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傍河的公园突然零乱起来，像是出现的一个巨大停顿，到处充满了人的痕迹。一条新挖出来的沟，蜿蜒往东，也蜿蜒朝西。建筑工人正在忙碌，铲、锹、镐，还有挖掘机、切割机，或泊，或前行，一堆声响正理直气壮地往各个方向奔跑。一棵棵花树东倒西歪者有之，横卧在地上者有之，裸露的树根上挂着一大把根须，一半向天空，一半向大地。有的比较幸运，树根上被裹了泥，但周围捆扎了草绳，纵横交错，像是包扎，又似乎是捆绑，怕树跟鸟跑了。也有些花树劈头盖脑地躺倒在泥土里，残枝败叶，自是不可避免。我有些恍惚，误以为闯入了手术间。
我实习时有一次跟带教老师做小肠疝。小肠疝患者是一位四岁的小朋友，疝不是很严重，带教老师决定让我做他的助手。我自己也充满期待。一切准备就绪，我站到了手术台。器械护士打开手术器械包，一大把手术刀、剪子、镊子，还有血管钳、弯钩，一一摆放到器械台上，尽管动作娴熟、轻柔，仍无法消除金属叩击声。老师是主刀，我只是配合着他止血、拉钩，有时剪个口子。小患者麻醉后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对手术台上的一切浑然不知。老师不时提醒我往哪里剪，往哪里切。我开始很投入，保持着清醒。当切口的血一次次涌出来时，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头发晕，一股热浊气从小腹部一直冲到胸口，我觉得四肢无力，胸闷心悸，呼吸困难，老师的话离耳朵越来越远。我勉强放下剪子，在旁边人的搀扶下软绵绵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来不及摘口罩，我一下躺在手术室地上。我耳边听到了自己倒地上时“咚”的一声，但我根本没有痛感。等我慢慢有意识时，感觉自己像是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整个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我再次感到窒息。然而，那些花树比我早躺倒了下来。
这些树是我的邻居，它们比我先住到这儿。等我搬进小区时，它们已经扎根于斯。我生活的直径，也就单位到小区，小区到单位，偶尔逛个书店，或看场电影。相比那些树，我似乎更扎根于此。不过，我清楚地明白，我没有树的品质，它忠诚于这片土地，一旦根须触碰到泥，就心无旁骛地向大地深处扎，而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热爱过我所居住的地方。在村人的眼里，我居住在城里，那是老家人用一辈子的努力才编织出的宏大词语。我在城里积累了二十年的生活，可我的精神胎记始终留在了曾经想逃离的村庄。象征文明与文化的城市，畜养我的却是满袖的孤独感。初到城里，我有了孤独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孤独还是没有消失过。有时，我也出去散个步，从一棵棵花树旁边慢慢踱过，三百米后再折返，继续慢慢地踱，像是生活的重复。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它们，有的认识，有的叫不出，但不妨碍我喜欢它们。
在这个城市待久了，我喜欢的东西渐渐在减少，似乎人生真的到了做减法的时候。唯有树，我的欢喜心仍然保持着。从外面应酬回来，我并不急着回家，一个人坐在树下，或站上一会儿，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风在树间穿来穿去，掀起一片片叶子，似乎那是它的表情。我想回应树的表情，可嘴巴怎么咧，我都覺得不满意。我回忆着刚才饭桌上那些人的表情，他们有笑嘻嘻的，不管敬谁的酒，脸上如沐春风，手里的酒杯始终压低在别人的酒杯下。他们有故作高深，对谁似乎都像一杯温开水，可以说没有表情，也可以说那是表情。他们也有丰富变化的笑脸，有发自肺腑的笑，有勉强绽开的笑，有不冷不热的笑，有公事公办的笑。我肯定也这样笑过，对着一张张无论可接受还是不情愿面对的脸。但离开了饭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原来很难。想到这儿，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往外拉了一下，我笑了，那是苦笑。这是笑给自己的。当然，树也看见了。
树一辈子不说话，保持着它物种的特征。人，一生下来就呱唧呱唧，由光吃不说，到又吃又说，又说又吃，最后不吃不说。人的进化比植物快，也就几千年的事情，人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神话与童话，包括民间传说，把先人的想象都填充到了今人的现实生活。那些植物，比如树，它们还在进化，至于能不能进化到又吃又说，这个结论不好下，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树积攒的是大自然成就。我们，毕一生的努力，只为自己的成就而呱唧呱唧。场面上的人，还有场面上的话，是呱唧呱唧的速写。你不可认真，包括捧给你的赞美词，但也不可不认真，那是人跟人生活的法则之一。人跟树就没有那么多潜滋暗长的法则，树长大，我也慢慢老去，我跟树似乎一辈子只图老字。我看时光飞逝，时光看我容颜转变，只有树在树心里默默镌刻着年轮，忠诚地守候着岁月，养生与它无关，整容也跟它无关，它老实地记录着日子的翻过去，好像世上并无坎。
它们在我们最近的距离更替着时序，春天葳蕤，夏天茂盛，秋天斑斓，冬天干净，什么季节长什么季节样。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关注，知行合一地往移植过来的泥土里扎根，然后倾其所有，向季节展现自己。即使有霾的时候，它们也静默在那里。它们灰蒙蒙地站着。那里，背后灰蒙蒙的天空，高楼隐藏在背后，在我视线里，树成了唯一的高大建筑。那些霾，原来一直徘徊在北方，最近也开始光顾江南。我怀疑树是不是跟我一样以为那是雾。雾，一年四季都很寻常，有经验的老农民靠雾去预测天气，如冬天三场雾，将会有一场大雪。勤快的人，即使大雾天也待在庄稼里，那些雾像精灵似的，绕着农具、庄稼，也缠绕着劳作的人。我小时候在大雾天去上学，走到学校后习惯用手去抹额前的头发，湿漉漉的，眉毛上沾着白色的露珠，像个老寿星。
