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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河的公园突然零乱起来,像是出现的一个巨大停顿,到处充满了人的痕迹。一条新挖出来的沟,蜿蜒往东,也蜿蜒朝西。建筑工人正在忙碌,铲、锹、镐,还有挖掘机、切割机,或泊,或前行,一堆声响正理直气壮地往各个方向奔跑。一棵棵花树东倒西歪者有之,横卧在地上者有之,裸露的树根上挂着一大把根须,一半向天空,一半向大地。有的比较幸运,树根上被裹了泥,但周围捆扎了草绳,纵横交错,像是包扎,又似乎是捆绑,怕树跟鸟跑了。也有些花树劈头盖脑地躺倒在泥土里,残枝败叶,自是不可避免。我有些恍惚,误以为闯入了手术间。
我实习时有一次跟带教老师做小肠疝。小肠疝患者是一位四岁的小朋友,疝不是很严重,带教老师决定让我做他的助手。我自己也充满期待。一切准备就绪,我站到了手术台。器械护士打开手术器械包,一大把手术刀、剪子、镊子,还有血管钳、弯钩,一一摆放到器械台上,尽管动作娴熟、轻柔,仍无法消除金属叩击声。老师是主刀,我只是配合着他止血、拉钩,有时剪个口子。小患者麻醉后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对手术台上的一切浑然不知。老师不时提醒我往哪里剪,往哪里切。我开始很投入,保持着清醒。当切口的血一次次涌出来时,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头发晕,一股热浊气从小腹部一直冲到胸口,我觉得四肢无力,胸闷心悸,呼吸困难,老师的话离耳朵越来越远。我勉强放下剪子,在旁边人的搀扶下软绵绵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来不及摘口罩,我一下躺在手术室地上。我耳边听到了自己倒地上时“咚”的一声,但我根本没有痛感。等我慢慢有意识时,感觉自己像是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整个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我再次感到窒息。然而,那些花树比我早躺倒了下来。
这些树是我的邻居,它们比我先住到这儿。等我搬进小区时,它们已经扎根于斯。我生活的直径,也就单位到小区,小区到单位,偶尔逛个书店,或看场电影。相比那些树,我似乎更扎根于此。不过,我清楚地明白,我没有树的品质,它忠诚于这片土地,一旦根须触碰到泥,就心无旁骛地向大地深处扎,而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热爱过我所居住的地方。在村人的眼里,我居住在城里,那是老家人用一辈子的努力才编织出的宏大词语。我在城里积累了二十年的生活,可我的精神胎记始终留在了曾经想逃离的村庄。象征文明与文化的城市,畜养我的却是满袖的孤独感。初到城里,我有了孤独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孤独还是没有消失过。有时,我也出去散个步,从一棵棵花树旁边慢慢踱过,三百米后再折返,继续慢慢地踱,像是生活的重复。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它们,有的认识,有的叫不出,但不妨碍我喜欢它们。
在这个城市待久了,我喜欢的东西渐渐在减少,似乎人生真的到了做减法的时候。唯有树,我的欢喜心仍然保持着。从外面应酬回来,我并不急着回家,一个人坐在树下,或站上一会儿,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风在树间穿来穿去,掀起一片片叶子,似乎那是它的表情。我想回应树的表情,可嘴巴怎么咧,我都覺得不满意。我回忆着刚才饭桌上那些人的表情,他们有笑嘻嘻的,不管敬谁的酒,脸上如沐春风,手里的酒杯始终压低在别人的酒杯下。他们有故作高深,对谁似乎都像一杯温开水,可以说没有表情,也可以说那是表情。他们也有丰富变化的笑脸,有发自肺腑的笑,有勉强绽开的笑,有不冷不热的笑,有公事公办的笑。我肯定也这样笑过,对着一张张无论可接受还是不情愿面对的脸。但离开了饭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原来很难。想到这儿,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往外拉了一下,我笑了,那是苦笑。这是笑给自己的。当然,树也看见了。
树一辈子不说话,保持着它物种的特征。人,一生下来就呱唧呱唧,由光吃不说,到又吃又说,又说又吃,最后不吃不说。人的进化比植物快,也就几千年的事情,人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神话与童话,包括民间传说,把先人的想象都填充到了今人的现实生活。那些植物,比如树,它们还在进化,至于能不能进化到又吃又说,这个结论不好下,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树积攒的是大自然成就。我们,毕一生的努力,只为自己的成就而呱唧呱唧。场面上的人,还有场面上的话,是呱唧呱唧的速写。你不可认真,包括捧给你的赞美词,但也不可不认真,那是人跟人生活的法则之一。人跟树就没有那么多潜滋暗长的法则,树长大,我也慢慢老去,我跟树似乎一辈子只图老字。我看时光飞逝,时光看我容颜转变,只有树在树心里默默镌刻着年轮,忠诚地守候着岁月,养生与它无关,整容也跟它无关,它老实地记录着日子的翻过去,好像世上并无坎。
它们在我们最近的距离更替着时序,春天葳蕤,夏天茂盛,秋天斑斓,冬天干净,什么季节长什么季节样。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关注,知行合一地往移植过来的泥土里扎根,然后倾其所有,向季节展现自己。即使有霾的时候,它们也静默在那里。它们灰蒙蒙地站着。那里,背后灰蒙蒙的天空,高楼隐藏在背后,在我视线里,树成了唯一的高大建筑。那些霾,原来一直徘徊在北方,最近也开始光顾江南。我怀疑树是不是跟我一样以为那是雾。雾,一年四季都很寻常,有经验的老农民靠雾去预测天气,如冬天三场雾,将会有一场大雪。勤快的人,即使大雾天也待在庄稼里,那些雾像精灵似的,绕着农具、庄稼,也缠绕着劳作的人。我小时候在大雾天去上学,走到学校后习惯用手去抹额前的头发,湿漉漉的,眉毛上沾着白色的露珠,像个老寿星。
