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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推进政务公开的关键一年，近些年一直悬而未决的“三公”经费公开问题，首次出现破冰迹象。在中央层面，先后有99个中央部门对外公布“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陕西、广东比照中央财政做法，组成了地方试水公开“三公”的第一方阵；持观望态度的四川、湖南等省市则明确表示，将在2012年亮出“三公”数据。
地方政府全面公开“三公”数据，正在由承诺变为现实。截至4月中旬，已经有北京、四川、河南三地公布了最新的“三公”数据，另有11个省市宣布今年将加入公开队伍。如果说中央部门是去年公开“三公”行动的主力，那么可以这样说，今年“晒三公”的行动，已经开始进入“地方时间”。
京川豫“领跑”
2011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给中央各部委公开“三公”划定了时间表，也给地方政府“晒三公”指明了路线图，即地方要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公开“三公”支出。但作为推进预算公开的一项探索性改革，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的决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则性要求。
财政部针对这一问题召开的专题会议，也为地方政府公开“三公”预留了缓冲时间。会议提出的一个原则是，已具备公开条件的当年主动公开，尚不具备条件的要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第二年起开始公开。这一颇具“弹性”的原则，让绝大多数省份都以“尚不具备条件”为由，对公开“三公”一事持观望态度，仅有京沪陕粤四地先行公开了“三公”数据。
观望只是权宜之计。细究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措辞可知，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一样公开“三公”经费，基本已成定局。在神秘的“三公”数据首次揭开面纱之时，即便某一部门公开的情况与最初的期待略有差距，公众也会给予包容。在这种微妙的舆论氛围中，那些敢于率先站上“晒三公”跑道的省市，得到的肯定远远多于质疑。
作为去年首个公开“三公”数据的省级地方政府，北京市今年再次“领跑”全国。去年7月，北京市政府下属的57个部门公开了三公预算，今年这一数据增至78个。3月15日，北京市财政局不仅单独列示了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还对增减情况进行了解释说明。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48个部门在预算说明中，主动公开了人员编制情况和实际在职人员数量。根据测算，这48部门的人均“三公”经费为5100元，人均值最高的是市金融工作局（5.11万元），人均值最低的是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700元）。这是人均“三公”经费首次“掀开盖头”，意味着各个部门的“三公”支出具备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4天后，曾做出公开“三公”承诺的四川省，以第二“领跑者”的姿态登场。截至4月中旬，四川53个省级部门，21个市州，省会成都的60个市级部门，已经全部公开了“三公”数据。除涉密部门、军警部门以外，政府各组成部门及直属机构等“三公”经费全部公开，使四川成为目前全国公开力度最大、范围涵盖最广、解释最详细的省份之一。
四川率先晒透“三公”并非偶然。一方面，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早在2010年3月详细公布“三公”支出，曾以“全裸乡政府”的美誉轰动全国；另一方面，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年度《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中，四川是信息公开指数单项的冠军。
除了北京和四川，去年相对“低调”的河南，在今年“晒三公”的行动中表现也不俗。目前，除个别涉密部门和涉密内容外，河南省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等41个部门均向社会公开了“三公”经费预算。在公开“三公”预算的部门中，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将2012年的出国费用直接降到“零预算”，尤为引人关注。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河北、天津、甘肃、云南、辽宁等11个省市，已公开表态将在今年公开“三公”数据，这意味着省级“三公”公开已经上路。
公开的“新气象”
近百个中央部门在去年公开“三公”数据后，社会各界都对公开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发表了意见，也纷纷为“三公”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献计献策。其中的一些建设性意见，能让地方政府在公开“三公”时少走弯路。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在公开“三公”方面的表现，理应比中央部门做得更好。
仔细研究今年已经公开“三公”的北京和四川，确实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气象”。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性实践，既为目前尚未公开“三公”的省市提供了借鉴，也将促进中央部门在今年更好地“晒三公”，进而在整体上有益于推进预算制度公开。
第一，地方政府公开的项目更加具体，更易于公众理解。
去年，有一些公开“三公”的中央部委都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公开的数据过于抽象和笼统，常常只有一个“大数据”。相比之下，四川公布“三公”数据则遵循了“让老百姓能看懂”的原则，要求各部门详细列出每项经费的开支原因，并对经费的增减情况作出解释。以最受关注的公车消费支出为例，四川省发改委在解释公车费用支出时，精确到了2011年采买两辆公车的具体金额，成都市则有55个部门公布了具体的公车保有数量。
第二，地方政府公开“三公”时统一填报口径，更为规范化。
去年，90多个中央部委公开进度和口径统一，引发了公众的一些猜疑。如国税总局所列支的21亿接待费用，实际上是全国国税系统“三公”经费的总数，而有些部门仅统计了自身的，這样比较起来就容易造成误读。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四川省在公开“三公”数据之前进行了一次模拟试填，并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经过这样的演习之后，省财政厅向各部门下发了统一的参考模板，这才基本实现了填报标准的“整齐和统一”。
第三，出现了人均“三公”经费这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所言，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职能有很大差别，简单看“三公”经费的总量没有可比性，但通过横向比较人均“三公”经费，就可以看出哪个部门花得多，哪个部门花得少，甚至可以发现哪个部门可能存在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四川省德阳市将市级政府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情况，纳入政府绩效管理考核范畴，在“部门成本效益考核指标”子项中体现，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创举。毕竟，公布账本只是第一步，最终目的是规范管理。
