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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工人”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特有的并且不可或缺的一个庞大却弱势的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自发向城镇流动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对“新工人”这一群体的命名，自其诞生之初起，就与特定的历史相联系，因此，梳理新工人在不同时期的命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新工人”的过去与现状，并在历年的央视春晚中得到再现与验证。
关键词：新工人；变迁；春晚；三十年
一、“新工人”作为“盲流”存在的时期
“盲流”即“盲目流动”的缩写，1952年8月6日政务院颁布执行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首次出现了“盲目流入”一词[1]，1953年又发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2]，但并未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直到1980年代国家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客观上促使农民大量涌入城镇，“盲流”一词才开始成为媒体、公众和官方话语用来建构新工人的特定词汇，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3]。然而，“盲流”这一称谓所内含的极具歧视性的意涵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们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贱民”的标签，受到城镇居民的歧视和伤害。
这一时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是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国家负债和赤字压力下仍然过度投资城市工业”[4]导致经济危机从而促使国家开始进行农村改革这一客观现实所导致的。国家通过政策导向在农村“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5]和“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6]，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自主从事非农产业等措施，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样，城市对农民的限制部分的取消了，农民迫于生计或在经济要求的刺激下，大量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促成了“盲流”这一群体的产生。
与此同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央视春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改革之初有其特有的定位和意识形态任务。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全社会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随着大量的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也处于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又紧紧地束缚着民众的思想，这样在传统与现代、改革和保守之间，全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迷茫又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担当起了引导舆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7]1982年，当时的广电部提出创新节目形式，用新的方法进行宣传的号召，第一届央视春晚就在这样的政策下得以产生。 基于上述的定位，央视春晚在对待与其同时代存在的“盲流”群体时，并没有投注更多的关注，而是重在通过传统戏曲、现代歌舞等节目形式给观众以娱乐化和美的享受，同时对于农村生活的改善和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多有刻画，这样一方面在形式上消解了进城“盲流”与城市的矛盾，另一方面填补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感情生活的缺失。”[8]直到1990年的小品《难兄难弟》，央视春晚中才出现了典型的“盲流形象”：两个为躲避超生罚款而“流窜”到城市里的农民，身穿破旧、打着补丁的蓝色工作装，带着的帽子上还沾着一根鸡毛，他们扛着行礼，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躲藏，不仅只能住在两头漏风的水泥管道里，同时还要时时面临被“遣送回乡”的危险，生动地再现了“盲流”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然而，节目的最后，却是通过城市里的“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才得以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作为结局，体现了央视春晚缝合城乡矛盾、融合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功能。
二、“新工人”作为“打工仔”、“打工妹”
存在的时期
随着“盲流”被人们广泛诟病并弃之不用，进入城市的农民首先在广东、福建沿海等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这一称呼随着在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外来妹》的热映传播到全国各地。作为电视剧主题曲的《我不想说》，更是将打工妹对城市的向往描述得淋漓极致。但不管怎样诠释，这一称谓同样有着歧视甚至侮辱的意味。
这一时期的央视春晚，作为国家社会生活形态的镜像反映，同样也对“打工仔”、“打工妹”群体有一定的关注和再现，在称谓上并没有直呼他们为“打工仔”或是“打工妹”，而是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比如1991年的小品《陌生人》中，城市人称呼进城的打工妹为“外地来的”、“小妹妹”、“小女同志”，1993年的小品《擦皮鞋》中，称呼打工仔为“打时工”，这样就消磨了“打工仔”、“打工妹”称谓中所具有的尖锐的讽刺性，使得节目本身成为矛盾的缓冲器，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维持了想象共同体的团结。
三、“新工人”作为“农民工”存在的时期
自新工人诞生之初起，在对他们的众多命名中，“农民工”这一称谓是认可度最高和最广为流传和被使用的称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城镇居民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称呼，还是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中用来指称这一群体时所使用的称谓，甚至在政府部门颁发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农民工”称谓也是最常见的字眼。“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和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将新工人的本质属性在字面意义上完整的诠释出来：“农”是指新工人出生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的先赋身份，“工”则说明新工人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通过工资或自营收入等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随着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的大肆使用，受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并认可了“农民工”的称谓，甚至就连很多进城务工人员也将“农民工”的称谓内化为群体的身份认同，“农民工”变成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自称。
这一时期的央视春晚继续发挥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随着新工人群体的日益庞大和由此滋生的诸种社会问题，央视春晚在呈现新工人群体时表现出强烈的整合功能，如在2003年小品《都是亲人》中，蔡明饰演的打工者为迷路的老人“买包子”，在被错认成“闺女”之后，她仍然请老人“下馆子”，再现了进城农民淳朴、善良的个性特征。在有关新工人的节目中，对于他们的称呼同样是使用“农民工”这一称谓，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春晚节目中的“农民工”称谓有很多被塑造成进城农民对自己的“自称”。如2005年小品《装修》中，黄宏饰演的装修工人在最后喊道：“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再如2008年小品《公交协奏曲》中，由王宝强饰演的农民工在坐公交时说：“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当然也有城里人用“农民工”称谓称呼进城务工农民的情形，同样是在小品《公交协奏曲》中，冯巩饰演的城里人在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时说到：“还真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输了血。我媳妇的命是农民工给的。”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春晚舞台上的新工人形象是被“农民工”这样的称谓以及其背后所意涵的制度、观念等因素所建构起来的。 四、“新工人”的称谓及其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在“农民工”称谓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又有很多新的称谓用来指称进城务工的农民，比如“流动人口”、“打工族”、“进城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人”[9]、“农村外出劳动力”[10]、“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新兴产业工人”[12]等称谓涌现。其中用“新工人”这一称谓指称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认同，基于此，本文同样使用“新工人”的称谓。