霾,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熟悉它,它的面目实在酷似雾,一样的朦朦胧胧。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看见天上飞的,都以为是鸟。后来,证明它不是雾,原因很简单,你额前的头发永远不会捋出水来。有专家提醒,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有专家告诫,关闭窗户,减少户外活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经济的做法是收藏各种养肺养咽喉的偏方,所谓兼听则明。人的聪明第一次在霾的面前失效,只能任霾自己去向不明。一阵大风,一场大雪,或大雨,霾才抽身出我们的生活。霾,在天空上飘来荡去,不在此岸,就在彼岸,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坏天气,只能让更坏的天气来救赎,似乎成了一条经典。
当然,也有不落叶的乔木,一年中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光洒在身上,并没有比冬雪更洁净,夏阳底下的新鲜在秋风簌簌时仍一如既往。时间长了,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像那棵不落叶的乔木,也常常不知觉地坐在离它最近的石凳上,用不清澈的目光注视着它,久了,就有一种相看两不厌的意象。马路上熙熙过去,攘攘过来,匆匆赶赴着一场场的生活,有的人毕其一生谋取了A角或B角,而有的人经营了一辈子,只分配到一二句台词,更多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台词。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已经学会了掩饰激情,在别人的眼里显得稳重,不张扬,低调而守拙。活了四十多岁,我终于修成了稳重的正果,似乎抛弃了台词。也不知是幸事,还是败笔,自己曾经的锋芒与野心,以及执着,跟着岁月一起老去,像尘埃落定一样奔向大地深处。那棵乔木,也没有激情地活着,面对变换的四季,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像是一棵抱禅入定的树。 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有人用背部重重撞击树干,撞得极其勇敢,两只手伸向天空,带着某种仪式感。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嗬嗬……”,既像是打拍子,又像是壮胆。树在背后挺立着,一次次地接受着人的撞击。据说这是人养生的一种方法,通过震动达到清肺除痰的效果。选择树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来帮助自己打通经络,人真是把智慧用到极限的动物。
旁边的栀子花,每年开出甜腻腻的花香,那种香似乎有种夺路而奔的意思。再过去还有月季花、夹竹桃、桂花,以及茶花、鸢尾花,它们把公园住满了,自然,也凭借花香住进了别人的视线里。对于不落叶的乔木,它只生活在它的不落叶这个特性中,一场场的花期跟它无关,时光的枝枝丫丫,对它来说无所谓开始与终点。它们有的高大,有的低矮,但它们的高大跟人的审美取向并不一不致,我常常去公园住,很少见到一个人能正正经经地仰视一棵树的高大。不过,这十几年当中,我还是见到了几个人在一棵树下昂首。
我当时从河西的那边走过来,脑袋并不空白,肯定在想着什么,只是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在想什么。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小心地蜿蜒在花树间。我的目光时而越过那些静寞的花树,时而落在河面上。那个人就在我的前面站着,头往上抬着,一棵乔木从他的脚下一直站到他的头上,从树叶缝隙间透露出来的阳光像碎片一样砸到他的脸上,使得他并不年轻的脸上溢满了光泽,仿佛集中了他一生的资历。我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尤其他高昂的头,那是仰望的标准动作。他眯缝着眼睛,嘴巴张着,不时地翕动,像是对着树精心考虑一句话,或一个词。就在离他约有四五步的距离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头顺势往下低,像是對树鞠了半个躬。他抹了一下嘴巴,还推了一下鼻子,走了。
我的目光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奇特的人,他蹲在石凳上,整个人缩着,手里拿着一本小学生常用的算术本,一只手握着笔在上面写着什么。我经过他的时候,他侧过身子,似乎躲我的目光。过去后的两三分钟,我下意识地掉转头,他已经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把头抬得很高,上面是一棵树,正被风吹得哗啦啦响,他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起来。我立住脚步,好奇地看着他。他好长时间一直仰视着那棵正哗啦啦响的大树,但手里的笔没有停止,不住地在上面涂写着什么。我不由顺着他的视线去看那棵树,这棵树除了高大,没有什么异质。我对这个仰望树的人充满了敬意,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个专心致志仰望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似乎我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幻觉。后来我又偶遇了那个人,仍是缩着身子,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我悄悄凑过去,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或许是诗。我的期待混合在了敬仰中。本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的笔还在上面拼命写,一个个数字整齐地站到了浅色的蓝线条上。我心生诧异,第一个反应是莫不是麦家老师笔下的容金珍重返人间。我也不管唐突不唐突,问他在写什么。他把头往一边偏过去,两只手捂住本子。我还想问,可他猛地站起身子,跑了。我后来跟一位朋友说起这个人,她说,莫不是脑子有病?我无语。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成了一个去向不明的人。
