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西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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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在中国说得上是家喻户晓。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1936年6月间,他由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经过西安,于7月初进入陕北,在三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
其他文献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方面军乘着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大举进攻的伟大胜利的余威,由湘西底桑植出发,北上抗日了。由于天险的长江,横断苏区北面,敌人有严密的守备,不能使我们向北直进,直达抗日前进阵地,这样便不能不在战略上取大的迂回,由西再转向北;行动的开始,首先以大胆底战略战术机动,突破澧水、沅江,直抵湘中,横跨资、沅两水,与正在开展新的胜利的陕北红军及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事件不约而同的互相配合,遥相呼应,这时候正是十二月初旬。
深秋的北京街头,红叶烂漫。我们按响了西城区一个普通的老式四合院的门铃,这是萧克将军的家。应声而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萧老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会客室里,我们见到了83岁高龄的衍克将军。寒暄过后,我们拿出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一批档案中查到的署名“萧克”的《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油印件,清萧老辨认。萧老带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泽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理论界、党史界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一些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主要限于介绍和宣传毛泽东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基本视点。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少数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从1939年初起到1966年“文革”初期,做了27年党的少数民族工作。这一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重大问题是经他处理的。我有幸在工作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面示,也耳闻目睹了周恩来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这项重要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1991年10月14日上午,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石仲泉、张宁、张爱茹、杨德一行四人拜访了专程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施拉姆教授,就目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有关问题作了交谈,并请他简要介绍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状。
1949年到50年代末,我先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政务院、国务院工作,接触周总理较多。耳濡目染,他的风范行止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常忆常新。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以下简称《年谱》)自1989年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欢迎和重视。《年谱》一书的写作历经十年,六易其稿,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正确指导,精心组织,齐心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