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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2011年到2014年我国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高管层平均年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存在显著正效应，并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样的结果也比较符合预期，年龄的增长会驱使人们更加愿意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从而高管平均年龄较大的公司更乐于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高管年龄 企业社会责任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关键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大部分文章重点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一个企业是否愿意履行社会责任，愿意承担多少社会责任，这些问题都取决于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利益权衡与决策。同样地，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总会有所改变，年龄较长的人更容易选择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考察高管层平均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从以下三个方向选取数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衡量标准。首先是以企业捐赠金额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如周煊等（2016）研究得到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会更加愿意进行慈善捐赠。其次是根据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如张兆国（2013）采用系统GMM的方法研究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最后便是直接采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进行研究，如郑冠群等（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层的任职任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本文借鉴最后一种方式，选取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
二、研究设计
1.样本筛选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年到2014年全部沪深A股公司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接着对这些数据进行如下的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的数据，因为此行业数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2）剔除ST和*ST的公司，这类公司盈利能力较差已自顾不暇，难以兼顾社会责任；（3）剔除无法获得重要变量数据的公司；（4）剔除年度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剩余1560个样本。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所提供的2011-2014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数据，该数据已被许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采用。2011年前RKS的评级数据没有加入行业指标I，这是本文从2011年开始选取数据的原因。文章中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高管动态子数据库，以每年各公司高管层平均年龄定义。同时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郑冠群等（2015）选取相关财务指标等进行控制，详见表1。
2.回归模型设定。
在上面的公式中，i表示沪深A股中的第i家公司，t表示年份，即2011年到2014年的时间段。其中参数表示截距项，表示解释变量AGE（高管年龄）前的系数，X表示控制变量组，为控制变量前的系数，则为误差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2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RKS的社会责任评级分数差距较大，其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了70多分。同样地，解释变量高管平均年龄的跨度也在20岁以上。表3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初步判断高管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2.实证结果。为了检验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如表4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4，表示强烈拒绝原假设，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所以对最初的计量模型进行修订，变为：
其中，表示个体效应，即每个公司的个体异质性。接着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对以上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1）所示。解释变量AGE前的系数为0.407，且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高管年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效应。这表示企业高管层平均年龄越大，其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这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领悟生命中更为重要以及更为崇高的事项。不再将赚钱盈利作为公司的唯一目标，而是更加乐于为自己所处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不仅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所以高管层年龄越长便越愿意带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更富价值的目标。
3.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1560个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表5中的模型（2）、模型（3）分别为国有企业子样本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劃分子样本后，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这表明原模型较为稳健。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模型（3）解释变量前系数明显大于模型（2）。这表明，高管年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其需要更多地践行社会责任，所以高管层的年龄对该行为的影响不如非国有企业大。
四、结语
现有的研究一般从高管或者总经理的任职情况如二职合一、任职期间报酬等角度探索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很少有文章从高管层年龄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平均年龄越长，便会越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但由于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信息还不够完善，难以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另外，高管的其他一些个人特征如宗教信仰、性别等均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周煊，孟庆丽，刘晓辉.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以慈善捐赠为例[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4）：72-80.
[2]郑冠群，宋林，郝渊晓.高管层特征、策略性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J].经济经纬，2015，32（2）：111-116.
[3]辛杰，吴创.企业家文化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1）：105-115.
[4]张兆国，靳小翠，李庚秦.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3，（8）：32-39.
关键词：高管年龄 企业社会责任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关键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大部分文章重点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一个企业是否愿意履行社会责任，愿意承担多少社会责任，这些问题都取决于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利益权衡与决策。同样地，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总会有所改变，年龄较长的人更容易选择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考察高管层平均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从以下三个方向选取数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衡量标准。首先是以企业捐赠金额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如周煊等（2016）研究得到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会更加愿意进行慈善捐赠。其次是根据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如张兆国（2013）采用系统GMM的方法研究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最后便是直接采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进行研究，如郑冠群等（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层的任职任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本文借鉴最后一种方式，选取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
二、研究设计
1.样本筛选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年到2014年全部沪深A股公司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接着对这些数据进行如下的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的数据，因为此行业数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2）剔除ST和*ST的公司，这类公司盈利能力较差已自顾不暇，难以兼顾社会责任；（3）剔除无法获得重要变量数据的公司；（4）剔除年度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剩余1560个样本。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所提供的2011-2014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数据，该数据已被许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采用。2011年前RKS的评级数据没有加入行业指标I，这是本文从2011年开始选取数据的原因。文章中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高管动态子数据库，以每年各公司高管层平均年龄定义。同时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郑冠群等（2015）选取相关财务指标等进行控制，详见表1。
2.回归模型设定。
在上面的公式中，i表示沪深A股中的第i家公司，t表示年份，即2011年到2014年的时间段。其中参数表示截距项，表示解释变量AGE（高管年龄）前的系数，X表示控制变量组，为控制变量前的系数，则为误差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2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RKS的社会责任评级分数差距较大，其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了70多分。同样地，解释变量高管平均年龄的跨度也在20岁以上。表3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初步判断高管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2.实证结果。为了检验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如表4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4，表示强烈拒绝原假设，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所以对最初的计量模型进行修订，变为：
其中，表示个体效应，即每个公司的个体异质性。接着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对以上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1）所示。解释变量AGE前的系数为0.407，且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高管年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效应。这表示企业高管层平均年龄越大，其社会责任评级得分越高。这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领悟生命中更为重要以及更为崇高的事项。不再将赚钱盈利作为公司的唯一目标，而是更加乐于为自己所处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不仅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所以高管层年龄越长便越愿意带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更富价值的目标。
3.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1560个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表5中的模型（2）、模型（3）分别为国有企业子样本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劃分子样本后，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这表明原模型较为稳健。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模型（3）解释变量前系数明显大于模型（2）。这表明，高管年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其需要更多地践行社会责任，所以高管层的年龄对该行为的影响不如非国有企业大。
四、结语
现有的研究一般从高管或者总经理的任职情况如二职合一、任职期间报酬等角度探索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很少有文章从高管层年龄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平均年龄越长，便会越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但由于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信息还不够完善，难以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另外，高管的其他一些个人特征如宗教信仰、性别等均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周煊，孟庆丽，刘晓辉.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以慈善捐赠为例[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4）：72-80.
[2]郑冠群，宋林，郝渊晓.高管层特征、策略性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J].经济经纬，2015，32（2）：111-116.
[3]辛杰，吴创.企业家文化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1）：105-115.
[4]张兆国，靳小翠，李庚秦.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3，（8）：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