树还没有倒下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位中年人靠在树干上打盹,旁边放着四块镶瓷的屏风,上面搁着一根圆木棍。树冠正好遮住骄阳,他胸前叉着双手,两只脚放在屏风下,似乎想勾住屏风。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听到他轻微的鼾声。这是一张干涸的脸,两个颧骨似乎想就此逃离,皱纹爬满了他的眼角,两条法令纹从鼻翼边一直纵到嘴边。他的屏风跟他四分五裂的脸色很般配,做工粗糙,质地一般,看得出想复古,可毫无艺术感。不知道他能卖给谁。城里的人谁会在乎那些做旧了的东西,何况城市自己正把旧的东西清除出去,拆倒一座老宅,推掉一堵旧墙,每天东一簇新,西一簇新,新得理直气壮。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棵棵树矮下去,又一棵棵树匍匐大地,人终于可以俯视那些大树,树成了站立的废墟。这个行脚讨生活的人,用树的身躯抵住他的腰,树的高大给他一个虚拟的床位。
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我后来在大街上见到过他。他用圆木棍挑着屏风,还是镶器的,还是四块,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行走着。他既不吆喝,也不放下担子,好像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信任,一脚一脚走过精致的店铺,一截长长的身影拖在背后,泥浆一样的阳光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人流里。
我怅然若失,已不可避免。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是有身份证而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来了,或走了,于城市的年轻与繁华无关紧要,或者根本没有一点关联。他们对城市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如同城市并不在意他们的去向。名人馆,博物馆,还有图书馆,在他们眼里还不如饭馆实在。他们的名字,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假如有一天,他们把自己丢了,这个城市是无法帮助他们找回记忆。他们像一棵树一样,默默地生长,雨来了,能淋得住,风来了,也能扛得住,但最怕的是连根拔起。他们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城市边缘,唯恐自己得罪了城市。他们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力气兑现着他微薄的梦想,然而,一道道沟堑横亘在他们的生活面前。五星级酒店依然挂着衣冠不整者免入。那些巨型的广告,永远替私人定制。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还是一块咸碱地。一场场的生活,接着茬地继续着。他们在尘嚣的城市里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或淹没于别人的热闹,或轮回在别人的故事里。一些失却生活基础的老手艺人,在某个小弄口摆个地摊,偶有人拿着修补的东西过来,不急,也不慢,勾着头修修补补。
他们来时不明,在这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里待上几年,几乎盛下了他们一生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不再改变,即使长了十几年,他们的梦想还是如此。但他们的去向不明。他们很难在这里终老。这儿只是盛放梦想的地方。他们像一棵城里的树一样,习惯于静默。一辈子也极少有变化。
树倒了,公园就没有了价值。平时在这个公园跳舞与闲聊的老人跑到了对岸的公园。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的日常。或组建自己的戏曲队,把音响调到最大功率,用一种声音砸向另一种声音,在掺和着幽幽暗暗的灯光里奔向人间烟火,也包括冲向倒地的花树们。或把广场舞跳的气势非凡,一百人的佳木斯,整齐划一,一棵棵大树站在他们的身后,把黑夜衬托得无比辽阔。每个晚上,彼岸的公园像搅和的一锅粥。此岸的花树仍静静躺在泥石里,建筑工人还在挖沟。 这个时候,我往往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书,或一个人捧杯茶。我不太喜欢那个公园,太黏。几个亭子里各有一组戏曲队,这组唱越剧,那组就唱姚剧,或京剧,谁也不会从众。有唱得像模像样的,也有走调得不像话。这些都无关紧要,既不影响每晚人群的涌向,也不会影响他们每晚准时开唱,那是一群人的内分泌。当然,对我也无关紧要,我可听,可不听,他们跑调厉不厉害,跟我的思考与静坐像两条平行的直线。这样的光景,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有一个声音颠覆了我的平行。这是男声唱旦,王派、傅派、戚派,似乎样样都会。越经典的剧目,大家越熟悉,一听就知道有没有跑调。他的声音很粗糙,估计五十出头,声带已经增厚。但旦的唱腔有旦的要求,甜润、婉转、行云流水,显然,这个人完全不具备这些。他只会让声音往窄处挤,既不懂气息,也不会用腔,结果出来的声音胖得胖、瘦得瘦,还瘸得瘸,搅动了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修养。
