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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作用越来越发达的当下,让地方政府最头疼的已经不仅是平面媒体记者,而是没有记者证的“网民记者”或者称之为“公民记者”。《宪法》规定,公民都有监督的权利。这些“网民记者”将所见所闻实名或匿名发布到网络上,正是基于他们对宪法的高度尊重。
传媒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形式更加多样化,单纯靠专业记者的采访报道,已让人感觉有些“不过瘾”。一些网民对热点事件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对“目击”、“亲历”等报道形式有浓厚的興趣。随着互联网Web2.0技术日臻成熟和广泛应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更具个性化的展示平台,使他们有条件、更方便地运用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个时候,网络媒体如果能及时抓住网民这一“渴求”,引导并创造条件让他们“为我所用”,那么,他们身处新闻事件发生现场时,就能充当“记者”。其“意见领袖”的功能,就能澄清一些因不明真相而造成的误解,起到引导网络舆论导向的作用。其“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能丰富网络媒体的报道形式。在专业记者尚未或无法到达的关键时刻,他们的“临时救场”可为媒体赢得时间,记录“第一现场”。这些热衷于以互联网或互联网延伸技术为工具,在新闻事件中发挥记者作用的普通民众,我们称之为“网民记者”或“草根记者”,他们在媒体报道新闻事件中,有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句俗话:“丑事家家有,不贩是好手”居家过日子,夫妻之间不可能事事如意,吵架是避免不了的。自尊心强的人,在家里吵得天翻地覆,一见到外人,立刻捂得严严实实,装得跟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对于家庭来说,除非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否则一般的“丑事”都属于个人间的私事(或隐私),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捂着盖着,不失为一种聪明。
而作为政府来说,一旦有了丑事(或丑闻),采取捂着盖着,动用各种权力工具控制丑事不内扬和外扬,是不明智的。第一,纸是包不住火的;第二,捂着盖着容易因猜测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第三,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些官员固执地认为,发生问题后用捂着盖着的方法,防止向外扩散,可以减少负面影响。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发生负面新闻也是政府工作中的一种常态,能够正确面对负面新闻,对于缓和矛盾,平息不良言论的传播,体现得是政府的事件应对能力。相反,越是捂着盖着,往往越不利于问题解决,甚至造成的危害更大,使本来不怎么严重的问题酿成重大事件。
现在,一些开明的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政府接受舆论监督比拒绝舆论监督,对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更为有利。现任云南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对舆论报道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提出“要负面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之处,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这是需要胆识的。当下,许多政府官员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他们认为,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是给政府添乱,为了限制记者报道对他们政绩的影响,甚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影响办案、干扰公务”等大帽子压制记者采访。更有甚者对记者的正常采访行为横加阻挠,限制记者人身自由,或者派警察到报社抓捕记者。
发生问题后,政府官员最怕的是家丑外扬。于是对各路记者实行围追堵截。他们不怕本地记者,因为本地记者在他们的地盘上生活,不仅不敢随便采访,即使采访了也很难发出稿子。他们只需一个电话,即可让媒体老老实实的。有胆敢冒犯者,轻则降职,重则开除,或者罗列罪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政府官员怕就怕外地记者,由于媒体非他们管辖之内,只好软硬兼施,一方面用贿赂堵住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新闻记者的嘴,一方面对那些有正义感的记者,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殴打拘留。
2009年3月27日,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纪委书记赵命文在其母亲安葬过程中,动用警车为送葬车队开道并围殴记者,将两名记者打伤住院(见山西新闻网3月27日)。2007年11月27日,江苏响水县化工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后,响水县举全县之力,对来访记者实行软禁、监视、跟踪、贿赂,对线人威胁、利诱,封锁事故现场,并且美其名曰“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由于当地政府措施严密得力,使大批前往采访的记者,望而兴叹,铩羽而归(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1日)只可惜,让当地政府遗憾的是,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还是没能做到密不透风,竟然被无名氏“公民记者”知根知底地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盘端到了网络上,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网民数量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于通过互联网了解当前社会最新信息。因为开放、自由、匿名等特质,在对待重大突发性事件上,来自各方的声音往往会分散主题,难免模糊事实,甚至“以讹传讹”。