“晒三公”最终走向何方
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再次上紧了监管“三公”消费的发条。在3月26日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各单位公务接待费用、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出国出境经费要详细公开。
在此之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已经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三公费用纳入预算管理、公开公布、考评情况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开“三公”不能仅限于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应该更加通俗化、精细化和规范化。“三公”账本不是“天书”，而应是普通百姓都能看懂、能判断是否合理的一份账本。只有“三公”经费公开工作进一步细化，并逐渐拓展公开的范围，公众才能判断这些数额巨大的支出是否合理。在以后的公开环节，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各地政府，都不妨效仿四川白庙乡的做法，尽可能地将“三公”支出细化到每一辆车、每一顿饭，甚至每一个人。
要增加“晒三公”行动的制度刚性，将公开“三公”升格为一种有标准可依、有规则可循、有操作规范、有刚性约束的工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公开的标准，在口径、范围、申报格式方面开动脑筋，增强最终数据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比较、审计等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将公开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对拒不公开或不按规范予以公开的部门给予必要的问责。
同时，在公开“三公”的问题上，要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充分激活知情权和监督权。财政经费如何有效使用，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这决定了“晒三公”的整个过程中，民意不能缺席。只有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才有现实基础。在这一方面，比中央部门更早亮出“三公”数据的四川白庙乡已经做出表率，他们选择的就是一种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公众代表能在政府公开的基础上，广泛讨论和进行监督。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抑或将来也将纳入公开范畴的基层政府部门，公开“三公”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而非恩赐，是起点而非终点。公开“三公”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最终目的是要大力压缩“三公”经费预算，进一步削减“三公”支出，遏制奢侈浪费，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使财政能把更多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民生改善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些“刀刃上”。
地方政府全面公开“三公”数据，正在由承诺变为现实。截至4月中旬，已经有北京、四川、河南三地公布了最新的“三公”数据，另有11个省市宣布今年将加入公开队伍。如果说中央部门是去年公开“三公”行动的主力，那么可以这样说，今年“晒三公”的行动，已经开始进入“地方时间”。
京川豫“领跑”
2011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给中央各部委公开“三公”划定了时间表，也给地方政府“晒三公”指明了路线图，即地方要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公开“三公”支出。但作为推进预算公开的一项探索性改革，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的决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则性要求。
财政部针对这一问题召开的专题会议，也为地方政府公开“三公”预留了缓冲时间。会议提出的一个原则是，已具备公开条件的当年主动公开，尚不具备条件的要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第二年起开始公开。这一颇具“弹性”的原则，让绝大多数省份都以“尚不具备条件”为由，对公开“三公”一事持观望态度，仅有京沪陕粤四地先行公开了“三公”数据。
观望只是权宜之计。细究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措辞可知，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一样公开“三公”经费，基本已成定局。在神秘的“三公”数据首次揭开面纱之时，即便某一部门公开的情况与最初的期待略有差距，公众也会给予包容。在这种微妙的舆论氛围中，那些敢于率先站上“晒三公”跑道的省市，得到的肯定远远多于质疑。
作为去年首个公开“三公”数据的省级地方政府，北京市今年再次“领跑”全国。去年7月，北京市政府下属的57个部门公开了三公预算，今年这一数据增至78个。3月15日，北京市财政局不仅单独列示了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还对增减情况进行了解释说明。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48个部门在预算说明中，主动公开了人员编制情况和实际在职人员数量。根据测算，这48部门的人均“三公”经费为5100元，人均值最高的是市金融工作局（5.11万元），人均值最低的是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700元）。这是人均“三公”经费首次“掀开盖头”，意味着各个部门的“三公”支出具备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4天后，曾做出公开“三公”承诺的四川省，以第二“领跑者”的姿态登场。截至4月中旬，四川53个省级部门，21个市州，省会成都的60个市级部门，已经全部公开了“三公”数据。除涉密部门、军警部门以外，政府各组成部门及直属机构等“三公”经费全部公开，使四川成为目前全国公开力度最大、范围涵盖最广、解释最详细的省份之一。
四川率先晒透“三公”并非偶然。一方面，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早在2010年3月详细公布“三公”支出，曾以“全裸乡政府”的美誉轰动全国；另一方面，在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年度《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中，四川是信息公开指数单项的冠军。