我实在忍受不了,起身把窗户关上。尽管如此,他的声音还是跑过来,像是故意敲打着我的玻璃窗。更不能忍受的是,他每次都要唱半个小时,唱好后,不知谁在给他鼓掌,他总会嬉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穿出来,有点不正经,又充满恐怖,因为让我联想到这个人的傻乎乎。后来,我得知唱越剧的他确实有些智障,已经快六十,还需要老父亲照料。唱越剧,对他来说无所谓特长与爱好。每个晚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他出来,用一包烟的代价请人给他儿子伴奏。起初大家都有些勉强,但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以及老父亲充满极其谦卑与讨好的神情,那些操琴抹弦的,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几个乐师配合着他,以及他的父亲,除此之外没有人来听他唱,跟旁边的几个戏曲队相比,这里要多冷清就有多冷清。也许是听到了这个故事,我慢慢接纳了他的声音,有时也会静下心来听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想象他的父亲,一个年老的父亲,他静静坐在角落里,听他儿子唱戏,知道他唱得不怎么样,但仍用无比虔诚的欣赏去鼓励智障的儿子。等过足了戏瘾,老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跟乐队道谢后踽踽而归。
我以为,那位喜欢唱旦角的中年人,跟那些跳小苹果的大妈一样会持续这种喜欢。但,他的越剧突然消失了。我习惯了这种期待后,一旦中止,而且去向不明,我觉得很难过,尤其是替那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这是一个无法补缺的故事。
那些花草,那些树住进公园的时候,还不是很茁壮,刚从苗圃移植过来,根须上还沾着苗圃里的泥。或许,它们连汽车灯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各种喧闹了。我不知道一棵树成为城里的树需要经过几年,它们的根须绕过一块石头会努力多长时间。现在,它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枯败给我看,我以为它们故意死给我看的,而且我为这个想法感到某种阴险的得意,好像我跟树是一起预谋的。一棵松柏,一半焦黄,一半翠绿;一棵茶花,左边蔫不拉叽,右边却勃勃生机。我以为,那是树向人展现阴阳脸,那是人自己的脸。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用一张脸皮可以把那些不明真相的语言蒙混过去。这些,树见多了。
工程还在进行,花树注定还不能落脚。我曾问过一位工人,这些花树是不是还将重新回到它们的坑里。那位工人看看我,好像我很陌生。当然,我跟他之间陌生根本不是问题。他说,不死的,可以利用。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我只是感到遗憾。
树不会说话,自然,也不会撒谎,更不会说些去向不明的话。这点,人比树更卑鄙。这个城里有一处上千年的寺院,尽管现在的大殿簇新簇新,但历史明明白白,在县城的县志里记录着,从一个个百年传下来。也因凭借这个,寺院的建设越来越宏大,善男信女都愿意捐一笔不菲的功德钱。我以为,那座寺院里只有那几棵樟树才具有佛性。它们从不在佛前祈福,也不向佛跪拜,更不会念念有词。与芸芸众生相比,树的修行更明确,也更清晰。坐在大殿里佛笑而不语,树站在殿外也不语。凡夫俗子们的欲念,出了这座寺院的门后仍坠入恶道轮回,而他们仍然不明就里,让无明牵了一辈子。
树,也有一辈子的概念。这跟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树的一辈子取决于它的成材,木匠是树的师傅,木匠看树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同,他看到的是树有没有取材的可能,而我们可能仅仅停留在树的高大上,比如我仰视一棵树的时候,我只关注树的高大,树给人带来的庇荫。如果,木匠看中了一棵树,这棵树便倒下,然后在木匠的手里成为柜子,成为箱子,或其他,用木的形式成為人生活中的器物。公园里的树倒下,不是木匠说了算。城里的木匠受雇于器物的制作,似乎不担心有没有生计,只要这个城里的地块还在进入市场,他们永远不担心自己会败业。不过,他们看树的眼光,已失却早年的精确,很多时候他们无法替一棵树做出命运的结论,这一点,跟公园里的树已经差不多,他们和它们都有可能去向不明。
在施工前,曾经有一个告示,巨型的广告,里面写着工程概况,提醒市民出行小心,请勿在公园逗留。但是谁能告诉树,还有鸟,它们都不识字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树还躺倒在地上,天气越来越热,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枯死,一部分还活着。我怀疑那些死去的树是因为读懂了告示牌上的字。原来被绿化的地方,突然空出一大块土地。一些居民按捺不住种菜的念头,在那些慢慢堆高的泥上种了菜。我无法想象他们用了什么工具把一颗颗菜种下去。我数了一下,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有十几处菜地。有的还只是幼苗,有的已经长出数片叶子,还有的差不多可以收割了。一块块菜地顺着坡度爬上去,又爬下去,似乎带着某种疑惑。
就在菜在泥地里生长的时候,一些花树用卡车慢慢运过来,在树根处缠着壮硕的绳子。一棵棵树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然后又被人杭育杭育抬到泥坑边,或躺着,或靠着,等待坐进泥里。还有一块块草皮,它们将像被子一样覆盖住那些承载着乡野的泥土,连同突然出现的停顿。
沟已经不用再挖,沟里填埋进了钢筋水泥,砌成了一堵墙,用工程的术语,这墙是防洪墙。四年前,一场大雨,把小城淹得像水漫金山,全城几乎进水一米多。我所在的小区水一直漫上楼梯第三个台阶。停电停水,还停通讯,所有的信息去向不明,整座城寂静得令人恐慌。有人划着皮艇来送食品,有人开着路虎来救援,还有人送来一箱箱的物资与药品,水上的声音成了那时唯一的奢侈品。后来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尽管大家在天灾面前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库泄洪信息等充满了质疑。曾有人在微信上转发了数条关于堵还是疏的治水评论,包括省里一位媒体人撰写的《家乡石栏去哪了》的小言论。一时,朋友圈都在刷屏。也就一个星期,那些关注已去向不明。所有的石栏如期换上了用木框镶着的玻璃,把姚江围在玻璃栏下,像一只玻璃酒杯。