霾，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熟悉它，它的面目实在酷似雾，一样的朦朦胧胧。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看见天上飞的，都以为是鸟。后来，证明它不是雾，原因很简单，你额前的头发永远不会捋出水来。有专家提醒，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有专家告诫，关闭窗户，减少户外活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经济的做法是收藏各种养肺养咽喉的偏方，所谓兼听则明。人的聪明第一次在霾的面前失效，只能任霾自己去向不明。一阵大风，一场大雪，或大雨，霾才抽身出我们的生活。霾，在天空上飘来荡去，不在此岸，就在彼岸，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坏天气，只能让更坏的天气来救赎，似乎成了一条经典。
当然，也有不落叶的乔木，一年中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光洒在身上，并没有比冬雪更洁净，夏阳底下的新鲜在秋风簌簌时仍一如既往。时间长了，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像那棵不落叶的乔木，也常常不知觉地坐在离它最近的石凳上，用不清澈的目光注视着它，久了，就有一种相看两不厌的意象。马路上熙熙过去，攘攘过来，匆匆赶赴着一场场的生活，有的人毕其一生谋取了A角或B角，而有的人经营了一辈子，只分配到一二句台词，更多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台词。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已经学会了掩饰激情，在别人的眼里显得稳重，不张扬，低调而守拙。活了四十多岁，我终于修成了稳重的正果，似乎抛弃了台词。也不知是幸事，还是败笔，自己曾经的锋芒与野心，以及执着，跟着岁月一起老去，像尘埃落定一样奔向大地深处。那棵乔木，也没有激情地活着，面对变换的四季，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像是一棵抱禅入定的树。 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有人用背部重重撞击树干，撞得极其勇敢，两只手伸向天空，带着某种仪式感。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嗬嗬……”，既像是打拍子，又像是壮胆。树在背后挺立着，一次次地接受着人的撞击。据说这是人养生的一种方法，通过震动达到清肺除痰的效果。选择树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来帮助自己打通经络，人真是把智慧用到极限的动物。
旁边的栀子花，每年开出甜腻腻的花香，那种香似乎有种夺路而奔的意思。再过去还有月季花、夹竹桃、桂花，以及茶花、鸢尾花，它们把公园住满了，自然，也凭借花香住进了别人的视线里。对于不落叶的乔木，它只生活在它的不落叶这个特性中，一场场的花期跟它无关，时光的枝枝丫丫，对它来说无所谓开始与终点。它们有的高大，有的低矮，但它们的高大跟人的审美取向并不一不致，我常常去公园住，很少见到一个人能正正经经地仰视一棵树的高大。不过，这十几年当中，我还是见到了几个人在一棵树下昂首。
我当时从河西的那边走过来，脑袋并不空白，肯定在想着什么，只是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在想什么。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小心地蜿蜒在花树间。我的目光时而越过那些静寞的花树，时而落在河面上。那个人就在我的前面站着，头往上抬着，一棵乔木从他的脚下一直站到他的头上，从树叶缝隙间透露出来的阳光像碎片一样砸到他的脸上，使得他并不年轻的脸上溢满了光泽，仿佛集中了他一生的资历。我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尤其他高昂的头，那是仰望的标准动作。他眯缝着眼睛，嘴巴张着，不时地翕动，像是对着树精心考虑一句话，或一个词。就在离他约有四五步的距离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头顺势往下低，像是對树鞠了半个躬。他抹了一下嘴巴，还推了一下鼻子，走了。
我的目光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奇特的人，他蹲在石凳上，整个人缩着，手里拿着一本小学生常用的算术本，一只手握着笔在上面写着什么。我经过他的时候，他侧过身子，似乎躲我的目光。过去后的两三分钟，我下意识地掉转头，他已经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把头抬得很高，上面是一棵树，正被风吹得哗啦啦响，他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起来。我立住脚步，好奇地看着他。他好长时间一直仰视着那棵正哗啦啦响的大树，但手里的笔没有停止，不住地在上面涂写着什么。我不由顺着他的视线去看那棵树，这棵树除了高大，没有什么异质。我对这个仰望树的人充满了敬意，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个专心致志仰望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似乎我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幻觉。后来我又偶遇了那个人，仍是缩着身子，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我悄悄凑过去，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或许是诗。我的期待混合在了敬仰中。本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的笔还在上面拼命写，一个个数字整齐地站到了浅色的蓝线条上。我心生诧异，第一个反应是莫不是麦家老师笔下的容金珍重返人间。我也不管唐突不唐突，问他在写什么。他把头往一边偏过去，两只手捂住本子。我还想问，可他猛地站起身子，跑了。我后来跟一位朋友说起这个人，她说，莫不是脑子有病？我无语。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成了一个去向不明的人。
