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新闻特写、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叙事文体概念一直无法厘清，这对新闻写作者与理论研究无疑造成许多困惑。故而，1963年，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报告文学座谈会，将当时使用的“报告文学”、“特写”、“文艺性通讯”等文体进行规范，主张用“报告文学”的概念取代“文艺性通讯”、“特写”、“文艺性速写”、“文艺性调查报告”等概念，把特写归入文学写作的范畴。
正因为如此，《辞海》对特写就有了以下三种解释：
1.特写——新闻体裁的一种。要求生动地、形象地描绘新闻事件中富有特征的片断，使读者获得较深刻的印象。要求真实、及时。
2.特写——文学体裁的一种。主要特点是描写有社会意义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但在某些细节上也容许恰当地想象或艺术加工。
3.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中的“轻骑兵”之称。①
具体到萧乾这位自称是文学与新闻两栖动物的颇富才情的作家，其纪实性作品更难以特写、报告文学的文体对之加以界定。如其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刘淬刚之死》就分别被归入报告文学、纪实小说、散文、特写等。本文无意对上述概念及概念的历史作出详细的梳理，之所以采用萧乾新闻特写的文体对其此类作品命名，是因为萧乾创作此类文体的历史语境及其作品的风格都更接近西方媒体对新闻特写的概念界定。众所周知，萧乾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组反基督教题材的小说建立自己独特的地位的。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的确是现代作家中宗教感较强的一位作家。对此，从事萧乾研究的学者傅光明并不讳言，萧乾在回应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称其为“反基督教作家”时，也真诚地说：“我揭露并反对的是20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并未反对宗教本身。”②故而，本文将从萧乾新闻特写的宗教情怀这一被遮蔽的角度，阐释宗教感在其新闻特写中的表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其宗教感与爱国主义之间复杂的纠缠、反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的痛楚，最终，作家在左冲右突的文化飘零感中别无选择地寻觅的文本叙事策略。
一、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感
由于特定的生活际遇，萧乾身上有太多的压抑：贫困、种族、民族。我们知道，萧乾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且是个遗腹子，11岁时不得不孑然一身地谋生；同时，蒙族的身份也使他的童年更加黯淡，他曾说：“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③最后，萧乾经历过五四爱国运动，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对民族歧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反响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起构成萧乾精神结构的宗教维度。他从边缘者的角度反抗着统治者：阶级的、种族的、民族的。这就构成了其新闻特写的独特的宗教情怀。
首先，是弱者对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其次，是其特写中表现出的对弱者的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感。
《流民图》曾被《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列为30年代优秀报告文学之列：“就这一时期而言，其创作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时代社会的推动、对中外传统的继承和作家们的自觉探索。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名篇佳作。它们既代表着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又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资料。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等。”④杨义认为萧乾在通讯特写这一点上的开拓之功高于小说，此为以往的新文学史所忽略。萧乾将撰写这类文章的目标定位在“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较之小说，他这类文章的现实性更强，极富战斗性色彩，也写得更加得心应手。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用一系列反常的行为细节，表现出水灾对人性的扭曲：“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毯。老太婆由脚步声觉出有人走近，就用她朦胧红肿的双眼寻找。她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俺这把年纪，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这一幕近距离特写镜头，是将作家的激情转化为冷静的貌似客观的描写中，增强了特写的文学张力。作家逼视现实，以悲悯的情怀，控诉着人间惨剧：本应安享晚年的老妇与花季少女为生存失却了女性的优雅。《雁荡行》中作家无心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不禁为山民二十块钱一条命的表演感到心悸。“然而那小小黑影这时离天柱峰又远了些。天阴得那样惨灰，衬托着这在天空中挣扎的小生物，挥动在灰天里的四肢几乎连成黑黑一团，由那缓慢的蠕动，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喘息，看到他筋骨的痉挛。”如果说，《流民图》中相当于一组组电影特写镜头，《雁荡行》中这段描写则近乎远镜头虚写，加进作家的艺术想象。作家感同身受地对生存艰辛的心悸，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作家童年谋生的心酸。故而，虽然题材同《捕蛇者说》相似，由于作家一份更为深切的生命体验的渗入，这篇现代景物特写更为感人。同样的悲悯情怀，使作家在《南德的暮秋》中对曾是敌军的德国人民，面对一片废墟的故土，少了法军战胜者的骄横和优越感，而是把目光投向同是战争受害者的德国平民，平添一份弱者对战败后重建家园的不幸者的牵挂。