我想起江南有许多寺院的木结构中是没有钉子的,靠的是榫与卯的组合功夫,一千多年过去了,寺庙还是那么的结实,似乎那些木头仍然在呼吸。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它们之间谁会更去向不明?一辆卡车正往城外跑去,车上装满了枯死的花树,以及挖掘出来的泥土,上面插着铲、锄头等工具,乍一看,像个感叹号,再一看,已成了一个个问号。
我实习时有一次跟带教老师做小肠疝。小肠疝患者是一位四岁的小朋友,疝不是很严重,带教老师决定让我做他的助手。我自己也充满期待。一切准备就绪,我站到了手术台。器械护士打开手术器械包,一大把手术刀、剪子、镊子,还有血管钳、弯钩,一一摆放到器械台上,尽管动作娴熟、轻柔,仍无法消除金属叩击声。老师是主刀,我只是配合着他止血、拉钩,有时剪个口子。小患者麻醉后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对手术台上的一切浑然不知。老师不时提醒我往哪里剪,往哪里切。我开始很投入,保持着清醒。当切口的血一次次涌出来时,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头发晕,一股热浊气从小腹部一直冲到胸口,我觉得四肢无力,胸闷心悸,呼吸困难,老师的话离耳朵越来越远。我勉强放下剪子,在旁边人的搀扶下软绵绵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来不及摘口罩,我一下躺在手术室地上。我耳边听到了自己倒地上时“咚”的一声,但我根本没有痛感。等我慢慢有意识时,感觉自己像是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整个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我再次感到窒息。然而,那些花树比我早躺倒了下来。
这些树是我的邻居,它们比我先住到这儿。等我搬进小区时,它们已经扎根于斯。我生活的直径,也就单位到小区,小区到单位,偶尔逛个书店,或看场电影。相比那些树,我似乎更扎根于此。不过,我清楚地明白,我没有树的品质,它忠诚于这片土地,一旦根须触碰到泥,就心无旁骛地向大地深处扎,而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热爱过我所居住的地方。在村人的眼里,我居住在城里,那是老家人用一辈子的努力才编织出的宏大词语。我在城里积累了二十年的生活,可我的精神胎记始终留在了曾经想逃离的村庄。象征文明与文化的城市,畜养我的却是满袖的孤独感。初到城里,我有了孤独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孤独还是没有消失过。有时,我也出去散个步,从一棵棵花树旁边慢慢踱过,三百米后再折返,继续慢慢地踱,像是生活的重复。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它们,有的认识,有的叫不出,但不妨碍我喜欢它们。
在这个城市待久了,我喜欢的东西渐渐在减少,似乎人生真的到了做减法的时候。唯有树,我的欢喜心仍然保持着。从外面应酬回来,我并不急着回家,一个人坐在树下,或站上一会儿,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风在树间穿来穿去,掀起一片片叶子,似乎那是它的表情。我想回应树的表情,可嘴巴怎么咧,我都覺得不满意。我回忆着刚才饭桌上那些人的表情,他们有笑嘻嘻的,不管敬谁的酒,脸上如沐春风,手里的酒杯始终压低在别人的酒杯下。他们有故作高深,对谁似乎都像一杯温开水,可以说没有表情,也可以说那是表情。他们也有丰富变化的笑脸,有发自肺腑的笑,有勉强绽开的笑,有不冷不热的笑,有公事公办的笑。我肯定也这样笑过,对着一张张无论可接受还是不情愿面对的脸。但离开了饭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原来很难。想到这儿,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往外拉了一下,我笑了,那是苦笑。这是笑给自己的。当然,树也看见了。
树一辈子不说话,保持着它物种的特征。人,一生下来就呱唧呱唧,由光吃不说,到又吃又说,又说又吃,最后不吃不说。人的进化比植物快,也就几千年的事情,人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神话与童话,包括民间传说,把先人的想象都填充到了今人的现实生活。那些植物,比如树,它们还在进化,至于能不能进化到又吃又说,这个结论不好下,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树积攒的是大自然成就。我们,毕一生的努力,只为自己的成就而呱唧呱唧。场面上的人,还有场面上的话,是呱唧呱唧的速写。你不可认真,包括捧给你的赞美词,但也不可不认真,那是人跟人生活的法则之一。人跟树就没有那么多潜滋暗长的法则,树长大,我也慢慢老去,我跟树似乎一辈子只图老字。我看时光飞逝,时光看我容颜转变,只有树在树心里默默镌刻着年轮,忠诚地守候着岁月,养生与它无关,整容也跟它无关,它老实地记录着日子的翻过去,好像世上并无坎。
它们在我们最近的距离更替着时序,春天葳蕤,夏天茂盛,秋天斑斓,冬天干净,什么季节长什么季节样。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关注,知行合一地往移植过来的泥土里扎根,然后倾其所有,向季节展现自己。即使有霾的时候,它们也静默在那里。它们灰蒙蒙地站着。那里,背后灰蒙蒙的天空,高楼隐藏在背后,在我视线里,树成了唯一的高大建筑。那些霾,原来一直徘徊在北方,最近也开始光顾江南。我怀疑树是不是跟我一样以为那是雾。雾,一年四季都很寻常,有经验的老农民靠雾去预测天气,如冬天三场雾,将会有一场大雪。勤快的人,即使大雾天也待在庄稼里,那些雾像精灵似的,绕着农具、庄稼,也缠绕着劳作的人。我小时候在大雾天去上学,走到学校后习惯用手去抹额前的头发,湿漉漉的,眉毛上沾着白色的露珠,像个老寿星。
