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省宝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办公室，联合宝鸡市公安局发出《通告》，特别指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期间，凡是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车辆违反交通法规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当事人，同时组织当事人所属单位负有管理责任的主管领导，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培训。通告还要求，所有接受培训的单位领导或当事人必须面对新闻媒体，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
　　据悉，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普通市民拍手叫好的同时，有关专家表示此举是典型的“株连政策”，不值得推广，更有法律人士指出，此举混淆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法律概念。
　　说老实话，笔者更愿意站在普通市民这一边。众所周知，特权车的所谓特权并非车辆所有，而在于特权人的存在，而特权人也大多不是司机，而是其身后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这种由物及人、由下至上的责任追究，不仅有助于刹住特权的车轮，更是能够直接体现出“法律面前车车平等”。主管领导不仅有“管物”的职责，同时也有“管人”的职责。如果不能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必然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如此正常的责任追究，怎么成了“典型的株连政策”？
　　至于所谓的“混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之说，窃以为失之偏颇。这种说法的本意很容易理解——公车司机履行公务行为违章，主管领导接受处罚可以接受。如果他们是在行使纯粹的个人行为，则领导“埋单”有失公允。这样的理由看起来十分正当，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公务用车的性质决定了，驾驶它们的司机只能是在履行公务行为，而不能行使任何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公车司机因公违章，主管领导理当领责；公车司机因私违章，监督管理不力的主管领导同样难辞其咎。只要公车是在道路上行使，就不应该有所谓“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之说。既然如此，又谈何混淆？
　　尽管笔者对此问责新政的力度表示敬佩，但却对其最终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措辞严厉的《通告》之中有一句小小的修饰语——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期间。正是这句话的存在，令《通告》本身的威力大打折扣：如此强硬的问责手段仅限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段。
　　所谓“急病用猛药”，类似针对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而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尽管规定本身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当活动结束曲终人散之后，大多却又悄然恢复了原貌。如果宝鸡市此次新政也只是一阵风似的迎检运动战产物，严厉问责的本身不像是为了铲除特权车，而更像是为了迎接检查。在此基础上，纵使有主管领导因公车违章而公开检讨，多半也不是为了疏于管理反省自责，而更像是为耽误了城市迎检大计自领罚单。同为公开检讨，如此这般距离舆情民意何止千万里？
　　笔者丝毫不怀疑“公车违规连坐”的威力，我只是怀疑这种举措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规定将得以制度化、常态化之前，我想说的是：拍手叫好者不必高兴得太早，如此强硬的问责或许将再一次转瞬即逝；鸣冤叫屈者也不必太过沮丧，风暴过去或许一切都将恢复平静。如果宝鸡市能用实际行动否定笔者的这种判断，我愿意发自内心地为之叫一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