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曹禺,77岁的《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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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样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用他年轻的生命写出了诗一样的《雷雨》,把老友巴金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改编成了浪漫而诗意的话剧《家》。从作品的气质就能看出作家的性格,曹禺就是这样一个“雷雨”的个性。
  今年,全国各地话剧戏曲剧团都在复排或者新创曹禺的作品,特别是最近一段,曹禺剧作更是连番上演,为纪念9月24日曹禺诞辰一百周年。而在此其中,排演得最多最热闹的仍然是曹禺的成名作兼代表作《雷雨》。
  什么是经典?如果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来被反复演绎,甚至现代电影也要进一步“图解”,那么《雷雨》也是这样一部让人难忘并且放不下的经典。从诞生开始,70多年来它从未停止过演出,即使小到大学剧社、国外华人剧团,《雷雨》总是演出的必备剧目,就连大导演张艺谋也要借《雷雨》故事去充实他的电影情节。而曹禺创作它时才23岁。
  谁不爱《雷雨》?导演爱它,因为它的严谨戏剧结构;演员爱它,因为它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最见演技功力;观众爱它,因为它那百看不厌的曲折故事和澎湃的激情。所以呢,当年演四凤的茅善玉,现在在新版沪剧《雷雨》中演起了蘩漪,而顾永菲,这位当年(1984年)电影《雷雨》中的蘩漪,却在前两年明星版话剧《雷雨》中演起了鲁妈(梅侍萍)。濮存昕呢,父子两代,共同演绎人艺版话剧中周萍这一角色,濮存昕更是从36岁一直演到了50多岁。岁月荏苒,热爱《雷雨》的心意依旧。
  作家是靠作品传世的,现在或许没有人再会去理会“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但是鲁迅的箴言还在人们嘴里流传,老舍的《茶馆》新拍了电视剧,巴金的《家》也是影视改编的热门,而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名剧更是常演常新,艺术魅力永不衰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禺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剧作家。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思和直言:“绝大多数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是活在文学史上的,现代文学作品在话剧舞台上仍然这么打动观众的,曹禺几乎是一个例外。他是不可取代的。”
  
  演不尽的《雷雨》
  
  作为曹禺话剧大本营、曹禺曾担任院长多年的北京人艺,今年借着曹禺100周年诞辰,将他解放前所写的四部名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重新复排,9月7日到10月7日将连续上演,这次《雷雨》中的周萍由青年演員担当,濮存昕终于卸下这个“重任”。而在此之前,8月19日-22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已经上演了王延松导演的新版话剧《雷雨》,把《雷雨》最初发表在《文学季刊》时的“序幕”、“尾声”第一次引入到舞台演出中。
  而深受曹禺作品恩惠的上海沪剧院,也将携《雷雨》、《日出》和《瑞珏》三台大戏于10月下旬亮相首都长安大戏院。《雷雨》一直是上海沪剧院的保留剧目,1954年丁是娥、杨飞飞、石筱英、王盘声、解洪元等人打造了最初的精品,后来一代代演员薪火相传,此次经过改编缩减的《雷雨》把重头戏放在了蘩漪的身上,9月17日在上海逸夫舞台的第一场演出就吸引了近九成的观众。
  事实上,从当年的“阶级斗争剧”到后来的“社会问题剧”,再到如今的“人性挣扎”,《雷雨》在不断被解读(包括“误读”)的过程中,重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蘩漪这个女性身上,她是剧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她激烈地想冲破外界的束缚,寻找灵魂的自由。也正如曹禺自己所说的,“在所有的人物中,蘩漪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而且“蘩漪是最雷雨的”。
  8月28、2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上海歌剧院排演的歌剧《雷雨》,就是以蘩漪为核心来改编的,甚至删去了鲁贵和鲁大海。无独有偶,苏州评弹团此次新编中篇弹词《雷雨》,删繁就简,也是以蘩漪和周萍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来表现蘩漪这个女性同命运的抗争。评弹因为只有唱没有表演,演员的内心要通过独白和唱词说出来,增加了经典再演绎的空间。据说该剧在苏州上演时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9月28日它将上演于北京梅兰芳大戏院,并在高校巡回演出,10月下旬将会来沪。
  《雷雨》一直是曹禺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同时也不断被搬上舞台,它是说不尽的,也是演不尽的,学者用笔、演员用舞台表演,共同探讨《雷雨》的价值,表达对《雷雨》的理解。
  钱谷融先生说:“曹禺是一个诗人,他写的每一个剧本,都有诗意。他的剧本里面没有说教。”正是这样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用他年轻的生命写出了诗一样的《雷雨》,把老友巴金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改编成了浪漫而诗意的话剧《家》。从作品的气质就能看出作家的性格,曹禺就是这样一个“雷雨”的个性。
  