霾,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熟悉它,它的面目实在酷似雾,一样的朦朦胧胧。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看见天上飞的,都以为是鸟。后来,证明它不是雾,原因很简单,你额前的头发永远不会捋出水来。有专家提醒,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有专家告诫,关闭窗户,减少户外活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经济的做法是收藏各种养肺养咽喉的偏方,所谓兼听则明。人的聪明第一次在霾的面前失效,只能任霾自己去向不明。一阵大风,一场大雪,或大雨,霾才抽身出我们的生活。霾,在天空上飘来荡去,不在此岸,就在彼岸,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坏天气,只能让更坏的天气来救赎,似乎成了一条经典。
当然,也有不落叶的乔木,一年中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光洒在身上,并没有比冬雪更洁净,夏阳底下的新鲜在秋风簌簌时仍一如既往。时间长了,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像那棵不落叶的乔木,也常常不知觉地坐在离它最近的石凳上,用不清澈的目光注视着它,久了,就有一种相看两不厌的意象。马路上熙熙过去,攘攘过来,匆匆赶赴着一场场的生活,有的人毕其一生谋取了A角或B角,而有的人经营了一辈子,只分配到一二句台词,更多的人甚至根本没有台词。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已经学会了掩饰激情,在别人的眼里显得稳重,不张扬,低调而守拙。活了四十多岁,我终于修成了稳重的正果,似乎抛弃了台词。也不知是幸事,还是败笔,自己曾经的锋芒与野心,以及执着,跟着岁月一起老去,像尘埃落定一样奔向大地深处。那棵乔木,也没有激情地活着,面对变换的四季,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像是一棵抱禅入定的树。 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有人用背部重重撞击树干,撞得极其勇敢,两只手伸向天空,带着某种仪式感。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嗬嗬……”,既像是打拍子,又像是壮胆。树在背后挺立着,一次次地接受着人的撞击。据说这是人养生的一种方法,通过震动达到清肺除痰的效果。选择树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来帮助自己打通经络,人真是把智慧用到极限的动物。
旁边的栀子花,每年开出甜腻腻的花香,那种香似乎有种夺路而奔的意思。再过去还有月季花、夹竹桃、桂花,以及茶花、鸢尾花,它们把公园住满了,自然,也凭借花香住进了别人的视线里。对于不落叶的乔木,它只生活在它的不落叶这个特性中,一场场的花期跟它无关,时光的枝枝丫丫,对它来说无所谓开始与终点。它们有的高大,有的低矮,但它们的高大跟人的审美取向并不一不致,我常常去公园住,很少见到一个人能正正经经地仰视一棵树的高大。不过,这十几年当中,我还是见到了几个人在一棵树下昂首。
我当时从河西的那边走过来,脑袋并不空白,肯定在想着什么,只是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在想什么。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小心地蜿蜒在花树间。我的目光时而越过那些静寞的花树,时而落在河面上。那个人就在我的前面站着,头往上抬着,一棵乔木从他的脚下一直站到他的头上,从树叶缝隙间透露出来的阳光像碎片一样砸到他的脸上,使得他并不年轻的脸上溢满了光泽,仿佛集中了他一生的资历。我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尤其他高昂的头,那是仰望的标准动作。他眯缝着眼睛,嘴巴张着,不时地翕动,像是对着树精心考虑一句话,或一个词。就在离他约有四五步的距离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头顺势往下低,像是對树鞠了半个躬。他抹了一下嘴巴,还推了一下鼻子,走了。
我的目光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还遇到过一个奇特的人,他蹲在石凳上,整个人缩着,手里拿着一本小学生常用的算术本,一只手握着笔在上面写着什么。我经过他的时候,他侧过身子,似乎躲我的目光。过去后的两三分钟,我下意识地掉转头,他已经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把头抬得很高,上面是一棵树,正被风吹得哗啦啦响,他咧开嘴巴,无声地笑了起来。我立住脚步,好奇地看着他。他好长时间一直仰视着那棵正哗啦啦响的大树,但手里的笔没有停止,不住地在上面涂写着什么。我不由顺着他的视线去看那棵树,这棵树除了高大,没有什么异质。我对这个仰望树的人充满了敬意,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个专心致志仰望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似乎我刚才见过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幻觉。后来我又偶遇了那个人,仍是缩着身子,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我悄悄凑过去,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或许是诗。我的期待混合在了敬仰中。本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的笔还在上面拼命写,一个个数字整齐地站到了浅色的蓝线条上。我心生诧异,第一个反应是莫不是麦家老师笔下的容金珍重返人间。我也不管唐突不唐突,问他在写什么。他把头往一边偏过去,两只手捂住本子。我还想问,可他猛地站起身子,跑了。我后来跟一位朋友说起这个人,她说,莫不是脑子有病?我无语。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成了一个去向不明的人。