“有强烈表达冲动”的“网民记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某个热点事件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关心热点,讨论观点,或者制造更加受人瞩目的热点。就是在如今这样网络作用越来越发达的当下,让地方政府最头疼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平面媒体记者,而是这些没有记者证的“网民记者”或者称之为“公民记者”。《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十七大报告中对公民的权利作了进一步阐述:“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记者证不等于没有监督权利,只要监督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有监督的权利。这些“网民记者”将所见所闻实名或匿名发布到网络上,正是基于他们对宪法的高度尊重。
有官员慨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发生问题想捂着盖着,简直是白费心机。针对这种情势,不少官员开始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认为,问题透明化之后,该政府承担的责任,决不推脱。只要政府能够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就没有解决不好的问题。
互联网正在迅速、深刻、全面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任何个人和政府都必须适应互联网的规范。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网民大国”。中国有2.1亿网民,以500万人差次于美国。“网民记者”的力量有多大,从以下事例即可看出。网民继“深圳高官猥亵门”一事打了漂亮胜仗后,人肉搜索又把矛头指向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细心的网民从几张网上照片中发现,这位局长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南京”烟、戴的是售价10万元的瑞士名表“江诗丹顿”。有照片摆在那里,局长想辩驳都没有底气。一个区房管局长工资收入能有多少,可以让自己名牌裹身?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极品装备的来路。所以,周的倒台不能怪网民,主要是自己对项羽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那句话感悟的太深了,或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位级别很高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现在做事格外小心,特别低调,生怕有一天自己的丑事被放在了网上。“像周久耕那么张扬,是自己找的。”据了解,官员们最怕的是人肉搜索,简直比福尔摩斯还厉害。不过,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员认为,网络监督远胜于传统媒体的监督作用,它是监督政府行为的另一种力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开明的政府,不是专门听别人念喜歌的政府,而是虚心接受公众舆论监督,不回避矛盾勇于解决矛盾的政府。
传媒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形式更加多样化,单纯靠专业记者的采访报道,已让人感觉有些“不过瘾”。一些网民对热点事件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对“目击”、“亲历”等报道形式有浓厚的興趣。随着互联网Web2.0技术日臻成熟和广泛应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更具个性化的展示平台,使他们有条件、更方便地运用这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个时候,网络媒体如果能及时抓住网民这一“渴求”,引导并创造条件让他们“为我所用”,那么,他们身处新闻事件发生现场时,就能充当“记者”。其“意见领袖”的功能,就能澄清一些因不明真相而造成的误解,起到引导网络舆论导向的作用。其“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能丰富网络媒体的报道形式。在专业记者尚未或无法到达的关键时刻,他们的“临时救场”可为媒体赢得时间,记录“第一现场”。这些热衷于以互联网或互联网延伸技术为工具,在新闻事件中发挥记者作用的普通民众,我们称之为“网民记者”或“草根记者”,他们在媒体报道新闻事件中,有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句俗话:“丑事家家有,不贩是好手”居家过日子,夫妻之间不可能事事如意,吵架是避免不了的。自尊心强的人,在家里吵得天翻地覆,一见到外人,立刻捂得严严实实,装得跟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对于家庭来说,除非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否则一般的“丑事”都属于个人间的私事(或隐私),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捂着盖着,不失为一种聪明。
而作为政府来说,一旦有了丑事(或丑闻),采取捂着盖着,动用各种权力工具控制丑事不内扬和外扬,是不明智的。第一,纸是包不住火的;第二,捂着盖着容易因猜测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第三,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些官员固执地认为,发生问题后用捂着盖着的方法,防止向外扩散,可以减少负面影响。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发生负面新闻也是政府工作中的一种常态,能够正确面对负面新闻,对于缓和矛盾,平息不良言论的传播,体现得是政府的事件应对能力。相反,越是捂着盖着,往往越不利于问题解决,甚至造成的危害更大,使本来不怎么严重的问题酿成重大事件。