在对新工人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吕途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在她前几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13]中，吕途通过工友的“生命故事”，详细的阐释了新工人群体在城乡之间往来徘徊却难以找到归宿的现实处境。接着，又在2015年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14]，作为前一本书的姊妹篇，吕途在时隔两年后，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新工人的文化，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工作内容和文化娱乐方式等方面着手，通过对于个体“生命故事”的阐发，探讨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与其所存在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本书的扉页，吕途深刻的指出，“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个体人的文化的整体表现，个人的选择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人生，更是社会的命运。吕途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期望即是：期待新工人群体自发的建立一种积极的精神文化状态，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新工人具备了自觉的工人阶级意识，其次是新工人具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精神。
对于“新工人”的称谓，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在此不一一阐述。通过对于吕途的两部著作中关于新工人现实生活及其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工人”这一命名是更具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称谓，它对“农民工”这一“城市中心主义所生产的标签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新工人’撕碎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虚假掩饰，将进城务工人员的经验作为质疑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支点，终于将暧昧飘忽的身份政治问题逼入死角”[15]，它清晰的告诉世人，新工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注释：
[1]王洪春，阮宜胜.中国农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4.
[2]转引自：黄典林.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J].新闻学与传播学，2013（9），P42-48.
[3]张慧瑜.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EB/OL].http：//www.chinavalue.net/Biz/Blog/2010-6-3/925845.aspx，2015-10-21.
[4][5][6]温铁军等.中国的真实经验：八次危机，P84.P94.P97.
[7][8]刘艳青.央视春晚中的“国”“家”镜像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
[9][10][11]转引自：彭红碧.“农民工”称谓的变迁及释义[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2），P187-190.
[12]马智宏.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探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6），P56-58.
[13]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4]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汤达琦，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新工人；变迁；春晚；三十年
一、“新工人”作为“盲流”存在的时期
“盲流”即“盲目流动”的缩写，1952年8月6日政务院颁布执行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首次出现了“盲目流入”一词[1]，1953年又发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2]，但并未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直到1980年代国家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客观上促使农民大量涌入城镇，“盲流”一词才开始成为媒体、公众和官方话语用来建构新工人的特定词汇，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3]。然而，“盲流”这一称谓所内含的极具歧视性的意涵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们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贱民”的标签，受到城镇居民的歧视和伤害。
这一时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是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国家负债和赤字压力下仍然过度投资城市工业”[4]导致经济危机从而促使国家开始进行农村改革这一客观现实所导致的。国家通过政策导向在农村“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5]和“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6]，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自主从事非农产业等措施，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样，城市对农民的限制部分的取消了，农民迫于生计或在经济要求的刺激下，大量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促成了“盲流”这一群体的产生。
与此同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央视春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改革之初有其特有的定位和意识形态任务。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全社会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随着大量的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也处于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又紧紧地束缚着民众的思想，这样在传统与现代、改革和保守之间，全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迷茫又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担当起了引导舆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7]1982年，当时的广电部提出创新节目形式，用新的方法进行宣传的号召，第一届央视春晚就在这样的政策下得以产生。 基于上述的定位，央视春晚在对待与其同时代存在的“盲流”群体时，并没有投注更多的关注，而是重在通过传统戏曲、现代歌舞等节目形式给观众以娱乐化和美的享受，同时对于农村生活的改善和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多有刻画，这样一方面在形式上消解了进城“盲流”与城市的矛盾，另一方面填补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感情生活的缺失。”[8]直到1990年的小品《难兄难弟》，央视春晚中才出现了典型的“盲流形象”：两个为躲避超生罚款而“流窜”到城市里的农民，身穿破旧、打着补丁的蓝色工作装，带着的帽子上还沾着一根鸡毛，他们扛着行礼，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躲藏，不仅只能住在两头漏风的水泥管道里，同时还要时时面临被“遣送回乡”的危险，生动地再现了“盲流”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然而，节目的最后，却是通过城市里的“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才得以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作为结局，体现了央视春晚缝合城乡矛盾、融合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功能。