树还没有倒下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位中年人靠在树干上打盹,旁边放着四块镶瓷的屏风,上面搁着一根圆木棍。树冠正好遮住骄阳,他胸前叉着双手,两只脚放在屏风下,似乎想勾住屏风。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听到他轻微的鼾声。这是一张干涸的脸,两个颧骨似乎想就此逃离,皱纹爬满了他的眼角,两条法令纹从鼻翼边一直纵到嘴边。他的屏风跟他四分五裂的脸色很般配,做工粗糙,质地一般,看得出想复古,可毫无艺术感。不知道他能卖给谁。城里的人谁会在乎那些做旧了的东西,何况城市自己正把旧的东西清除出去,拆倒一座老宅,推掉一堵旧墙,每天东一簇新,西一簇新,新得理直气壮。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棵棵树矮下去,又一棵棵树匍匐大地,人终于可以俯视那些大树,树成了站立的废墟。这个行脚讨生活的人,用树的身躯抵住他的腰,树的高大给他一个虚拟的床位。
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我后来在大街上见到过他。他用圆木棍挑着屏风,还是镶器的,还是四块,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行走着。他既不吆喝,也不放下担子,好像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信任,一脚一脚走过精致的店铺,一截长长的身影拖在背后,泥浆一样的阳光劈头盖脑地浇了下来。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人流里。
我怅然若失,已不可避免。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是有身份证而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来了,或走了,于城市的年轻与繁华无关紧要,或者根本没有一点关联。他们对城市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如同城市并不在意他们的去向。名人馆,博物馆,还有图书馆,在他们眼里还不如饭馆实在。他们的名字,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假如有一天,他们把自己丢了,这个城市是无法帮助他们找回记忆。他们像一棵树一样,默默地生长,雨来了,能淋得住,风来了,也能扛得住,但最怕的是连根拔起。他们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城市边缘,唯恐自己得罪了城市。他们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力气兑现着他微薄的梦想,然而,一道道沟堑横亘在他们的生活面前。五星级酒店依然挂着衣冠不整者免入。那些巨型的广告,永远替私人定制。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还是一块咸碱地。一场场的生活,接着茬地继续着。他们在尘嚣的城市里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或淹没于别人的热闹,或轮回在别人的故事里。一些失却生活基础的老手艺人,在某个小弄口摆个地摊,偶有人拿着修补的东西过来,不急,也不慢,勾着头修修补补。
他们来时不明,在这个充满陌生感的城市里待上几年,几乎盛下了他们一生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不再改变,即使长了十几年,他们的梦想还是如此。但他们的去向不明。他们很难在这里终老。这儿只是盛放梦想的地方。他们像一棵城里的树一样,习惯于静默。一辈子也极少有变化。
树倒了,公园就没有了价值。平时在这个公园跳舞与闲聊的老人跑到了对岸的公园。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的日常。或组建自己的戏曲队,把音响调到最大功率,用一种声音砸向另一种声音,在掺和着幽幽暗暗的灯光里奔向人间烟火,也包括冲向倒地的花树们。或把广场舞跳的气势非凡,一百人的佳木斯,整齐划一,一棵棵大树站在他们的身后,把黑夜衬托得无比辽阔。每个晚上,彼岸的公园像搅和的一锅粥。此岸的花树仍静静躺在泥石里,建筑工人还在挖沟。 这个时候,我往往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书,或一个人捧杯茶。我不太喜欢那个公园,太黏。几个亭子里各有一组戏曲队,这组唱越剧,那组就唱姚剧,或京剧,谁也不会从众。有唱得像模像样的,也有走调得不像话。这些都无关紧要,既不影响每晚人群的涌向,也不会影响他们每晚准时开唱,那是一群人的内分泌。当然,对我也无关紧要,我可听,可不听,他们跑调厉不厉害,跟我的思考与静坐像两条平行的直线。这样的光景,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有一个声音颠覆了我的平行。这是男声唱旦,王派、傅派、戚派,似乎样样都会。越经典的剧目,大家越熟悉,一听就知道有没有跑调。他的声音很粗糙,估计五十出头,声带已经增厚。但旦的唱腔有旦的要求,甜润、婉转、行云流水,显然,这个人完全不具备这些。他只会让声音往窄处挤,既不懂气息,也不会用腔,结果出来的声音胖得胖、瘦得瘦,还瘸得瘸,搅动了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修养。
我实在忍受不了,起身把窗户关上。尽管如此,他的声音还是跑过来,像是故意敲打着我的玻璃窗。更不能忍受的是,他每次都要唱半个小时,唱好后,不知谁在给他鼓掌,他总会嬉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穿出来,有点不正经,又充满恐怖,因为让我联想到这个人的傻乎乎。后来,我得知唱越剧的他确实有些智障,已经快六十,还需要老父亲照料。唱越剧,对他来说无所谓特长与爱好。每个晚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他出来,用一包烟的代价请人给他儿子伴奏。起初大家都有些勉强,但看到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以及老父亲充满极其谦卑与讨好的神情,那些操琴抹弦的,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几个乐师配合着他,以及他的父亲,除此之外没有人来听他唱,跟旁边的几个戏曲队相比,这里要多冷清就有多冷清。也许是听到了这个故事,我慢慢接纳了他的声音,有时也会静下心来听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想象他的父亲,一个年老的父亲,他静静坐在角落里,听他儿子唱戏,知道他唱得不怎么样,但仍用无比虔诚的欣赏去鼓励智障的儿子。等过足了戏瘾,老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跟乐队道谢后踽踽而归。
