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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愿意资助一场争吵呢？这可能就是在这次的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很多公司并没有高调露面的真正原因。
作为美国大选之年最受关注的政治活动之一，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在7月召开了4年一次的党代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RNC）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DNC），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推选各自党内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为期4天的大会，几万名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现场。对于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是党内的加冕时刻。
“在美国，党代会的收视率仅次于奥运会。”共和党代表大会媒介总监Kirsten Kukowski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管总统提名人最终是谁，对于大公司来说，这都是营销自己的好机会。”
不过今年，一些知名大公司在选择站位时显然很在意被提名人是谁。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选择退出资助RNC的公司之一，它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和该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产生任何关系。回顾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大选，富国银行曾毫无偏倚地同时支持了两党各自的代表大会。
对外一直迟迟不表态的几家公司—UPS、摩托罗拉、JP摩根—最终也加入了拒绝资助RNC的名单。在4年前的大选中，这些公司都是RNC的支持者，见证了当时共和党提名罗姆尼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刻。
福特汽车公司也拒绝赞助RNC。它的理由很自然—特朗普一直在指责福特，认为它在墨西哥建厂的举措令美国的就业机会外流，并宣告自己一旦担任总统会立刻叫停这一行为。
转变态度的还有另一家大公司—可口可乐。今年在两个大会现场，可口可乐的产品都很少见，因为这家公司大幅缩减了对RNC和DNC的资助，而且只愿提供金钱，不像以往还会赞助产品。
“对品牌来说，如何平衡在这一盛事中露面的机会以及把自己与一个言论极端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影响，这的确是个问题。”共和党的媒体顾问Bruce Haynes说，“这也是这些大公司为什么迟迟难以做出资助决定的原因，要换作以往就很简单。”
作为Facebook的员工，Kim Sung-Su倒没有觉得Facebook公司选择支持RNC有何不妥。虽然她还记得，就在两个月前，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在Facebook开发者大会上曾公开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我也不喜欢他，但这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这个韩裔女孩出生在美国，已经在Facebook工作了3年，担任营销经理。在克利夫兰举办的RNC结束之后，她又和同事来到费城的DNC。她觉得这里没那么多的警察，但抗议依旧。“两边气氛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做的事情一样—让更多人了解如何用Facebook参与政治。大选在Facebook上本来就是关注度很高的话题。”她说。
Kim Sung-Su没有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她电脑背面的各种贴纸，代表了Facebook旗下的项目或曾举办的活动，像速食面图标一样的贴纸“Instant Articles”代表的正是去年Facebook推出的媒体内部发布工具。“在大选上放个展台，和做其他营销活动并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推广我们的服务。”
Kim Sung-Su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受过良好培训。Facebook很早就开始对员工做集体培训，希望他们面对媒体时讲话能做到“得体和政治正确”。
Facebook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也说，资助RNC和DNC的行为，并不能看作对任何一个政党或个人的背书。Facebook的政府和政治总监Crystal Patterson在回应外界争议时说：“和2012年相比，如今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那时候还没有视频，现在Facebook Live（Facebook在2016年2月推出的视频直播产品）将大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Facebook在RNC、DNC和整个大选期间的角色，和其他公司都不太一样。”
以Facebook为代表的一些技术公司看上去没那么纠结。毕竟，有人不喜欢共和党，也有人不喜欢民主党，但讨论越喧闹热烈，Facebook越可以从中得利。
“很多人对Facebook Live产生了兴趣，活跃度出现了明显上升，”Kim Sung-Su说，“这才是最关键的。”数据显示，用户用Facebook Live观看关于RNC、DNC的直播，时长加起来长达8500个小时，观看次数超过1.2 亿次。
硅谷的很多高管都更倾向自由派的政策和主张，但Google和Facebook等技术公司一直会把捐赠经费在两党候选人间做均分，来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正如Steve Coll在关于埃克森美孚和政府关系的《Private Empire》一书中提到的，“大多数美国企业习惯将政治资金两头分配，成为所有潜在领导者的朋友，不会去考虑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
尽管今年上半年位于山景城的总部遭遇过特朗普抗议者的围堵，Google最终还是出现在RNC和DNC的现场，和4年前没什么区别。