二、“新工人”作为“打工仔”、“打工妹”
存在的时期
随着“盲流”被人们广泛诟病并弃之不用，进入城市的农民首先在广东、福建沿海等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这一称呼随着在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外来妹》的热映传播到全国各地。作为电视剧主题曲的《我不想说》，更是将打工妹对城市的向往描述得淋漓极致。但不管怎样诠释，这一称谓同样有着歧视甚至侮辱的意味。
这一时期的央视春晚，作为国家社会生活形态的镜像反映，同样也对“打工仔”、“打工妹”群体有一定的关注和再现，在称谓上并没有直呼他们为“打工仔”或是“打工妹”，而是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比如1991年的小品《陌生人》中，城市人称呼进城的打工妹为“外地来的”、“小妹妹”、“小女同志”，1993年的小品《擦皮鞋》中，称呼打工仔为“打时工”，这样就消磨了“打工仔”、“打工妹”称谓中所具有的尖锐的讽刺性，使得节目本身成为矛盾的缓冲器，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维持了想象共同体的团结。
三、“新工人”作为“农民工”存在的时期
自新工人诞生之初起，在对他们的众多命名中，“农民工”这一称谓是认可度最高和最广为流传和被使用的称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城镇居民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称呼，还是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中用来指称这一群体时所使用的称谓，甚至在政府部门颁发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农民工”称谓也是最常见的字眼。“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和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将新工人的本质属性在字面意义上完整的诠释出来：“农”是指新工人出生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的先赋身份，“工”则说明新工人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通过工资或自营收入等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随着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的大肆使用，受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并认可了“农民工”的称谓，甚至就连很多进城务工人员也将“农民工”的称谓内化为群体的身份认同，“农民工”变成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自称。
这一时期的央视春晚继续发挥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随着新工人群体的日益庞大和由此滋生的诸种社会问题，央视春晚在呈现新工人群体时表现出强烈的整合功能，如在2003年小品《都是亲人》中，蔡明饰演的打工者为迷路的老人“买包子”，在被错认成“闺女”之后，她仍然请老人“下馆子”，再现了进城农民淳朴、善良的个性特征。在有关新工人的节目中，对于他们的称呼同样是使用“农民工”这一称谓，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春晚节目中的“农民工”称谓有很多被塑造成进城农民对自己的“自称”。如2005年小品《装修》中，黄宏饰演的装修工人在最后喊道：“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再如2008年小品《公交协奏曲》中，由王宝强饰演的农民工在坐公交时说：“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当然也有城里人用“农民工”称谓称呼进城务工农民的情形，同样是在小品《公交协奏曲》中，冯巩饰演的城里人在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时说到：“还真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输了血。我媳妇的命是农民工给的。”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春晚舞台上的新工人形象是被“农民工”这样的称谓以及其背后所意涵的制度、观念等因素所建构起来的。 四、“新工人”的称谓及其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在“农民工”称谓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又有很多新的称谓用来指称进城务工的农民，比如“流动人口”、“打工族”、“进城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人”[9]、“农村外出劳动力”[10]、“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新兴产业工人”[12]等称谓涌现。其中用“新工人”这一称谓指称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认同，基于此，本文同样使用“新工人”的称谓。
在对新工人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吕途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在她前几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13]中，吕途通过工友的“生命故事”，详细的阐释了新工人群体在城乡之间往来徘徊却难以找到归宿的现实处境。接着，又在2015年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14]，作为前一本书的姊妹篇，吕途在时隔两年后，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新工人的文化，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工作内容和文化娱乐方式等方面着手，通过对于个体“生命故事”的阐发，探讨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与其所存在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本书的扉页，吕途深刻的指出，“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个体人的文化的整体表现，个人的选择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人生，更是社会的命运。吕途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期望即是：期待新工人群体自发的建立一种积极的精神文化状态，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新工人具备了自觉的工人阶级意识，其次是新工人具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精神。
对于“新工人”的称谓，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在此不一一阐述。通过对于吕途的两部著作中关于新工人现实生活及其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工人”这一命名是更具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称谓，它对“农民工”这一“城市中心主义所生产的标签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新工人’撕碎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虚假掩饰，将进城务工人员的经验作为质疑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支点，终于将暧昧飘忽的身份政治问题逼入死角”[15]，它清晰的告诉世人，新工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注释：
[1]王洪春，阮宜胜.中国农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4.
[2]转引自：黄典林.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J].新闻学与传播学，2013（9），P42-48.
[3]张慧瑜.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EB/OL].http：//www.chinavalue.net/Biz/Blog/2010-6-3/925845.aspx，2015-10-21.
[4][5][6]温铁军等.中国的真实经验：八次危机，P84.P94.P97.
[7][8]刘艳青.央视春晚中的“国”“家”镜像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
[9][10][11]转引自：彭红碧.“农民工”称谓的变迁及释义[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2），P187-190.
[12]马智宏.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探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6），P56-58.
[13]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4]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汤达琦，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