  带着遗憾离开
  
  不仅蘩漪是被抑压着而渴望自由,曹禺本人也是如此。曹禺研究专家、《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说:“曹禺苦闷,在苦闷抑压的深处,是一颗渴望自由的灵魂。”但是,这个渴望自由的灵魂,在建国后被压抑了,因此再也不能创作出以前那样荡气回肠的剧作了。曹禺晚年写过一首诗:“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他是多么渴望自由啊,可是即使“文革”结束,他从黑暗里走出,重新回到阳光下,被政务琐事缠身,“自由”依旧是奢望。
  一般人都知道的曹禺名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家》、《北京人》,而他在建国后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合作)、《王昭君》等都被认为并不成功而渐渐被遗忘。视创作为生命的作家,戴着枷锁跳舞,终不能再现辉煌。想想被他喜欢的蘩漪、陈白露、金子,那些乱伦、滥交、出轨的故事,哪一个可以在新时代的革命文艺中出现啊?虽然艺术直觉还在,但在强权之下,作家不得不选择了妥协,自由意志逐渐式微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曹禺总是“听话”地大刀阔斧地批评与自我批评。随风倒,乱表态,一直是他遭受圈里人和研究者非议的焦点,这是与曹禺软弱而又感性的性格分不开的。有时候他前一天刚痛定思痛决定保持沉默不再表态,可是第二天到了那种场合、那种氛围,又激动地说了不该说的话。
  因为感性,他才能写出这些激荡的文字;也因为软弱,对政治的不敏感,才让他总是在开会、表态中耗尽生命。许多话不能说、不敢说,到头来就根本不会想到去说它了;许多事不能不做、不敢不做,时间久了就习惯于做那些本不愿做的事。在用说别人说过的话来麻醉自己之后,逐渐丧失敏锐走向麻木,一个当年拥有如此才气和朝气的作家离我们而去,只剩下随波逐流的躯壳。有人说他“假”,不敢说真话,其实他是一个看下属排戏,因为觉得大家辛苦也不愿开口指出缺点的人,那一声声“好”或许是假,却也是诚心而说。人的习性如此,改大概是改不过来的。
  晚年,曹禺也反思自己,他在日记中说自己“不沉着,不多思考就说就闹,过后又后悔”,“未想明白,便发表意见,又随风倒,不肯独立深思。”比起有些人,曹禺对自己还是负责任的,他至少还在反思,至少愿意承认“错误”而不像有些人以为不承认就可以被淡忘。而他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没能再写出传世之作了。他曾经那么想努力抓住跳出的灵感,可惜奇迹没有出现。
  曹禺曾在《怀念赵丹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死在战场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演员应死在舞台上,……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他是在遗憾自己没能“死在书桌上”吧。
  在最后的日子里,曹禺的灵魂是孤单而痛苦的。在给妻子李玉茹的最后一封信里(当时李玉茹在上海开刀),他说自己“连一个陌生面孔都看不见,孤单极了,寂寞极了”。女儿万方也在他的一个小本子上发现这样的句子:“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就是这样一个敏感的艺术家,他说:“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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