7月21日的RNC上，特朗普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描绘了一个深处暴力犯罪和破坏性全球贸易包围之下的美国。一周后，希拉里又发言指出，在失业率下降、房价上涨和经济扩张的背景下，欢乐时光会重回美国。Google对外表示，超过900万人在YouTube上面观看了关于这些话题的直播。
Twitter也在那段时间变得格外热闹。在DNC现场，一个电话亭一样的格子间外印着#Tweetshop的标志—这里正是Twitter的临时展台。Twitter新闻频道总监Adam Sharp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在一块大屏幕上查看不断刷新的后台数据—当晚演讲中哪些时刻人们发送的推文最多。
01 ABC在RNC现场做全程直播报道。
微软今年只为RNC提供技术支持，对DNC则同时提供了资金及技术支持—用若干Surface电脑和一台60寸的大屏幕开展游戏互动。人们可以选择1789年到2016年间的任意年份，预测该州选举结果，然后加权得出一个最终选举结果。到了DNC第二天，已经有250多人在该展台尝试了这个互动游戏，结果显示民主党会胜 出。
微软高级营销经理Paul Tsu也把票投给民主党，他说：“公司不会直接建议我们选谁。毕竟无论谁入主白宫，我们都希望他能使用我们的产品。但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苹果和亚马逊都没出现在RNC上。今年年初，苹果拒绝配合警方针对加州枪击事件肇事者手机的调查，特朗普借此激烈抨击了苹果，还号召人们联合抵制它的产品。不久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竞选集会当中，特朗普又提到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风波。至于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特朗普指责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在线零售业的垄断。
技术公司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正借由它们作为财富聚集地的崛起而不断增强。根据美国无党派机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统计，技术产业对过去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支持贡献总计超过6000万美元，高于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行业。
02 彼德·蒂尔在RNC第2日发表演讲。03 DNC的参会者通过微软的交互设备体验总统大选预测游戏。
特朗普的移民和自由贸易政策影响到了大部分硅谷的技术公司，使希拉里不断从硅谷获得强大支持。政治类报纸《The Hill》分析了联邦竞选委员会的数据后发现，一些大的技术公司的员工将他们的钱大部分捐给了希拉里。而这也是25年前比尔·克林顿最早获得支持的行业之一。
“这不仅仅是微软、Facebook或者亚马逊的问题，”同期在费城举行的一个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活动上，微软首席法务官Brad Smith这样说，“公司需要和他们雇佣来的员工一样出色。”微软、Facebook和亚马逊的高管表示，他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更多元化的员工来保持公司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性。
总部位于费城的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康卡斯特（Comcast），为DNC提供了技术支持。电信运营商AT&T许诺在大会开始之前，升级费城网络质量。Airbnb也利用DNC这一契机，呼吁了自己的正当性，以改善之前和政府博弈的困境。它在费城购买了至少5位数的广告投放，还在DNC期间特意举行了一场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会。Airbnb政策部门很多员工都更倾向于民主党，这也让它能够和民主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
两党候选人募款总额及分类比较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施密特公开承认自己是希拉里的粉丝。希拉里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还使用了施密特资助的一个神秘的创业公司—The Groundwork提供的竞选咨询服务和数字竞选产品，该公司创始人迈克·斯拉比（Michael Slaby）曾担任奥巴马两届总统竞选团队的CTO和最高数据专家。
比起扎克伯格，惠普现任CEO梅格·惠特曼的表态更为激进。她在8月初表示将不会投票给自己的政党—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并转而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募款。她还号召共和党的人都这么做。今年年初，惠特曼捐了10万美元给一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支持他们开展“击败特朗普”的行动。
“叛党”—共和党人转而支持希拉里—的行为，的确在很多人当中蔓延开来。曾捐款给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已经公开支持希拉里。美国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近来也和政党决裂，声称“特朗普是个骗子，一定要投给希拉里。”
为希拉里捐款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名单还包括了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超级天使克里斯·萨卡（Chris Sacca）、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以及传奇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
知名风险投资人J.B. Pritzker是目前捐款最多的企业家之一，已经向希拉里捐献790万美元。理由看上去也和很多人相似，“第一，我觉得她适合当美国总统。第二，我想打败特朗普。我确信他当总统对这个国家是个灾难。”
2010年最高法院的公民联合决议（Citizens United Decision）推出之后，竞选经费的限制被推翻，大额捐赠开始逐渐主导大选。索罗斯本人这次就为希拉里捐赠了700万美元，因为她主张更激进地针对气候变化立法和更严厉的税收政策，这和索罗斯创立的非营利机构—开放社会基金会立场一致。
