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当官的派头似乎只是官员道德素质在官员身上的一种个性化表现，与权势不太相干；但往深里看，当官的派头实质上是对权势的一种炫耀。
　　
　　社会历史治乱兴衰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政权的气数首先取决于社会管理层道德风尚的演变。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都变得追求“派头”了，那只能说明追逐和炫耀权势成了官员的“道德风尚”。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当官的追求“派头”，势必形成污浊的政风，也势必对民风产生恶劣的影响，从而使整个社会风气遭到破坏，危及政权，祸及国家，殃及人民。
　　因此，我们不能不正视当官的派头问题。
　　
　　我当官 我派头
　　
　　什么是当官的派头？看起来有官威，说的话是官话，端出一副官架子，这就是官员派头。
　　当了官，就“须仰视得见”。看人睥睨斜视，说话拿腔拿调，巡视前呼后拥，甚至警车开道，生生地把自己与老百姓拉开了距离。这是“工作派头”。
　　当了官，就以为成了“天才”以至“全才”，什么都懂。一开口就成了“理论”，一动笔就成了“著作”。不管什么会什么活动，都可以去作“重要指示”。什么科学技术，什么专业学术，什么论证研讨，当了官就都无师自通了。这是“学习派头”。
　　没有几个大款朋友，还算什么“官”?不出入高档会所，还做什么“官”？不找一两个情人，还当什么“官”?这些都是个人生活上的小事，犯不着上纲上线。不就是吃了几顿海鲜、喝了几瓶茅台、穿了几身名牌、坐了几辆轿车、玩了几趟名胜、赌了几回牌局、睡了几个美女吗?别动不动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说得多难听。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家享受，难道惟独我们当官的就不能享受吗?这是“生活派头”。
　　
　　派头是怎样炼成的
　　
　　当官的派头不是哪个官员一生下来就有的，也不是一两天就学得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从我们的党政官员中涌现了一大批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式的好干部，也形成了一股清廉、亲民、朴素的新政风。但是，“铁打江山五十年”、“太平盛世二十年”，政权的日益巩固，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一些官员渐渐忘记了当官的根本宗旨，渐渐地讲起了排场，比起了阔气，摆起了架子。更有甚者，少数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官员，更将领导岗位和手中的权力看成是为自己谋私利、耍特权、抖威风的私有资产和特殊工具，“派头”也就玩到了极致。
　　两千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官本位”根深蒂固，老百姓仰视“权力”，崇尚备至。因此，少数官员耍派头，风光无限，许多老百姓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特权的存在与炫耀，甚至莫名其妙有一种艳羡心理，以此作为最大的价值追求教育自己的后代“学而优则仕”。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同以至放纵、崇尚当官派头的“温室效应”。
　　
　　官员的派头还离不开体制的庇护。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政治化了的道德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在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下，政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官员的品德、操守。今天，我国虽然在逐渐走进法治社会，但目前的各种规章制度，尚不能全面而具体地对官员的言行加以规范。在现有的体制下，官员处在一个封闭型的体系空间，游离于社会的监督外，官员享受着某种“特殊权利”，无形中促成了一些官员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对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的淡漠，主人意识、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和优越感的极度膨胀。这样一来，当官的讲派头就有了舞台有了市场，也有了“通行证”和“保护伞”。
　　
　　派头派生苦头
　　
　　既然当官的派头是炫耀权势的一种表现，那么，派头派生出苦头也就成了必然。
　　苦头之一：损害干群关系。官员有了派头，就会高高在上，就会脱离群众，就会有被架空的危险。老百姓就会觉得，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先进性，都只是“说唱”。久而久之，无血肉相连之情，有离心离德之忧。
　　苦头之二：助长了官场腐败和官场陋习。当官的派头需要一定的资本作支撑，派头越大，需要的资本越多。在官场，一旦讲派头成为官员的一种追求，一些官员一定会将手中的权力市场化，进行或明或暗的权钱交易，从而形成派头与腐败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官场内部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派头”这种无形资本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帮助对方谋取某种权利时，常常会起到一种独特的作用。于是，官官相护、任人唯亲、趋炎附势、织关系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等官场陋习就会蔓延开来。
　　苦头之三：玷污了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当官的讲派头，老百姓崇尚当官的派头，不良的政风催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从而玷污了人们的精神。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正在艰难地向前推进，当官的派头一流行一影响，不仅为民主与法制建设增添了难度，而且对日渐淡化的“官本位”意识又打了一针强心剂，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增加了阻力。这对我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推进是极为不利的。
　　卢梭说：“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所幸的是，我们的官员讲派头的风气还只是一种现象和趋势，并未“生根”，“改造”以至根除还来得及。
　　要根除当官的派头，宗旨教育、道德教化是不可少的，但这还只是内在的软约束；更重要的是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把官员的公仆意识和对政治的责任伦理意识法制化，营造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环境。这样，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会被及时铲掉，当官的派头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也没有了市场。当官的没有派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更开明、更清明、更文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