树还没有倒下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位中年人靠在树干上打盹，旁边放着四块镶瓷的屏风，上面搁着一根圆木棍。树冠正好遮住骄阳，他胸前叉着双手，两只脚放在屏风下，似乎想勾住屏风。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听到他轻微的鼾声。这是一张干涸的脸，两个颧骨似乎想就此逃离，皱纹爬满了他的眼角，两条法令纹从鼻翼边一直纵到嘴边。他的屏风跟他四分五裂的脸色很般配，做工粗糙，质地一般，看得出想复古，可毫无艺术感。不知道他能卖给谁。城里的人谁会在乎那些做旧了的东西，何况城市自己正把旧的东西清除出去，拆倒一座老宅，推掉一堵旧墙，每天东一簇新，西一簇新，新得理直气壮。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棵棵树矮下去，又一棵棵树匍匐大地，人终于可以俯视那些大树，树成了站立的废墟。这个行脚讨生活的人，用树的身躯抵住他的腰，树的高大给他一个虚拟的床位。
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我后来在大街上见到过他。他用圆木棍挑着屏风，还是镶器的，还是四块，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行走着。他既不吆喝，也不放下担子，好像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信任，一脚一脚走过精致的店铺，一截长长的身影拖在背后，泥浆一样的阳光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人流里。
我怅然若失，已不可避免。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是有身份证而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来了，或走了，于城市的年轻与繁华无关紧要，或者根本没有一点关联。他们对城市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如同城市并不在意他们的去向。名人馆，博物馆，还有图书馆，在他们眼里还不如饭馆实在。他们的名字，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假如有一天，他们把自己丢了，这个城市是无法帮助他们找回记忆。他们像一棵树一样，默默地生长，雨来了，能淋得住，风来了，也能扛得住，但最怕的是连根拔起。他们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城市边缘，唯恐自己得罪了城市。他们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力气兑现着他微薄的梦想，然而，一道道沟堑横亘在他们的生活面前。五星级酒店依然挂着衣冠不整者免入。那些巨型的广告，永远替私人定制。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还是一块咸碱地。一场场的生活，接着茬地继续着。他们在尘嚣的城市里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或淹没于别人的热闹，或轮回在别人的故事里。一些失却生活基础的老手艺人，在某个小弄口摆个地摊，偶有人拿着修补的东西过来，不急，也不慢，勾着头修修补补。
他们来时不明，在这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里待上几年，几乎盛下了他们一生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不再改变，即使长了十几年，他们的梦想还是如此。但他们的去向不明。他们很难在这里终老。这儿只是盛放梦想的地方。他们像一棵城里的树一样，习惯于静默。一辈子也极少有变化。
树倒了，公园就没有了价值。平时在这个公园跳舞与闲聊的老人跑到了对岸的公园。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的日常。或组建自己的戏曲队，把音响调到最大功率，用一种声音砸向另一种声音，在掺和着幽幽暗暗的灯光里奔向人间烟火，也包括冲向倒地的花树们。或把广场舞跳的气势非凡，一百人的佳木斯，整齐划一，一棵棵大树站在他们的身后，把黑夜衬托得无比辽阔。每个晚上，彼岸的公园像搅和的一锅粥。此岸的花树仍静静躺在泥石里，建筑工人还在挖沟。 这个时候，我往往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书，或一个人捧杯茶。我不太喜欢那个公园，太黏。几个亭子里各有一组戏曲队，这组唱越剧，那组就唱姚剧，或京剧，谁也不会从众。有唱得像模像样的，也有走调得不像话。这些都无关紧要，既不影响每晚人群的涌向，也不会影响他们每晚准时开唱，那是一群人的内分泌。当然，对我也无关紧要，我可听，可不听，他们跑调厉不厉害，跟我的思考与静坐像两条平行的直线。这样的光景，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有一个声音颠覆了我的平行。这是男声唱旦，王派、傅派、戚派，似乎样样都会。越经典的剧目，大家越熟悉，一听就知道有没有跑调。他的声音很粗糙，估计五十出头，声带已经增厚。但旦的唱腔有旦的要求，甜润、婉转、行云流水，显然，这个人完全不具备这些。他只会让声音往窄处挤，既不懂气息，也不会用腔，结果出来的声音胖得胖、瘦得瘦，还瘸得瘸，搅动了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修养。
