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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农村政权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如“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工农联盟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将耕地无条件转给农民”、“农民协会在革命期间即是农村政权”等，为后来创建农村政权建设理论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民主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后的农村政权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大革命农村政权工农联盟土地革命农民协会
农村政权建设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意义重大。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村政权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对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理论的形成乃至建国后的政权建设实践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于农民及农民运动
从理论上讲，农民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的主体，没有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形成农村政权建设的理论。因此，如何看待农民及农民运动，既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理论得以发轫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个问题，中共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创建初期，中共就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给予了关注。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翻身解放。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动力之一”的思想主张。此外，中共还领导开展早期农民运动，进行了推翻农村地主政权的实践尝试。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人又对国民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①；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主张将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认为唯有如此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则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中，将居住在农村的人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指出雇农是“农民中的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②，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些探讨为中共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逐步形成农村政权建设的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在中共领导下，1926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的观点。这说明，中共对农民及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为党内较早关注农民的领导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更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探索。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并将农民运动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认为农民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1927年1月、2月间，他亲赴湖南作实地调查，撰写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言论，号召一切革命者都要站在前头领导农民前进。③
关于工农联盟
中共领导的农村政权建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农村政权建设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项新课题。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实行工农联盟”，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④这对于中共如何看待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接着，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就是农民”。⑤当然，中共的这些主张更多地是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只是把农民当作工人阶级同盟者之一来看待。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运动初期，工人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战斗，显示了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然而，在运动后期，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并最终向反动势力屈服，使工人阶级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中共也因此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只能是农民。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⑥“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同盟军”。⑦
关于土地问题
“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美好夙愿。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创立后不久，中共就在《告农民书》中指出，“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最终实现“耕地农有”。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作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族革命发展重点的论断，对中共认识土地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随后，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从政治、经济、战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可以“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保护革命”。⑨瞿秋白则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中主张“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⑩
大革命后期，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争夺政权的活动不断加剧，中共对土地问题与政权斗争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此外，中共五大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致使中共五大对如何领导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没能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从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原则变成了空谈。
关于农民协会
在中共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是广大农民团结起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型政治组织。大革命时期，伴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农民协会作为农村政权组织形式的作用与地位逐渐为共产党人所认识。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题为《土地与农民》的文章，在中共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的主张。中共四大以后，中共地方组织纷纷派出力量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仅在广东一省，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农民协会成为很多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然而，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遭到了农村反动阶层的激烈反抗，以及党内外的各种责难与污蔑。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坚决驳斥，充分肯定农民协会作为农村政权机关的积极作用。他说：“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农民协会应当成为乡村中惟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 ，“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 。这充分表明中共对农民协会的性质与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然而，迫于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的这些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综上所述，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围绕农民及农民运动、工农联盟、土地问题、农民协会等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形成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为后来创建农村政权建设理论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后的农村政权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6～22、14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79页。
⑤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3、463页。
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⑧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104、96、151、13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关键词】大革命农村政权工农联盟土地革命农民协会
农村政权建设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意义重大。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村政权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对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理论的形成乃至建国后的政权建设实践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于农民及农民运动
从理论上讲，农民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的主体，没有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形成农村政权建设的理论。因此，如何看待农民及农民运动，既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理论得以发轫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个问题，中共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创建初期，中共就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给予了关注。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翻身解放。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动力之一”的思想主张。此外，中共还领导开展早期农民运动，进行了推翻农村地主政权的实践尝试。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人又对国民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①；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主张将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认为唯有如此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则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中，将居住在农村的人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指出雇农是“农民中的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②，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些探讨为中共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逐步形成农村政权建设的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在中共领导下，1926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的观点。这说明，中共对农民及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为党内较早关注农民的领导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更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探索。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并将农民运动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认为农民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1927年1月、2月间，他亲赴湖南作实地调查，撰写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言论，号召一切革命者都要站在前头领导农民前进。③
关于工农联盟
中共领导的农村政权建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农村政权建设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项新课题。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实行工农联盟”，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④这对于中共如何看待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接着，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就是农民”。⑤当然，中共的这些主张更多地是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只是把农民当作工人阶级同盟者之一来看待。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运动初期，工人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战斗，显示了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然而，在运动后期，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并最终向反动势力屈服，使工人阶级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中共也因此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只能是农民。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⑥“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同盟军”。⑦
关于土地问题
“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美好夙愿。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共农村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创立后不久，中共就在《告农民书》中指出，“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最终实现“耕地农有”。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作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族革命发展重点的论断，对中共认识土地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随后，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从政治、经济、战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可以“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保护革命”。⑨瞿秋白则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中主张“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⑩
大革命后期，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争夺政权的活动不断加剧，中共对土地问题与政权斗争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此外，中共五大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致使中共五大对如何领导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没能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从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原则变成了空谈。
关于农民协会
在中共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是广大农民团结起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型政治组织。大革命时期，伴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农民协会作为农村政权组织形式的作用与地位逐渐为共产党人所认识。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题为《土地与农民》的文章，在中共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的主张。中共四大以后，中共地方组织纷纷派出力量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仅在广东一省，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农民协会成为很多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然而，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遭到了农村反动阶层的激烈反抗，以及党内外的各种责难与污蔑。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坚决驳斥，充分肯定农民协会作为农村政权机关的积极作用。他说：“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农民协会应当成为乡村中惟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 ，“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 。这充分表明中共对农民协会的性质与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然而，迫于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的这些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综上所述，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围绕农民及农民运动、工农联盟、土地问题、农民协会等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形成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为后来创建农村政权建设理论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后的农村政权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6～22、14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79页。
⑤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3、463页。
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⑧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104、96、151、13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