特朗普唯一获得的来自硅谷的重要支持，可能就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捐赠。蒂尔是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也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投资了很多表现出众的创业项目。他在今年的RNC上发表演讲：“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繁荣只是局限于硅谷这一小块地方，现在到了重建的时候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正是支持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
并不是很多人都像他这样立场鲜明。很多公司对于资金流向保持低调。它们不想把钱捐给特朗普，但在选择希拉里时也表现出迟疑。希拉里的问题在于，她代表了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看上去鄙视的建制派，这些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美国大选碰到了以往不曾遭遇的难题，这个难题也同样摆在大公司和它们的员工面前。
人们不再像4年前那样积极地为大选捐款。尽管民主党目前从技术行业拿到的捐款是共和党的25倍，但希拉里本人获得的捐款，只有4年前奥巴马竞选期间所获捐款的一半，而且少于党内另一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离席之前获得的捐赠。
布隆伯格曾出现在DNC第三天的现场并发表演讲，希望拉拢那些迟疑的人。这个连续3届担任纽约市市长的无党派独立人士的一番话，的确印证了很多人的想法：“很多美国人眼下在权衡自己的选择。我明白他们的难处，我知道，当无论哪个政党都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这可能和这个亿万富翁这些年所经历的任何一次总统大选都不太一样。2004年，RNC在纽约举办的时候，当时还在担任市长的布隆伯格干脆地签了一张200万美元的支票，来填补竞选活动的资金短缺。“我看的是候选人，而不是他们各自的政党标签，我支持过来自不同党派的官员。”布隆伯格事后说。
截至7月29日，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所有竞选捐款中有1.227亿美元来自对冲基金，相当于4年前的2倍，但其中只有1.9万美元流向特朗普。对冲基金的钱大部分流向了希拉里。而在8年前的竞选当中，只有1400万美元对冲基金捐款是给民主党的。
对冲基金选择希拉里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更不想把钱给特朗普。
即便两个候选人都已经拿到了不菲的捐款，但调查显示，硅谷很多人还没真正打开自己的钱包，他们对两个候选人的迟疑态度会持续至最后一刻—等到双方政策更加清晰之后，才会真正有所投入。
无论哪一方最终赢得了大选，要想稳定自己的利益和回报，这些大公司和财团需要在华盛顿付出更多。
大选结束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对候选人的资助需要配合能够影响政策的游说策略。因为和政治的关系日渐密切，大公司越来越在意游说。对技术公司来说，业务运营涉及隐私、数据加密、移民、贸易等等环节，这些都是要游说政府之处，关系着它们的利益和未来。从2010年到2014年，在华盛顿注册的说客数量增长了10%，与此同时，大公司用于维护政府关系的开支也在扩大。
作为美国大选之年最受关注的政治活动之一，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在7月召开了4年一次的党代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RNC）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DNC），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推选各自党内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为期4天的大会，几万名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现场。对于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是党内的加冕时刻。
“在美国，党代会的收视率仅次于奥运会。”共和党代表大会媒介总监Kirsten Kukowski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管总统提名人最终是谁，对于大公司来说，这都是营销自己的好机会。”
不过今年，一些知名大公司在选择站位时显然很在意被提名人是谁。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选择退出资助RNC的公司之一，它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和该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产生任何关系。回顾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大选，富国银行曾毫无偏倚地同时支持了两党各自的代表大会。
对外一直迟迟不表态的几家公司—UPS、摩托罗拉、JP摩根—最终也加入了拒绝资助RNC的名单。在4年前的大选中，这些公司都是RNC的支持者，见证了当时共和党提名罗姆尼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刻。
福特汽车公司也拒绝赞助RNC。它的理由很自然—特朗普一直在指责福特，认为它在墨西哥建厂的举措令美国的就业机会外流，并宣告自己一旦担任总统会立刻叫停这一行为。
转变态度的还有另一家大公司—可口可乐。今年在两个大会现场，可口可乐的产品都很少见，因为这家公司大幅缩减了对RNC和DNC的资助，而且只愿提供金钱，不像以往还会赞助产品。
“对品牌来说，如何平衡在这一盛事中露面的机会以及把自己与一个言论极端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影响，这的确是个问题。”共和党的媒体顾问Bruce Haynes说，“这也是这些大公司为什么迟迟难以做出资助决定的原因，要换作以往就很简单。”