我实在忍受不了，起身把窗户关上。尽管如此，他的声音还是跑过来，像是故意敲打着我的玻璃窗。更不能忍受的是，他每次都要唱半个小时，唱好后，不知谁在给他鼓掌，他总会嬉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穿出来，有点不正经，又充满恐怖，因为让我联想到这个人的傻乎乎。后来，我得知唱越剧的他确实有些智障，已经快六十，还需要老父亲照料。唱越剧，对他来说无所谓特长与爱好。每个晚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他出来，用一包烟的代价请人给他儿子伴奏。起初大家都有些勉强，但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以及老父亲充满极其谦卑与讨好的神情，那些操琴抹弦的，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几个乐师配合着他，以及他的父亲，除此之外没有人来听他唱，跟旁边的几个戏曲队相比，这里要多冷清就有多冷清。也许是听到了这个故事，我慢慢接纳了他的声音，有时也会静下心来听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想象他的父亲，一个年老的父亲，他静静坐在角落里，听他儿子唱戏，知道他唱得不怎么样，但仍用无比虔诚的欣赏去鼓励智障的儿子。等过足了戏瘾，老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跟乐队道谢后踽踽而归。
我以为，那位喜欢唱旦角的中年人，跟那些跳小苹果的大妈一样会持续这种喜欢。但，他的越剧突然消失了。我习惯了这种期待后，一旦中止，而且去向不明，我觉得很难过，尤其是替那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这是一个无法补缺的故事。
那些花草，那些树住进公园的时候，还不是很茁壮，刚从苗圃移植过来，根须上还沾着苗圃里的泥。或许，它们连汽车灯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各种喧闹了。我不知道一棵树成为城里的树需要经过几年，它们的根须绕过一块石头会努力多长时间。现在，它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枯败给我看，我以为它们故意死给我看的，而且我为这个想法感到某种阴险的得意，好像我跟树是一起预谋的。一棵松柏，一半焦黄，一半翠绿；一棵茶花，左边蔫不拉叽，右边却勃勃生机。我以为，那是树向人展现阴阳脸，那是人自己的脸。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用一张脸皮可以把那些不明真相的语言蒙混过去。这些，树见多了。
工程还在进行，花树注定还不能落脚。我曾问过一位工人，这些花树是不是还将重新回到它们的坑里。那位工人看看我，好像我很陌生。当然，我跟他之间陌生根本不是问题。他说，不死的，可以利用。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我只是感到遗憾。
树不会说话，自然，也不会撒谎，更不会说些去向不明的话。这点，人比树更卑鄙。这个城里有一处上千年的寺院，尽管现在的大殿簇新簇新，但历史明明白白，在县城的县志里记录着，从一个个百年传下来。也因凭借这个，寺院的建设越来越宏大，善男信女都愿意捐一笔不菲的功德钱。我以为，那座寺院里只有那几棵樟树才具有佛性。它们从不在佛前祈福，也不向佛跪拜，更不会念念有词。与芸芸众生相比，树的修行更明确，也更清晰。坐在大殿里佛笑而不语，树站在殿外也不语。凡夫俗子们的欲念，出了这座寺院的门后仍坠入恶道轮回，而他们仍然不明就里，让无明牵了一辈子。
树，也有一辈子的概念。这跟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树的一辈子取决于它的成材，木匠是树的师傅，木匠看树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同，他看到的是树有没有取材的可能，而我们可能仅仅停留在树的高大上，比如我仰视一棵树的时候，我只关注树的高大，树给人带来的庇荫。如果，木匠看中了一棵树，这棵树便倒下，然后在木匠的手里成为柜子，成为箱子，或其他，用木的形式成為人生活中的器物。公园里的树倒下，不是木匠说了算。城里的木匠受雇于器物的制作，似乎不担心有没有生计，只要这个城里的地块还在进入市场，他们永远不担心自己会败业。不过，他们看树的眼光，已失却早年的精确，很多时候他们无法替一棵树做出命运的结论，这一点，跟公园里的树已经差不多，他们和它们都有可能去向不明。
在施工前，曾经有一个告示，巨型的广告，里面写着工程概况，提醒市民出行小心，请勿在公园逗留。但是谁能告诉树，还有鸟，它们都不识字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树还躺倒在地上，天气越来越热，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枯死，一部分还活着。我怀疑那些死去的树是因为读懂了告示牌上的字。原来被绿化的地方，突然空出一大块土地。一些居民按捺不住种菜的念头，在那些慢慢堆高的泥上种了菜。我无法想象他们用了什么工具把一颗颗菜种下去。我数了一下，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有十几处菜地。有的还只是幼苗，有的已经长出数片叶子，还有的差不多可以收割了。一块块菜地顺着坡度爬上去，又爬下去，似乎带着某种疑惑。
就在菜在泥地里生长的时候，一些花树用卡车慢慢运过来，在树根处缠着壮硕的绳子。一棵棵树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然后又被人杭育杭育抬到泥坑边，或躺着，或靠着，等待坐进泥里。还有一块块草皮，它们将像被子一样覆盖住那些承载着乡野的泥土，连同突然出现的停顿。
沟已经不用再挖，沟里填埋进了钢筋水泥，砌成了一堵墙，用工程的术语，这墙是防洪墙。四年前，一场大雨，把小城淹得像水漫金山，全城几乎进水一米多。我所在的小区水一直漫上楼梯第三个台阶。停电停水，还停通讯，所有的信息去向不明，整座城寂静得令人恐慌。有人划着皮艇来送食品，有人开着路虎来救援，还有人送来一箱箱的物资与药品，水上的声音成了那时唯一的奢侈品。后来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尽管大家在天灾面前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库泄洪信息等充满了质疑。曾有人在微信上转发了数条关于堵还是疏的治水评论，包括省里一位媒体人撰写的《家乡石栏去哪了》的小言论。一时，朋友圈都在刷屏。也就一个星期，那些关注已去向不明。所有的石栏如期换上了用木框镶着的玻璃，把姚江围在玻璃栏下，像一只玻璃酒杯。
