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曾供职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译作有《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等，著有《中国思想发展史》《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等。
　　“何老现在每天都做些什么？”在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家中，记者这样问道。他回答：“到了这个年纪，什么也做不了啦。等着呗。”老人笑呵呵的，面对没有说出的那个字，看起来如此坦然。
　　他94岁了，比起这个年龄段的其他老人，应该算是耳聪目明。中国翻译家协会不久前给他颁发了一个“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还亲自去领了奖。但衰老还是在不留情面地侵蚀着他。记者前一天给他打电话，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但第二天来到他家中，老人正卧床休息，见到记者来，连声道歉。保姆说，他若记得，一定会穿戴整齐，坐在床沿认真等待。
　　“什么事情都忘得很快。”老人说。在采访中，他经常深陷自己的思维，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些话。但奇妙的是，说起在西南联大的一些久远往事，老人却如数家珍，一连串人名从他口中道出，仍然清晰如昨。
　　窗外苍柏森森，不时传来几声鹊鸣。在这间局促的二居室里，老人回忆着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7年读了4个专业
　　说起来，我与西南联大渊源很深，爱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这个学校的。我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7年了。从18岁到25岁，我度过了一段最美好和惬意的时光。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到地方就感觉神清气爽。昆明的天气真是美极了，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在西南联大先后读过4个专业。读中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好将来要学什么，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就想学建筑，再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不重视文科，于是一开始选择的是工科，进了土木系。
　　大学一年级学的都是一些公共的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投影几何。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完全不在这上面。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就行。我就选择了历史系，战争时期我们关心中国的命运，我希望从历史里找出答案，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有高度的认识。
　　历史系本科毕业后我又念了研究生，起先选的是哲学。不过我又没念完，因为得了严重的肺病，一犯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吐血。生病期间没法上课，只能找一些文学书来排遣。读得比较多的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作品，那种“畅论天人之际”的精神境界打动了我。所以第二年病好了，我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令人伤心的是，很多人不像我这么幸运。身边很多同学被肺病夺去了生命。物理系有个才子，我相信他如果活下来的话，将是诺贝尔级的大家，但他刚毕业就得肺病死了。化学系有个小胖子，我们一起上过德文，眼看着一天天地消瘦下去，骨瘦如柴地死去。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还哪来的药品？人才的夭折，真的很可惜。
　　有批判、有选择地对待大师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高呼口号，甚至人不见了也没人过问。这种作风非常对我的胃口。
　　学校也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上课在那里，吃住也是在那里，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这是物理系的周培源、吴大猷，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那是文学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历史系的陈寅恪、雷海宗……大家谈论起大师来也不是毕恭毕敬，比如我刚入学时，有个同学说：“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才28岁，都是正教授。”有人问：“华罗庚是谁？”另外的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瘸得很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里划圆圈。
　　历史系的学生必须选中国史的两个断代，我选了姚从吾先生的宋史和郑天挺先生的明史。不过我经常逃课。我听得最多的倒是政治系张奚若先生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张先生讲课喜欢扯闲篇、发牢骚，比如他讲亚里士多德说，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又说：“现在米都卖到5000块钱一石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那时候很多老师讲课都是中英混杂，甚至用英文授课。教科书很多用的也是美国的。老师们讲课都是兴致所至，随着自己的意思讲。比如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教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我爱人上过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还有讲中国哲学史的，一年只讲了《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有涉及。
　　很多名人的课，我经常去听。当年的清华四大才子，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专业课正式选的人很少，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张口就引古书中段落。陈先生说话有口音，不靠口才取胜，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后来他第二年就走了。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旁听过几堂。沈先生字斟句酌，讲话非常慢。有人说他讲课不好，但我不这么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沈先生只读了小学，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所以受学院派的轻视，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值一分钱。”那个时候的文人之间也不是一派和谐。

　　我还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诗经》和《楚辞》。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好，可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和鲁迅、胡适等一样，他们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全面创造新文化。搞民主运动的时候，闻先生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面杀出去，我们里应外合，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
　　国学泰斗冯友兰，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主要因为政治原因。1945年国民党在全国开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冯也位列其中。当时我们对国民党没好感，所以对他也就没有好感。对于大师们，我一直觉得要有批判、有选择地看。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有很多见解我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的一面，对它不怎么美好的一面绝口不谈。人无完人，总有缺点，文化也是一样。
　　读书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西南联大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我的回答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怎么说，都没人干涉。同学中间什么立场的都有，没有太大的思想政治隔膜。晚上没事，大家在宿舍里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激烈地辩论。之后，彼此之间关系依然很好。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1939年，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粮食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
　　填不饱肚子，住得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40人。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后来成了有名的作家，他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趿拉着一双布鞋，后跟也不提。还经常说着笑话抽着烟，很颓废的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时世艰难，还面临着战火的威胁。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飞机却几乎天天来轰炸。每天差不多都是10点钟准时来，炸到12点、1点又走了。昆明天气非常好，炸弹投下来非常耀眼，如水银泻地，然后就是一阵地动山摇。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比较安全了。但有时炸弹也扔到山沟里，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就被石头土块给埋了起来。
　　那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段日子，我们的内心依然是充实的，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尽管也没什么根据。我想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很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解散，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写一篇论文，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在台湾病得厉害，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3年，最后我也没有拿到学位。
　　不过这也不要紧，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它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自得其乐，就是我内心最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