间，他辗转多个地方做兵运工作，认识了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先后做过中将参议、主任、秘书长等职务，这为他以后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冯玉祥后来多方打听到宣侠父就在自己的旧部孙殿英处，便向其提出要人。孙殿英毫不含糊：“要宣侠父也可以，但我这里缺200盒子炮（驳壳枪）。”冯玉祥爽快地送去了200德国造盒子炮。此事传开后，有人作词传诵道：“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200大炮。”
1933年5月，冯玉祥和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宣侠父是吉鸿昌第2军政治部主任和第5师师长，他跟随吉鸿昌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地，一度将日本军队逐出了察哈尔。但因孤立无援，抗日同盟军最终被迫解散。宣侠父同吉鸿昌等人辗转逃到天津，再乔装成商人秘密抵达上海。在这期间，宣俠父介绍吉鸿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3次找蒋介石要宣侠父
1937年春，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涵说：“伯父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又与当时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派到西安做统战工作。”
初到西安的宣侠父一开始成为同事眼中的“怪人”。“伯父很看重社交礼仪，刚到西安时他经常穿着一套奶油色的西服，在八路军办事处进进出出，办事处的同志很少见过穿西服的同志，都觉得很奇特。”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宣侠父被任命为18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那时八路军的军饷时常遭到克扣，宣侠父找上门要求蒋鼎文配送抗日物资。蒋鼎文不肯给，但又怕落下“消极抗日”的骂名，常常敷衍宣侠父，二人为此经常争辩。“事实上，宣侠父一到西安，就被军统局西北区特务列为重点注意对象了。当时西安的环境复杂，八路军办事处的对门、街口附近都有特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主任李一红说。宣侠父并不惊慌，一次与蒋鼎文谈话，他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你们对我非常重视啊，整天跟在我后边的哨兵有不少。”
蒋鼎文对宣侠父在国民党上层的统战活动十分不安，他先后采用请客吃饭、许以高官厚禄、送他出国深造等方式拉拢宣侠父，均遭拒绝。上报到蒋介石，蒋介石勃然大怒，命令军统局“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宣涵称，宣侠父失踪前，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已觉察到国民党特务的一些异动，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决定让林伯渠和宣侠父暂时回撤延安。“伯父失踪的前一天，本来是要跟林伯渠一起去延安的，当时他都将行李打包好放到车上了。但最后他和林伯渠商量认为，考虑到西安的复杂、严峻形势，自己还是留下来应付这个局面，没想到一天后就遭了毒手。”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侠父到西安革命公园为一场篮球赛做裁判。球赛结束后，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离开了篮球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也没有在八路军办事处出现，人间蒸发。
宣侠父突然失踪，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四处寻找无果。几天后，国民党西安警察局刑侦队分队长师应三（我党地下工作者）突然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告诉所里的同志，宣侠父很可能被特务暗杀了。周恩来3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蒋介石最后答复道：“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因缺乏线索，直到多年以后，党组织才确认了宣侠父已经遇害的消息。
1945年，中共在“七大”会场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烈士追悼会。
遇害经过25年后方被揭开
宣侠父神秘失踪后，国民党当局一直保守秘密，宣侠父遇害的经过一直是个谜。“1963年，伯母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找到了正在服刑改造的国民党特务张严佛，从他口中终于知道了宣侠父当年的失踪之谜。”宣涵说。
原来，宣侠父独自离去的那天，蒋鼎文约了宣侠父到距八路军办事处不远的宰门公馆，称有要事商谈。凌晨，宣侠父骑着自行车回家，军统局西北区第4科科长徐一觉等特务早已埋伏在路旁。几名特务强行将宣侠父绑架到车内，宣侠父高声怒骂，随即被堵住口鼻，车内两名特务用准备好的绳子将他勒死。徐一觉从宣侠父身上搜出了一块怀表和一条项链，几名特务将车开到西安城东南角一片荒地，将尸体扔进了一口枯井里，并倒土掩埋。后来，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屡次上门找蒋鼎文要人，蒋鼎文怕再出什么变故，命令手下悄悄地把宣侠父的尸体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掩埋掉了。
1938年8月初，张严佛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曾接到特务徐一觉电报：“奉行营蒋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暴露了幕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
宣涵说：“虽然真相大白，但伯父的遗体一直没法找到，只知道大概在西安城东南一带。”
宣侠父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一首诗：“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廿年未得休。顾影不禁心忐忑，居然老气已横秋。”在抗日战争进入白炽化之际，这位才华横溢的高级参议，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遗憾地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之下。（《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