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老农呕心沥血五十年，克服重重困难抢救整理民间文学，成果斐然，这是多么可赞可叹、可敬可佩啊！
刘润恩是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一位农民，今年73岁了，他的大名我在十多年前就已知晓，只是无缘谋面。那还是我在临汾市委工作时去襄汾县下乡，午休时在房间发现一本《七十二呆》的故事书，翻开一看竟不忍释手，那一个个幽默的笑话使我睡意全消。这本书的主编就是刘润恩。事后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位在民间文学方面很有成就的农民作家。前些时，我接到了刘老先生的电话，说是想请我给他和陈玉广先生的近作《赵氏孤儿故里的传说》写个序言，由于有以前的了解，我便欣然应允，并让他把书稿转给我。没料到的是，过了几天他竟然在老伴陪伴下坐公交车颤颤巍巍地登门来了，而且随身带的鼓鼓囊囊的提包里竟然装了十多本他编写出版的书！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仔细翻阅了刘老先生送来的书，脑海里翻腾起阵阵波澜：一位老农呕心沥血五十年，克服重重困难抢救整理民间文学，成果斐然，这是多么可赞可叹、可敬可佩啊！随即，我决意把为他写一篇序言的想法变成写一篇对他的系列作品的读后感，以表示对他辛勤劳作的敬重。
刘润恩五十年的坚守，体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化自觉。他生长的襄汾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使他从小就受到厚重的乡土文化熏染。他从上中学时就开始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而后笔耕不辍，变成了毕生的“主业”。他认为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的价值是其中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高度重视对它的发掘、解读和传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村里人纷纷进城务工经商，“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追逐的目标，所谓的乡愁在农村几无存身之地，而刘润恩甘守清贫、痴情不改，仍然奔波在崎岖山路、村头巷尾。但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篓子”的相继去世，使他特别着急而又非常无奈，他说： “我一直有一种愧疚感和负罪感，那就是没能在许多‘故事篓子’还健在的时候从他们肚子里多挖出一些故事来，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留下了终生难释的遗憾。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疼的想哭。”这是何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啊！时不我待。他不但自己全力投入还带起了个团队，他们的团队行动起来还不行，他竟自筹资金举办了全县性的“抢救民间文学征文大赛”，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砥砺前行、无私奉献，是刘润恩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精神。他坦言：“民间文学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前路有多么艰辛，我都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山西农民报》的记者曾有这样的报道： “刘润恩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四个孩子，均需上奉下养。他曾当过八年民办教师，每天的报酬是6分7厘8。后来辗转文化站工作，他靠三十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八口人，而且这三十块钱的收入中经常有一大部分又用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上。”但是，经济状况的窘迫困顿挡不住他坚毅迅疾的脚步，他不避寒暑地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知名作家张行健是这样描述他的写作情景： “冬里，冷风拍击着刘润恩的寒窗，可真是陋室寒窗哪！那是乡村常見的三间瓦屋，且有了二、三十年的岁月，三间瓦屋里居住着十几口家人。见缝插针的他在灯下放一张小桌，那是用装过纸烟的箱子，一只小凳，摊开收集来的带有原生态的文字，他开始了过滤和整理，……”试问：天底下能有几个像刘润恩一样在这般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那真是字字心血、行行汗水，五十年辛苦不寻常啊！就这，还不算“因痴迷文学而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为收集这些文字而屡遭白眼的尴尬”（张行健语）。
刘润恩的艰辛付出结下了累累硕果。他先后出版了15部书，计200万字；自办刊物《呆呆》7期，编撰《京安村志》，又是100多万字。他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被接收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他担任了襄汾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光荣出席了首届全国业余作家代表大会，2011年被《山西日报》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刘润恩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思想与道德色彩，充满了正能量。他的书从题材上大体分为四种门类，一为单人或多人的人物故事，如《大能人解士美》、《七十二呆》、《张良的传说》、《魔法故事》等；二为地域性的系列传说故事，如《襄汾民间传说故事》、《赵氏孤儿故里的传说》、《盘道民间文学》、《双龙湖边的故事》、《古话篓子关镇南作品专辑》等；三为说唱文学，如《张小安说唱作品选》；四为歌谣、谜语等。无论何种作品，它的口述者和整理者都像刘润恩一样是普通的劳动大众，他们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这些作品的人民性和文学价值的鲜明体现。已故民间文学泰斗贾芝先生高度评价“这是我们襄汾县对发掘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巨大贡献和骄傲”，还特别强调“这是我国民间文学近几十年来采录发掘的成果之一”。这里有两类作品需要用科学的文化意识来看待：一是“黄故事”、“荤谜语”。这些作品的发生发展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正像段友文、李维加先生所言，它是由中国文化的生殖信仰、祖先信仰演变而来的，所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丑话”还可以收到进行性启蒙和增长知识的积极作用。二是“魔法故事”。依我看，书中讲述的神庚午和席七管是人，而非狐或鬼；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千奇百怪，但都是在真实基础上的“再度创作”（陶富海语）。总之，与其说是“志怪”，不如说是“志人”。至于作品的立意，仍然是行侠仗义、惩恶扬善，这是毫无疑义的。