作为Facebook的员工，Kim Sung-Su倒没有觉得Facebook公司选择支持RNC有何不妥。虽然她还记得，就在两个月前，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在Facebook开发者大会上曾公开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我也不喜欢他，但这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这个韩裔女孩出生在美国，已经在Facebook工作了3年，担任营销经理。在克利夫兰举办的RNC结束之后，她又和同事来到费城的DNC。她觉得这里没那么多的警察，但抗议依旧。“两边气氛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做的事情一样—让更多人了解如何用Facebook参与政治。大选在Facebook上本来就是关注度很高的话题。”她说。
Kim Sung-Su没有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她电脑背面的各种贴纸，代表了Facebook旗下的项目或曾举办的活动，像速食面图标一样的贴纸“Instant Articles”代表的正是去年Facebook推出的媒体内部发布工具。“在大选上放个展台，和做其他营销活动并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推广我们的服务。”
Kim Sung-Su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受过良好培训。Facebook很早就开始对员工做集体培训，希望他们面对媒体时讲话能做到“得体和政治正确”。
Facebook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也说，资助RNC和DNC的行为，并不能看作对任何一个政党或个人的背书。Facebook的政府和政治总监Crystal Patterson在回应外界争议时说：“和2012年相比，如今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那时候还没有视频，现在Facebook Live（Facebook在2016年2月推出的视频直播产品）将大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Facebook在RNC、DNC和整个大选期间的角色，和其他公司都不太一样。”
以Facebook为代表的一些技术公司看上去没那么纠结。毕竟，有人不喜欢共和党，也有人不喜欢民主党，但讨论越喧闹热烈，Facebook越可以从中得利。
“很多人对Facebook Live产生了兴趣，活跃度出现了明显上升，”Kim Sung-Su说，“这才是最关键的。”数据显示，用户用Facebook Live观看关于RNC、DNC的直播，时长加起来长达8500个小时，观看次数超过1.2 亿次。
硅谷的很多高管都更倾向自由派的政策和主张，但Google和Facebook等技术公司一直会把捐赠经费在两党候选人间做均分，来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正如Steve Coll在关于埃克森美孚和政府关系的《Private Empire》一书中提到的，“大多数美国企业习惯将政治资金两头分配，成为所有潜在领导者的朋友，不会去考虑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
尽管今年上半年位于山景城的总部遭遇过特朗普抗议者的围堵，Google最终还是出现在RNC和DNC的现场，和4年前没什么区别。
7月21日的RNC上，特朗普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描绘了一个深处暴力犯罪和破坏性全球贸易包围之下的美国。一周后，希拉里又发言指出，在失业率下降、房价上涨和经济扩张的背景下，欢乐时光会重回美国。Google对外表示，超过900万人在YouTube上面观看了关于这些话题的直播。
Twitter也在那段时间变得格外热闹。在DNC现场，一个电话亭一样的格子间外印着#Tweetshop的标志—这里正是Twitter的临时展台。Twitter新闻频道总监Adam Sharp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在一块大屏幕上查看不断刷新的后台数据—当晚演讲中哪些时刻人们发送的推文最多。
微软今年只为RNC提供技术支持，对DNC则同时提供了资金及技术支持—用若干Surface电脑和一台60寸的大屏幕开展游戏互动。人们可以选择1789年到2016年间的任意年份，预测该州选举结果，然后加权得出一个最终选举结果。到了DNC第二天，已经有250多人在该展台尝试了这个互动游戏，结果显示民主党会胜 出。
微软高级营销经理Paul Tsu也把票投给民主党，他说：“公司不会直接建议我们选谁。毕竟无论谁入主白宫，我们都希望他能使用我们的产品。但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苹果和亚马逊都没出现在RNC上。今年年初，苹果拒绝配合警方针对加州枪击事件肇事者手机的调查，特朗普借此激烈抨击了苹果，还号召人们联合抵制它的产品。不久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竞选集会当中，特朗普又提到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风波。至于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特朗普指责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在线零售业的垄断。
技术公司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正借由它们作为财富聚集地的崛起而不断增强。根据美国无党派机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统计，技术产业对过去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支持贡献总计超过6000万美元，高于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行业。
特朗普的移民和自由贸易政策影响到了大部分硅谷的技术公司，使希拉里不断从硅谷获得强大支持。政治类报纸《The Hill》分析了联邦竞选委员会的数据后发现，一些大的技术公司的员工将他们的钱大部分捐给了希拉里。而这也是25年前比尔·克林顿最早获得支持的行业之一。
“这不仅仅是微软、Facebook或者亚马逊的问题，”同期在费城举行的一个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活动上，微软首席法务官Brad Smith这样说，“公司需要和他们雇佣来的员工一样出色。”微软、Facebook和亚马逊的高管表示，他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更多元化的员工来保持公司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性。