我想起江南有许多寺院的木结构中是没有钉子的，靠的是榫与卯的组合功夫，一千多年过去了，寺庙还是那么的结实，似乎那些木头仍然在呼吸。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它们之间谁会更去向不明？一辆卡车正往城外跑去，车上装满了枯死的花树，以及挖掘出来的泥土，上面插着铲、锄头等工具，乍一看，像个感叹号，再一看，已成了一个个问号。
我实习时有一次跟带教老师做小肠疝。小肠疝患者是一位四岁的小朋友，疝不是很严重，带教老师决定让我做他的助手。我自己也充满期待。一切准备就绪，我站到了手术台。器械护士打开手术器械包，一大把手术刀、剪子、镊子，还有血管钳、弯钩，一一摆放到器械台上，尽管动作娴熟、轻柔，仍无法消除金属叩击声。老师是主刀，我只是配合着他止血、拉钩，有时剪个口子。小患者麻醉后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对手术台上的一切浑然不知。老师不时提醒我往哪里剪，往哪里切。我开始很投入，保持着清醒。当切口的血一次次涌出来时，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头发晕，一股热浊气从小腹部一直冲到胸口，我觉得四肢无力，胸闷心悸，呼吸困难，老师的话离耳朵越来越远。我勉强放下剪子，在旁边人的搀扶下软绵绵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来不及摘口罩，我一下躺在手术室地上。我耳边听到了自己倒地上时“咚”的一声，但我根本没有痛感。等我慢慢有意识时，感觉自己像是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整个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我再次感到窒息。然而，那些花树比我早躺倒了下来。
这些树是我的邻居，它们比我先住到这儿。等我搬进小区时，它们已经扎根于斯。我生活的直径，也就单位到小区，小区到单位，偶尔逛个书店，或看场电影。相比那些树，我似乎更扎根于此。不过，我清楚地明白，我没有树的品质，它忠诚于这片土地，一旦根须触碰到泥，就心无旁骛地向大地深处扎，而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热爱过我所居住的地方。在村人的眼里，我居住在城里，那是老家人用一辈子的努力才编织出的宏大词语。我在城里积累了二十年的生活，可我的精神胎记始终留在了曾经想逃离的村庄。象征文明与文化的城市，畜养我的却是满袖的孤独感。初到城里，我有了孤独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孤独还是没有消失过。有时，我也出去散个步，从一棵棵花树旁边慢慢踱过，三百米后再折返，继续慢慢地踱，像是生活的重复。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它们，有的认识，有的叫不出，但不妨碍我喜欢它们。
在这个城市待久了，我喜欢的东西渐渐在减少，似乎人生真的到了做减法的时候。唯有树，我的欢喜心仍然保持着。从外面应酬回来，我并不急着回家，一个人坐在树下，或站上一会儿，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风在树间穿来穿去，掀起一片片叶子，似乎那是它的表情。我想回应树的表情，可嘴巴怎么咧，我都覺得不满意。我回忆着刚才饭桌上那些人的表情，他们有笑嘻嘻的，不管敬谁的酒，脸上如沐春风，手里的酒杯始终压低在别人的酒杯下。他们有故作高深，对谁似乎都像一杯温开水，可以说没有表情，也可以说那是表情。他们也有丰富变化的笑脸，有发自肺腑的笑，有勉强绽开的笑，有不冷不热的笑，有公事公办的笑。我肯定也这样笑过，对着一张张无论可接受还是不情愿面对的脸。但离开了饭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原来很难。想到这儿，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往外拉了一下，我笑了，那是苦笑。这是笑给自己的。当然，树也看见了。
树一辈子不说话，保持着它物种的特征。人，一生下来就呱唧呱唧，由光吃不说，到又吃又说，又说又吃，最后不吃不说。人的进化比植物快，也就几千年的事情，人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神话与童话，包括民间传说，把先人的想象都填充到了今人的现实生活。那些植物，比如树，它们还在进化，至于能不能进化到又吃又说，这个结论不好下，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树积攒的是大自然成就。我们，毕一生的努力，只为自己的成就而呱唧呱唧。场面上的人，还有场面上的话，是呱唧呱唧的速写。你不可认真，包括捧给你的赞美词，但也不可不认真，那是人跟人生活的法则之一。人跟树就没有那么多潜滋暗长的法则，树长大，我也慢慢老去，我跟树似乎一辈子只图老字。我看时光飞逝，时光看我容颜转变，只有树在树心里默默镌刻着年轮，忠诚地守候着岁月，养生与它无关，整容也跟它无关，它老实地记录着日子的翻过去，好像世上并无坎。
它们在我们最近的距离更替着时序，春天葳蕤，夏天茂盛，秋天斑斓，冬天干净，什么季节长什么季节样。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关注，知行合一地往移植过来的泥土里扎根，然后倾其所有，向季节展现自己。即使有霾的时候，它们也静默在那里。它们灰蒙蒙地站着。那里，背后灰蒙蒙的天空，高楼隐藏在背后，在我视线里，树成了唯一的高大建筑。那些霾，原来一直徘徊在北方，最近也开始光顾江南。我怀疑树是不是跟我一样以为那是雾。雾，一年四季都很寻常，有经验的老农民靠雾去预测天气，如冬天三场雾，将会有一场大雪。勤快的人，即使大雾天也待在庄稼里，那些雾像精灵似的，绕着农具、庄稼，也缠绕着劳作的人。我小时候在大雾天去上学，走到学校后习惯用手去抹额前的头发，湿漉漉的，眉毛上沾着白色的露珠，像个老寿星。
霾，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熟悉它，它的面目实在酷似雾，一样的朦朦胧胧。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看见天上飞的，都以为是鸟。后来，证明它不是雾，原因很简单，你额前的头发永远不会捋出水来。有专家提醒，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有专家告诫，关闭窗户，减少户外活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经济的做法是收藏各种养肺养咽喉的偏方，所谓兼听则明。人的聪明第一次在霾的面前失效，只能任霾自己去向不明。一阵大风，一场大雪，或大雨，霾才抽身出我们的生活。霾，在天空上飘来荡去，不在此岸，就在彼岸，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坏天气，只能让更坏的天气来救赎，似乎成了一条经典。