我以为,那位喜欢唱旦角的中年人,跟那些跳小苹果的大妈一样会持续这种喜欢。但,他的越剧突然消失了。我习惯了这种期待后,一旦中止,而且去向不明,我觉得很难过,尤其是替那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这是一个无法补缺的故事。
那些花草,那些树住进公园的时候,还不是很茁壮,刚从苗圃移植过来,根须上还沾着苗圃里的泥。或许,它们连汽车灯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各种喧闹了。我不知道一棵树成为城里的树需要经过几年,它们的根须绕过一块石头会努力多长时间。现在,它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枯败给我看,我以为它们故意死给我看的,而且我为这个想法感到某种阴险的得意,好像我跟树是一起预谋的。一棵松柏,一半焦黄,一半翠绿;一棵茶花,左边蔫不拉叽,右边却勃勃生机。我以为,那是树向人展现阴阳脸,那是人自己的脸。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用一张脸皮可以把那些不明真相的语言蒙混过去。这些,树见多了。
工程还在进行,花树注定还不能落脚。我曾问过一位工人,这些花树是不是还将重新回到它们的坑里。那位工人看看我,好像我很陌生。当然,我跟他之间陌生根本不是问题。他说,不死的,可以利用。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我只是感到遗憾。
树不会说话,自然,也不会撒谎,更不会说些去向不明的话。这点,人比树更卑鄙。这个城里有一处上千年的寺院,尽管现在的大殿簇新簇新,但历史明明白白,在县城的县志里记录着,从一个个百年传下来。也因凭借这个,寺院的建设越来越宏大,善男信女都愿意捐一笔不菲的功德钱。我以为,那座寺院里只有那几棵樟树才具有佛性。它们从不在佛前祈福,也不向佛跪拜,更不会念念有词。与芸芸众生相比,树的修行更明确,也更清晰。坐在大殿里佛笑而不语,树站在殿外也不语。凡夫俗子们的欲念,出了这座寺院的门后仍坠入恶道轮回,而他们仍然不明就里,让无明牵了一辈子。
树,也有一辈子的概念。这跟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树的一辈子取决于它的成材,木匠是树的师傅,木匠看树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同,他看到的是树有没有取材的可能,而我们可能仅仅停留在树的高大上,比如我仰视一棵树的时候,我只关注树的高大,树给人带来的庇荫。如果,木匠看中了一棵树,这棵树便倒下,然后在木匠的手里成为柜子,成为箱子,或其他,用木的形式成為人生活中的器物。公园里的树倒下,不是木匠说了算。城里的木匠受雇于器物的制作,似乎不担心有没有生计,只要这个城里的地块还在进入市场,他们永远不担心自己会败业。不过,他们看树的眼光,已失却早年的精确,很多时候他们无法替一棵树做出命运的结论,这一点,跟公园里的树已经差不多,他们和它们都有可能去向不明。
在施工前,曾经有一个告示,巨型的广告,里面写着工程概况,提醒市民出行小心,请勿在公园逗留。但是谁能告诉树,还有鸟,它们都不识字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树还躺倒在地上,天气越来越热,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枯死,一部分还活着。我怀疑那些死去的树是因为读懂了告示牌上的字。原来被绿化的地方,突然空出一大块土地。一些居民按捺不住种菜的念头,在那些慢慢堆高的泥上种了菜。我无法想象他们用了什么工具把一颗颗菜种下去。我数了一下,不过三百米的距离,有十几处菜地。有的还只是幼苗,有的已经长出数片叶子,还有的差不多可以收割了。一块块菜地顺着坡度爬上去,又爬下去,似乎带着某种疑惑。
就在菜在泥地里生长的时候,一些花树用卡车慢慢运过来,在树根处缠着壮硕的绳子。一棵棵树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然后又被人杭育杭育抬到泥坑边,或躺着,或靠着,等待坐进泥里。还有一块块草皮,它们将像被子一样覆盖住那些承载着乡野的泥土,连同突然出现的停顿。
沟已经不用再挖,沟里填埋进了钢筋水泥,砌成了一堵墙,用工程的术语,这墙是防洪墙。四年前,一场大雨,把小城淹得像水漫金山,全城几乎进水一米多。我所在的小区水一直漫上楼梯第三个台阶。停电停水,还停通讯,所有的信息去向不明,整座城寂静得令人恐慌。有人划着皮艇来送食品,有人开着路虎来救援,还有人送来一箱箱的物资与药品,水上的声音成了那时唯一的奢侈品。后来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尽管大家在天灾面前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库泄洪信息等充满了质疑。曾有人在微信上转发了数条关于堵还是疏的治水评论,包括省里一位媒体人撰写的《家乡石栏去哪了》的小言论。一时,朋友圈都在刷屏。也就一个星期,那些关注已去向不明。所有的石栏如期换上了用木框镶着的玻璃,把姚江围在玻璃栏下,像一只玻璃酒杯。
我想起江南有许多寺院的木结构中是没有钉子的,靠的是榫与卯的组合功夫,一千多年过去了,寺庙还是那么的结实,似乎那些木头仍然在呼吸。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它们之间谁会更去向不明?一辆卡车正往城外跑去,车上装满了枯死的花树,以及挖掘出来的泥土,上面插着铲、锄头等工具,乍一看,像个感叹号,再一看,已成了一个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