除了北京和四川，去年相对“低调”的河南，在今年“晒三公”的行动中表现也不俗。目前，除个别涉密部门和涉密内容外，河南省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等41个部门均向社会公开了“三公”经费预算。在公开“三公”预算的部门中，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将2012年的出国费用直接降到“零预算”，尤为引人关注。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河北、天津、甘肃、云南、辽宁等11个省市，已公开表态将在今年公开“三公”数据，这意味着省级“三公”公开已经上路。
公开的“新气象”
近百个中央部门在去年公开“三公”数据后，社会各界都对公开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发表了意见，也纷纷为“三公”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献计献策。其中的一些建设性意见，能让地方政府在公开“三公”时少走弯路。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在公开“三公”方面的表现，理应比中央部门做得更好。
仔细研究今年已经公开“三公”的北京和四川，确实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气象”。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性实践，既为目前尚未公开“三公”的省市提供了借鉴，也将促进中央部门在今年更好地“晒三公”，进而在整体上有益于推进预算制度公开。
第一，地方政府公开的项目更加具体，更易于公众理解。
去年，有一些公开“三公”的中央部委都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公开的数据过于抽象和笼统，常常只有一个“大数据”。相比之下，四川公布“三公”数据则遵循了“让老百姓能看懂”的原则，要求各部门详细列出每项经费的开支原因，并对经费的增减情况作出解释。以最受关注的公车消费支出为例，四川省发改委在解释公车费用支出时，精确到了2011年采买两辆公车的具体金额，成都市则有55个部门公布了具体的公车保有数量。
第二，地方政府公开“三公”时统一填报口径，更为规范化。
去年，90多个中央部委公开进度和口径统一，引发了公众的一些猜疑。如国税总局所列支的21亿接待费用，实际上是全国国税系统“三公”经费的总数，而有些部门仅统计了自身的，這样比较起来就容易造成误读。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四川省在公开“三公”数据之前进行了一次模拟试填，并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经过这样的演习之后，省财政厅向各部门下发了统一的参考模板，这才基本实现了填报标准的“整齐和统一”。
第三，出现了人均“三公”经费这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所言，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职能有很大差别，简单看“三公”经费的总量没有可比性，但通过横向比较人均“三公”经费，就可以看出哪个部门花得多，哪个部门花得少，甚至可以发现哪个部门可能存在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四川省德阳市将市级政府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情况，纳入政府绩效管理考核范畴，在“部门成本效益考核指标”子项中体现，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创举。毕竟，公布账本只是第一步，最终目的是规范管理。
“晒三公”最终走向何方
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再次上紧了监管“三公”消费的发条。在3月26日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各单位公务接待费用、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出国出境经费要详细公开。
在此之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已经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三公费用纳入预算管理、公开公布、考评情况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开“三公”不能仅限于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应该更加通俗化、精细化和规范化。“三公”账本不是“天书”，而应是普通百姓都能看懂、能判断是否合理的一份账本。只有“三公”经费公开工作进一步细化，并逐渐拓展公开的范围，公众才能判断这些数额巨大的支出是否合理。在以后的公开环节，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各地政府，都不妨效仿四川白庙乡的做法，尽可能地将“三公”支出细化到每一辆车、每一顿饭，甚至每一个人。
要增加“晒三公”行动的制度刚性，将公开“三公”升格为一种有标准可依、有规则可循、有操作规范、有刚性约束的工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公开的标准，在口径、范围、申报格式方面开动脑筋，增强最终数据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比较、审计等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将公开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对拒不公开或不按规范予以公开的部门给予必要的问责。
同时，在公开“三公”的问题上，要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充分激活知情权和监督权。财政经费如何有效使用，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这决定了“晒三公”的整个过程中，民意不能缺席。只有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才有现实基础。在这一方面，比中央部门更早亮出“三公”数据的四川白庙乡已经做出表率，他们选择的就是一种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公众代表能在政府公开的基础上，广泛讨论和进行监督。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抑或将来也将纳入公开范畴的基层政府部门，公开“三公”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而非恩赐，是起点而非终点。公开“三公”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最终目的是要大力压缩“三公”经费预算，进一步削减“三公”支出，遏制奢侈浪费，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使财政能把更多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民生改善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些“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