当然，也有不落叶的乔木，一年中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光洒在身上，并没有比冬雪更洁净，夏阳底下的新鲜在秋风簌簌时仍一如既往。时间长了，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像那棵不落叶的乔木，也常常不知觉地坐在离它最近的石凳上，用不清澈的目光注视着它，久了，就有一种相看两不厌的意象。马路上熙熙过去，攘攘过来，匆匆赶赴着一场场的生活，有的人毕其一生谋取了A角或B角，而有的人经营了一辈子，只分配到一二句台词，更多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台词。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已经学会了掩饰激情，在别人的眼里显得稳重，不张扬，低调而守拙。活了四十多岁，我终于修成了稳重的正果，似乎抛弃了台词。也不知是幸事，还是败笔，自己曾经的锋芒与野心，以及执着，跟着岁月一起老去，像尘埃落定一样奔向大地深处。那棵乔木，也没有激情地活着，面对变换的四季，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像是一棵抱禅入定的树。 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有人用背部重重撞击树干，撞得极其勇敢，两只手伸向天空，带着某种仪式感。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嗬嗬……”，既像是打拍子，又像是壮胆。树在背后挺立着，一次次地接受着人的撞击。据说这是人养生的一种方法，通过震动达到清肺除痰的效果。选择树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来帮助自己打通经络，人真是把智慧用到极限的动物。
旁边的栀子花，每年开出甜腻腻的花香，那种香似乎有种夺路而奔的意思。再过去还有月季花、夹竹桃、桂花，以及茶花、鸢尾花，它们把公园住满了，自然，也凭借花香住进了别人的视线里。对于不落叶的乔木，它只生活在它的不落叶这个特性中，一场场的花期跟它无关，时光的枝枝丫丫，对它来说无所谓开始与终点。它们有的高大，有的低矮，但它们的高大跟人的审美取向并不一不致，我常常去公园住，很少见到一个人能正正经经地仰视一棵树的高大。不过，这十几年当中，我还是见到了几个人在一棵树下昂首。
我当时从河西的那边走过来，脑袋并不空白，肯定在想着什么，只是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在想什么。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小心地蜿蜒在花树间。我的目光时而越过那些静寞的花树，时而落在河面上。那个人就在我的前面站着，头往上抬着，一棵乔木从他的脚下一直站到他的头上，从树叶缝隙间透露出来的阳光像碎片一样砸到他的脸上，使得他并不年轻的脸上溢满了光泽，仿佛集中了他一生的资历。我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尤其他高昂的头，那是仰望的标准动作。他眯缝着眼睛，嘴巴张着，不时地翕动，像是对着树精心考虑一句话，或一个词。就在离他约有四五步的距离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头顺势往下低，像是對树鞠了半个躬。他抹了一下嘴巴，还推了一下鼻子，走了。
我的目光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奇特的人，他蹲在石凳上，整个人缩着，手里拿着一本小学生常用的算术本，一只手握着笔在上面写着什么。我经过他的时候，他侧过身子，似乎躲我的目光。过去后的两三分钟，我下意识地掉转头，他已经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把头抬得很高，上面是一棵树，正被风吹得哗啦啦响，他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起来。我立住脚步，好奇地看着他。他好长时间一直仰视着那棵正哗啦啦响的大树，但手里的笔没有停止，不住地在上面涂写着什么。我不由顺着他的视线去看那棵树，这棵树除了高大，没有什么异质。我对这个仰望树的人充满了敬意，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个专心致志仰望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似乎我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幻觉。后来我又偶遇了那个人，仍是缩着身子，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我悄悄凑过去，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或许是诗。我的期待混合在了敬仰中。本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的笔还在上面拼命写，一个个数字整齐地站到了浅色的蓝线条上。我心生诧异，第一个反应是莫不是麦家老师笔下的容金珍重返人间。我也不管唐突不唐突，问他在写什么。他把头往一边偏过去，两只手捂住本子。我还想问，可他猛地站起身子，跑了。我后来跟一位朋友说起这个人，她说，莫不是脑子有病？我无语。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成了一个去向不明的人。