浓郁的泥土气息，强烈的现实主义手法，是刘润恩作品的艺术特色。民间文学来自民间，同时又要回报民间，其内容必然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以其主体民间故事为例，从正面人物讲，既有社会底层的解士美、呆呆，又有社稷栋梁的张良、赵武；从反面人物讲，既有暴君奸臣，又有地主豪强、无赖奸商，表现了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作品素材虽然是来源于人们的口头传说，但都是真实客观的再现社会现实，即使是《魔法故事》里的人物，也只是“洋相鬼”在“恶作剧”（陶富海语），并不存在凭借幻想和虚构出的神话人物和神话世界。从语言艺术分析，方言土语原汁原味，简洁质朴，明朗欢快，使人如闻其声。那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小故事，虽然没有过多的铺叙和描写，却能以简练的文字寥寥几笔勾勒出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刘润恩系列作品就语言而论，诚如贾芝先生所言“保留了不少古语”，“山西方言也是其特色之一”，“对语言学也是贡献”。其实，不仅如此。由于它们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气息又是那样浓厚，所以应该说是为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可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为后世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表现现实。《诗经》三百篇就是周王朝专门派人到民间搜集整理而成，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把民间文学归入“谐隐” 文体：“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古之嘲隐，振危释惫”，“会义适时，颇益讽诫”。封建统治者尚且如此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各级领导更应当把关心、支持和扶助民间文学为己任，促使其不断繁荣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最后，我衷心祝愿刘润恩先生和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做到身笔两旺、幸福安康！
（作者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刘润恩是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一位农民，今年73岁了，他的大名我在十多年前就已知晓，只是无缘谋面。那还是我在临汾市委工作时去襄汾县下乡，午休时在房间发现一本《七十二呆》的故事书，翻开一看竟不忍释手，那一个个幽默的笑话使我睡意全消。这本书的主编就是刘润恩。事后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位在民间文学方面很有成就的农民作家。前些时，我接到了刘老先生的电话，说是想请我给他和陈玉广先生的近作《赵氏孤儿故里的传说》写个序言，由于有以前的了解，我便欣然应允，并让他把书稿转给我。没料到的是，过了几天他竟然在老伴陪伴下坐公交车颤颤巍巍地登门来了，而且随身带的鼓鼓囊囊的提包里竟然装了十多本他编写出版的书！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仔细翻阅了刘老先生送来的书，脑海里翻腾起阵阵波澜：一位老农呕心沥血五十年，克服重重困难抢救整理民间文学，成果斐然，这是多么可赞可叹、可敬可佩啊！随即，我决意把为他写一篇序言的想法变成写一篇对他的系列作品的读后感，以表示对他辛勤劳作的敬重。
刘润恩五十年的坚守，体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化自觉。他生长的襄汾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使他从小就受到厚重的乡土文化熏染。他从上中学时就开始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而后笔耕不辍，变成了毕生的“主业”。他认为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的价值是其中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高度重视对它的发掘、解读和传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村里人纷纷进城务工经商，“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追逐的目标，所谓的乡愁在农村几无存身之地，而刘润恩甘守清贫、痴情不改，仍然奔波在崎岖山路、村头巷尾。但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篓子”的相继去世，使他特别着急而又非常无奈，他说： “我一直有一种愧疚感和负罪感，那就是没能在许多‘故事篓子’还健在的时候从他们肚子里多挖出一些故事来，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留下了终生难释的遗憾。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疼的想哭。”这是何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啊！时不我待。他不但自己全力投入还带起了个团队，他们的团队行动起来还不行，他竟自筹资金举办了全县性的“抢救民间文学征文大赛”，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砥砺前行、无私奉献，是刘润恩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精神。