现在,一些开明的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政府接受舆论监督比拒绝舆论监督,对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更为有利。现任云南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对舆论报道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提出“要负面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之处,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这是需要胆识的。当下,许多政府官员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他们认为,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是给政府添乱,为了限制记者报道对他们政绩的影响,甚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影响办案、干扰公务”等大帽子压制记者采访。更有甚者对记者的正常采访行为横加阻挠,限制记者人身自由,或者派警察到报社抓捕记者。
发生问题后,政府官员最怕的是家丑外扬。于是对各路记者实行围追堵截。他们不怕本地记者,因为本地记者在他们的地盘上生活,不仅不敢随便采访,即使采访了也很难发出稿子。他们只需一个电话,即可让媒体老老实实的。有胆敢冒犯者,轻则降职,重则开除,或者罗列罪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政府官员怕就怕外地记者,由于媒体非他们管辖之内,只好软硬兼施,一方面用贿赂堵住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新闻记者的嘴,一方面对那些有正义感的记者,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殴打拘留。
2009年3月27日,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纪委书记赵命文在其母亲安葬过程中,动用警车为送葬车队开道并围殴记者,将两名记者打伤住院(见山西新闻网3月27日)。2007年11月27日,江苏响水县化工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后,响水县举全县之力,对来访记者实行软禁、监视、跟踪、贿赂,对线人威胁、利诱,封锁事故现场,并且美其名曰“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由于当地政府措施严密得力,使大批前往采访的记者,望而兴叹,铩羽而归(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1日)只可惜,让当地政府遗憾的是,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还是没能做到密不透风,竟然被无名氏“公民记者”知根知底地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盘端到了网络上,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网民数量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于通过互联网了解当前社会最新信息。因为开放、自由、匿名等特质,在对待重大突发性事件上,来自各方的声音往往会分散主题,难免模糊事实,甚至“以讹传讹”。“有强烈表达冲动”的“网民记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某个热点事件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关心热点,讨论观点,或者制造更加受人瞩目的热点。就是在如今这样网络作用越来越发达的当下,让地方政府最头疼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平面媒体记者,而是这些没有记者证的“网民记者”或者称之为“公民记者”。《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十七大报告中对公民的权利作了进一步阐述:“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记者证不等于没有监督权利,只要监督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有监督的权利。这些“网民记者”将所见所闻实名或匿名发布到网络上,正是基于他们对宪法的高度尊重。
有官员慨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发生问题想捂着盖着,简直是白费心机。针对这种情势,不少官员开始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认为,问题透明化之后,该政府承担的责任,决不推脱。只要政府能够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就没有解决不好的问题。
互联网正在迅速、深刻、全面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任何个人和政府都必须适应互联网的规范。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网民大国”。中国有2.1亿网民,以500万人差次于美国。“网民记者”的力量有多大,从以下事例即可看出。网民继“深圳高官猥亵门”一事打了漂亮胜仗后,人肉搜索又把矛头指向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细心的网民从几张网上照片中发现,这位局长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南京”烟、戴的是售价10万元的瑞士名表“江诗丹顿”。有照片摆在那里,局长想辩驳都没有底气。一个区房管局长工资收入能有多少,可以让自己名牌裹身?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极品装备的来路。所以,周的倒台不能怪网民,主要是自己对项羽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那句话感悟的太深了,或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位级别很高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现在做事格外小心,特别低调,生怕有一天自己的丑事被放在了网上。“像周久耕那么张扬,是自己找的。”据了解,官员们最怕的是人肉搜索,简直比福尔摩斯还厉害。不过,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员认为,网络监督远胜于传统媒体的监督作用,它是监督政府行为的另一种力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开明的政府,不是专门听别人念喜歌的政府,而是虚心接受公众舆论监督,不回避矛盾勇于解决矛盾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