树还没有倒下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位中年人靠在树干上打盹，旁边放着四块镶瓷的屏风，上面搁着一根圆木棍。树冠正好遮住骄阳，他胸前叉着双手，两只脚放在屏风下，似乎想勾住屏风。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听到他轻微的鼾声。这是一张干涸的脸，两个颧骨似乎想就此逃离，皱纹爬满了他的眼角，两条法令纹从鼻翼边一直纵到嘴边。他的屏风跟他四分五裂的脸色很般配，做工粗糙，质地一般，看得出想复古，可毫无艺术感。不知道他能卖给谁。城里的人谁会在乎那些做旧了的东西，何况城市自己正把旧的东西清除出去，拆倒一座老宅，推掉一堵旧墙，每天东一簇新，西一簇新，新得理直气壮。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棵棵树矮下去，又一棵棵树匍匐大地，人终于可以俯视那些大树，树成了站立的废墟。这个行脚讨生活的人，用树的身躯抵住他的腰，树的高大给他一个虚拟的床位。
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我后来在大街上见到过他。他用圆木棍挑着屏风，还是镶器的，还是四块，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行走着。他既不吆喝，也不放下担子，好像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信任，一脚一脚走过精致的店铺，一截长长的身影拖在背后，泥浆一样的阳光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人流里。
我怅然若失，已不可避免。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是有身份证而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来了，或走了，于城市的年轻与繁华无关紧要，或者根本没有一点关联。他们对城市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如同城市并不在意他们的去向。名人馆，博物馆，还有图书馆，在他们眼里还不如饭馆实在。他们的名字，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假如有一天，他们把自己丢了，这个城市是无法帮助他们找回记忆。他们像一棵树一样，默默地生长，雨来了，能淋得住，风来了，也能扛得住，但最怕的是连根拔起。他们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城市边缘，唯恐自己得罪了城市。他们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力气兑现着他微薄的梦想，然而，一道道沟堑横亘在他们的生活面前。五星级酒店依然挂着衣冠不整者免入。那些巨型的广告，永远替私人定制。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还是一块咸碱地。一场场的生活，接着茬地继续着。他们在尘嚣的城市里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或淹没于别人的热闹，或轮回在别人的故事里。一些失却生活基础的老手艺人，在某个小弄口摆个地摊，偶有人拿着修补的东西过来，不急，也不慢，勾着头修修补补。
他们来时不明，在这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里待上几年，几乎盛下了他们一生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不再改变，即使长了十几年，他们的梦想还是如此。但他们的去向不明。他们很难在这里终老。这儿只是盛放梦想的地方。他们像一棵城里的树一样，习惯于静默。一辈子也极少有变化。
树倒了，公园就没有了价值。平时在这个公园跳舞与闲聊的老人跑到了对岸的公园。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的日常。或组建自己的戏曲队，把音响调到最大功率，用一种声音砸向另一种声音，在掺和着幽幽暗暗的灯光里奔向人间烟火，也包括冲向倒地的花树们。或把广场舞跳的气势非凡，一百人的佳木斯，整齐划一，一棵棵大树站在他们的身后，把黑夜衬托得无比辽阔。每个晚上，彼岸的公园像搅和的一锅粥。此岸的花树仍静静躺在泥石里，建筑工人还在挖沟。 这个时候，我往往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书，或一个人捧杯茶。我不太喜欢那个公园，太黏。几个亭子里各有一组戏曲队，这组唱越剧，那组就唱姚剧，或京剧，谁也不会从众。有唱得像模像样的，也有走调得不像话。这些都无关紧要，既不影响每晚人群的涌向，也不会影响他们每晚准时开唱，那是一群人的内分泌。当然，对我也无关紧要，我可听，可不听，他们跑调厉不厉害，跟我的思考与静坐像两条平行的直线。这样的光景，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有一个声音颠覆了我的平行。这是男声唱旦，王派、傅派、戚派，似乎样样都会。越经典的剧目，大家越熟悉，一听就知道有没有跑调。他的声音很粗糙，估计五十出头，声带已经增厚。但旦的唱腔有旦的要求，甜润、婉转、行云流水，显然，这个人完全不具备这些。他只会让声音往窄处挤，既不懂气息，也不会用腔，结果出来的声音胖得胖、瘦得瘦，还瘸得瘸，搅动了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修养。
我实在忍受不了，起身把窗户关上。尽管如此，他的声音还是跑过来，像是故意敲打着我的玻璃窗。更不能忍受的是，他每次都要唱半个小时，唱好后，不知谁在给他鼓掌，他总会嬉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穿出来，有点不正经，又充满恐怖，因为让我联想到这个人的傻乎乎。后来，我得知唱越剧的他确实有些智障，已经快六十，还需要老父亲照料。唱越剧，对他来说无所谓特长与爱好。每个晚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他出来，用一包烟的代价请人给他儿子伴奏。起初大家都有些勉强，但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以及老父亲充满极其谦卑与讨好的神情，那些操琴抹弦的，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几个乐师配合着他，以及他的父亲，除此之外没有人来听他唱，跟旁边的几个戏曲队相比，这里要多冷清就有多冷清。也许是听到了这个故事，我慢慢接纳了他的声音，有时也会静下心来听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想象他的父亲，一个年老的父亲，他静静坐在角落里，听他儿子唱戏，知道他唱得不怎么样，但仍用无比虔诚的欣赏去鼓励智障的儿子。等过足了戏瘾，老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跟乐队道谢后踽踽而归。