总部位于费城的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康卡斯特（Comcast），为DNC提供了技术支持。电信运营商AT&T许诺在大会开始之前，升级费城网络质量。Airbnb也利用DNC这一契机，呼吁了自己的正当性，以改善之前和政府博弈的困境。它在费城购买了至少5位数的广告投放，还在DNC期间特意举行了一场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会。Airbnb政策部门很多员工都更倾向于民主党，这也让它能够和民主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施密特公开承认自己是希拉里的粉丝。希拉里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还使用了施密特资助的一个神秘的创业公司—The Groundwork提供的竞选咨询服务和数字竞选产品，该公司创始人迈克·斯拉比（Michael Slaby）曾担任奥巴马两届总统竞选团队的CTO和最高数据专家。
比起扎克伯格，惠普现任CEO梅格·惠特曼的表态更为激进。她在8月初表示将不会投票给自己的政党—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并转而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募款。她还号召共和党的人都这么做。今年年初，惠特曼捐了10万美元给一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支持他们开展“击败特朗普”的行动。
“叛党”—共和党人转而支持希拉里—的行为，的确在很多人当中蔓延开来。曾捐款给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已经公开支持希拉里。美国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近来也和政党决裂，声称“特朗普是个骗子，一定要投给希拉里。”
为希拉里捐款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名单还包括了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超级天使克里斯·萨卡（Chris Sacca）、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以及传奇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
知名风险投资人J.B. Pritzker是目前捐款最多的企业家之一，已经向希拉里捐献790万美元。理由看上去也和很多人相似，“第一，我觉得她适合当美国总统。第二，我想打败特朗普。我确信他当总统对这个国家是个灾难。”
2010年最高法院的公民联合决议（Citizens United Decision）推出之后，竞选经费的限制被推翻，大额捐赠开始逐渐主导大选。索罗斯本人这次就为希拉里捐赠了700万美元，因为她主张更激进地针对气候变化立法和更严厉的税收政策，这和索罗斯创立的非营利机构—开放社会基金会立场一致。
特朗普唯一获得的来自硅谷的重要支持，可能就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捐赠。蒂尔是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也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投资了很多表现出众的创业项目。他在今年的RNC上发表演讲：“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繁荣只是局限于硅谷这一小块地方，现在到了重建的时候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正是支持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
并不是很多人都像他这样立场鲜明。很多公司对于资金流向保持低调。它们不想把钱捐给特朗普，但在选择希拉里时也表现出迟疑。希拉里的问题在于，她代表了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看上去鄙视的建制派，这些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美国大选碰到了以往不曾遭遇的难题，这个难题也同样摆在大公司和它们的员工面前。
人们不再像4年前那样积极地为大选捐款。尽管民主党目前从技术行业拿到的捐款是共和党的25倍，但希拉里本人获得的捐款，只有4年前奥巴马竞选期间所获捐款的一半，而且少于党内另一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离席之前获得的捐赠。
布隆伯格曾出现在DNC第三天的现场并发表演讲，希望拉拢那些迟疑的人。这个连续3届担任纽约市市长的无党派独立人士的一番话，的确印证了很多人的想法：“很多美国人眼下在权衡自己的选择。我明白他们的难处，我知道，当无论哪个政党都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时，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这可能和这个亿万富翁这些年所经历的任何一次总统大选都不太一样。2004年，RNC在纽约举办的时候，当时还在担任市长的布隆伯格干脆地签了一张200万美元的支票，来填补竞选活动的资金短缺。“我看的是候选人，而不是他们各自的政党标签，我支持过来自不同党派的官员。”布隆伯格事后说。
截至7月29日，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所有竞选捐款中有1.227亿美元来自对冲基金，相当于4年前的2倍，但其中只有1.9万美元流向特朗普。对冲基金的钱大部分流向了希拉里。而在8年前的竞选当中，只有1400万美元对冲基金捐款是给民主党的。
对冲基金选择希拉里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更不想把钱给特朗普。
即便两个候选人都已经拿到了不菲的捐款，但调查显示，硅谷很多人还没真正打开自己的钱包，他们对两个候选人的迟疑态度会持续至最后一刻—等到双方政策更加清晰之后，才会真正有所投入。
无论哪一方最终赢得了大选，要想稳定自己的利益和回报，这些大公司和财团需要在华盛顿付出更多。
大选结束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对候选人的资助需要配合能够影响政策的游说策略。因为和政治的关系日渐密切，大公司越来越在意游说。对技术公司来说，业务运营涉及隐私、数据加密、移民、贸易等等环节，这些都是要游说政府之处，关系着它们的利益和未来。从2010年到2014年，在华盛顿注册的说客数量增长了10%，与此同时，大公司用于维护政府关系的开支也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