他坦言：“民间文学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前路有多么艰辛，我都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山西农民报》的记者曾有这样的报道： “刘润恩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四个孩子，均需上奉下养。他曾当过八年民办教师，每天的报酬是6分7厘8。后来辗转文化站工作，他靠三十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八口人，而且这三十块钱的收入中经常有一大部分又用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上。”但是，经济状况的窘迫困顿挡不住他坚毅迅疾的脚步，他不避寒暑地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知名作家张行健是这样描述他的写作情景： “冬里，冷风拍击着刘润恩的寒窗，可真是陋室寒窗哪！那是乡村常見的三间瓦屋，且有了二、三十年的岁月，三间瓦屋里居住着十几口家人。见缝插针的他在灯下放一张小桌，那是用装过纸烟的箱子，一只小凳，摊开收集来的带有原生态的文字，他开始了过滤和整理，……”试问：天底下能有几个像刘润恩一样在这般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那真是字字心血、行行汗水，五十年辛苦不寻常啊！就这，还不算“因痴迷文学而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为收集这些文字而屡遭白眼的尴尬”（张行健语）。
刘润恩的艰辛付出结下了累累硕果。他先后出版了15部书，计200万字；自办刊物《呆呆》7期，编撰《京安村志》，又是100多万字。他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被接收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他担任了襄汾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光荣出席了首届全国业余作家代表大会，2011年被《山西日报》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刘润恩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思想与道德色彩，充满了正能量。他的书从题材上大体分为四种门类，一为单人或多人的人物故事，如《大能人解士美》、《七十二呆》、《张良的传说》、《魔法故事》等；二为地域性的系列传说故事，如《襄汾民间传说故事》、《赵氏孤儿故里的传说》、《盘道民间文学》、《双龙湖边的故事》、《古话篓子关镇南作品专辑》等；三为说唱文学，如《张小安说唱作品选》；四为歌谣、谜语等。无论何种作品，它的口述者和整理者都像刘润恩一样是普通的劳动大众，他们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这些作品的人民性和文学价值的鲜明体现。已故民间文学泰斗贾芝先生高度评价“这是我们襄汾县对发掘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巨大贡献和骄傲”，还特别强调“这是我国民间文学近几十年来采录发掘的成果之一”。这里有两类作品需要用科学的文化意识来看待：一是“黄故事”、“荤谜语”。这些作品的发生发展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正像段友文、李维加先生所言，它是由中国文化的生殖信仰、祖先信仰演变而来的，所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丑话”还可以收到进行性启蒙和增长知识的积极作用。二是“魔法故事”。依我看，书中讲述的神庚午和席七管是人，而非狐或鬼；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千奇百怪，但都是在真实基础上的“再度创作”（陶富海语）。总之，与其说是“志怪”，不如说是“志人”。至于作品的立意，仍然是行侠仗义、惩恶扬善，这是毫无疑义的。
浓郁的泥土气息，强烈的现实主义手法，是刘润恩作品的艺术特色。民间文学来自民间，同时又要回报民间，其内容必然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以其主体民间故事为例，从正面人物讲，既有社会底层的解士美、呆呆，又有社稷栋梁的张良、赵武；从反面人物讲，既有暴君奸臣，又有地主豪强、无赖奸商，表现了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作品素材虽然是来源于人们的口头传说，但都是真实客观的再现社会现实，即使是《魔法故事》里的人物，也只是“洋相鬼”在“恶作剧”（陶富海语），并不存在凭借幻想和虚构出的神话人物和神话世界。从语言艺术分析，方言土语原汁原味，简洁质朴，明朗欢快，使人如闻其声。那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小故事，虽然没有过多的铺叙和描写，却能以简练的文字寥寥几笔勾勒出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刘润恩系列作品就语言而论，诚如贾芝先生所言“保留了不少古语”，“山西方言也是其特色之一”，“对语言学也是贡献”。其实，不仅如此。由于它们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气息又是那样浓厚，所以应该说是为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可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为后世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表现现实。《诗经》三百篇就是周王朝专门派人到民间搜集整理而成，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把民间文学归入“谐隐” 文体：“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古之嘲隐，振危释惫”，“会义适时，颇益讽诫”。封建统治者尚且如此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各级领导更应当把关心、支持和扶助民间文学为己任，促使其不断繁荣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最后，我衷心祝愿刘润恩先生和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做到身笔两旺、幸福安康！
（作者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