我以为，那位喜欢唱旦角的中年人，跟那些跳小苹果的大妈一样会持续这种喜欢。但，他的越剧突然消失了。我习惯了这种期待后，一旦中止，而且去向不明，我觉得很难过，尤其是替那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这是一个无法补缺的故事。
那些花草，那些树住进公园的时候，还不是很茁壮，刚从苗圃移植过来，根须上还沾着苗圃里的泥。或许，它们连汽车灯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各种喧闹了。我不知道一棵树成为城里的树需要经过几年，它们的根须绕过一块石头会努力多长时间。现在，它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枯败给我看，我以为它们故意死给我看的，而且我为这个想法感到某种阴险的得意，好像我跟树是一起预谋的。一棵松柏，一半焦黄，一半翠绿；一棵茶花，左边蔫不拉叽，右边却勃勃生机。我以为，那是树向人展现阴阳脸，那是人自己的脸。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用一张脸皮可以把那些不明真相的语言蒙混过去。这些，树见多了。
工程还在进行，花树注定还不能落脚。我曾问过一位工人，这些花树是不是还将重新回到它们的坑里。那位工人看看我，好像我很陌生。当然，我跟他之间陌生根本不是问题。他说，不死的，可以利用。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我只是感到遗憾。
树不会说话，自然，也不会撒谎，更不会说些去向不明的话。这点，人比树更卑鄙。这个城里有一处上千年的寺院，尽管现在的大殿簇新簇新，但历史明明白白，在县城的县志里记录着，从一个个百年传下来。也因凭借这个，寺院的建设越来越宏大，善男信女都愿意捐一笔不菲的功德钱。我以为，那座寺院里只有那几棵樟树才具有佛性。它们从不在佛前祈福，也不向佛跪拜，更不会念念有词。与芸芸众生相比，树的修行更明确，也更清晰。坐在大殿里佛笑而不语，树站在殿外也不语。凡夫俗子们的欲念，出了这座寺院的门后仍坠入恶道轮回，而他们仍然不明就里，让无明牵了一辈子。
树，也有一辈子的概念。这跟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树的一辈子取决于它的成材，木匠是树的师傅，木匠看树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同，他看到的是树有没有取材的可能，而我们可能仅仅停留在树的高大上，比如我仰视一棵树的时候，我只关注树的高大，树给人带来的庇荫。如果，木匠看中了一棵树，这棵树便倒下，然后在木匠的手里成为柜子，成为箱子，或其他，用木的形式成為人生活中的器物。公园里的树倒下，不是木匠说了算。城里的木匠受雇于器物的制作，似乎不担心有没有生计，只要这个城里的地块还在进入市场，他们永远不担心自己会败业。不过，他们看树的眼光，已失却早年的精确，很多时候他们无法替一棵树做出命运的结论，这一点，跟公园里的树已经差不多，他们和它们都有可能去向不明。
在施工前，曾经有一个告示，巨型的广告，里面写着工程概况，提醒市民出行小心，请勿在公园逗留。但是谁能告诉树，还有鸟，它们都不识字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树还躺倒在地上，天气越来越热，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枯死，一部分还活着。我怀疑那些死去的树是因为读懂了告示牌上的字。原来被绿化的地方，突然空出一大块土地。一些居民按捺不住种菜的念头，在那些慢慢堆高的泥上种了菜。我无法想象他们用了什么工具把一颗颗菜种下去。我数了一下，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有十几处菜地。有的还只是幼苗，有的已经长出数片叶子，还有的差不多可以收割了。一块块菜地顺着坡度爬上去，又爬下去，似乎带着某种疑惑。
就在菜在泥地里生长的时候，一些花树用卡车慢慢运过来，在树根处缠着壮硕的绳子。一棵棵树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然后又被人杭育杭育抬到泥坑边，或躺着，或靠着，等待坐进泥里。还有一块块草皮，它们将像被子一样覆盖住那些承载着乡野的泥土，连同突然出现的停顿。
沟已经不用再挖，沟里填埋进了钢筋水泥，砌成了一堵墙，用工程的术语，这墙是防洪墙。四年前，一场大雨，把小城淹得像水漫金山，全城几乎进水一米多。我所在的小区水一直漫上楼梯第三个台阶。停电停水，还停通讯，所有的信息去向不明，整座城寂静得令人恐慌。有人划着皮艇来送食品，有人开着路虎来救援，还有人送来一箱箱的物资与药品，水上的声音成了那时唯一的奢侈品。后来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尽管大家在天灾面前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库泄洪信息等充满了质疑。曾有人在微信上转发了数条关于堵还是疏的治水评论，包括省里一位媒体人撰写的《家乡石栏去哪了》的小言论。一时，朋友圈都在刷屏。也就一个星期，那些关注已去向不明。所有的石栏如期换上了用木框镶着的玻璃，把姚江围在玻璃栏下，像一只玻璃酒杯。
我想起江南有许多寺院的木结构中是没有钉子的，靠的是榫与卯的组合功夫，一千多年过去了，寺庙还是那么的结实，似乎那些木头仍然在呼吸。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它们之间谁会更去向不明？一辆卡车正往城外跑去，车上装满了枯死的花树，以及挖掘出来的泥土，上面插着铲、锄头等工具，乍一看，像个感叹号，再一看，已成了一个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