或许有人说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现代作家大部分都具有，不一定与基督教文化有关。但笔者以为，萧乾的悲悯意识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体意识独立的基础上。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比照中，萧乾毫不保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而且是个体存在的人。萧乾主体意识中对个性的坚守在现代作家中是非常鲜明和独特的。他曾说：“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那薄薄一本书，我读了绝不止十遍。在读它之前，我脑子里净是些光宗耀祖、个人奋斗的思想。这本书谈到了比个人小圈子更高超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都谈得很模糊、很抽象，但它确曾领着我走入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我还贪婪地读着潘家询译的易卜生的文章，曾把《国民公敌》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抄下来贴在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⑤易卜生的这句话“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对个体人格的崇尚與坚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萧乾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变化较大，但个性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性的悲悯情怀，在人格平等与伦理观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其新闻特写的内在理路。
二、文化身份的认同
不管是在其人物特写、景物特写、事物特写，还是政论性特写中，萧乾和他那整个一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语：首先是其内在的价值伦理观念被西方文化强势打破以后，如何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确立其内在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其次是外在的如何构建现代化的国家体制问题。不用说其人物特写、事物特写，还是政论性特写，即使是景物特写，国内题材的《雁荡行》，国外题材的《瑞士之行》，都在风景游记之外，隐藏着现代性国家的构建问题。正如杨义所言：除了特写外，萧乾还做了不少的英文演讲和政论性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都有一个潜在话题或隐形的对象——中国，即战时的中国如何赢得胜利、战后的中国如何重建家园……从1946年踏上故土始，直至1948年，萧乾言说最多最集中的话题是民族国家的建制思考。如《雁荡行》中，然而为国货本身想，它不应长久寄生在国人的同情上。一件代替洋货的东西发明出来还不够，得使这东西逐渐赶上洋货的精细坚固。它必须繁兴在国人的坚定信仰上，使人们因国货本身的价值而骄傲。看看内地公路的发达，木炭汽车实在有它远大的前途，希望发明者珍视这前途，继续研究它、改善它、推广它，使它在实质上取代汽油车优越的地位和威望。像是帮我们赌一口气，这车安然无恙地把我们载到泽国。萧乾不愿意将爱国主义停留在空喊和同情上，而是愿意坚实地以现代化的国家实力屹立于世界之林。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萧乾无疑在国家民族建构的想象上与左翼作家之间存在着冲突。左翼作家企图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构建红色现代国家。而萧乾从小生活在教会学校，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在之后长达7年的欧美之旅更使他坚定了关于现代国家自由民主平等的乌托邦构想。
其次，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萧乾坚忍的人生态度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内在的统一，同时反殖民主义话语与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使萧乾的宗教精神表现得分外复杂。萧乾特写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受奴役的弱者，只不过一个是个体一个是国家，这种承受苦难的生命的坚毅，是典型的基督式的。詹姆斯·里德在阐述“基督的人生观”时，借用爱德华·威尔逊的话：“无忧无虑地对待生活，唯一能够使我们惋惜或者忧虑的事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物。当生活来到你面前时，你要尽快地生活。你要尽力去做直接呈現在你面前的工作。这才是在人们意志中体现出来的绝对希望和绝对信仰。这将教会人们去相信不管怎么样，一切都是美好的。在你人生不顺利、遭到打击时，你不要去奢望有一把使你获得幸福的钥匙。”⑥对时代、民族的责任感与萧乾从小所认同的基督的坚毅品格达成一致。并且，耶稣作为人之子的悲悯情怀，富于反抗的革命精神，以及作为弱小民族的民族英雄奋进的人生态度，都得到萧乾的认同。在他的心里，耶稣显然不是神或神之子，而是一个人之子，而且是像他一样的穷孩子出身。这是萧乾与基督教文化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同时萧乾认为基督教文化是跟在洋枪洋炮后面的文化侵略，故而是一种应该遭到揭露的殖民主义话语。这些时期新闻特写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最后，虽然萧乾自认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其思想中的确带有许多西方文化的色彩，但在烽火连绵的三四十年代，爱国主义的确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正义感和良心的表现，并构成其新闻特写的基调。
三、独特的叙事策略
萧乾独特的新闻特写引起了各界的广泛重视，赵遐秋先生在《强化了中国报告文学性——浅议萧乾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高度评价了萧乾新闻特写的文学性：“第三阶段以人物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作品主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域，完成了这种文体的纯文学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个发展过程，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新闻纪实性的不断弱化淡化，以至于在作品中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代之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不断强化、浓化的过程。而这种新闻纪实性和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彼消此长过程，又正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突出表现。”⑦众所周知，萧乾正是这一时期新闻特写的优秀代表。
具体而言，萧乾的叙事策略首先表现为客观叙事，随着文学的发展，30年代文学已经超越了五四时期文学泛滥的抒情化色彩，带有很强的文学自觉意识的萧乾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文学客观化的理论主张，并将之运用于新闻特写之中，大大增强了其新闻特写的文学张力。
其次，其叙事策略表现为注重侧写虚写，避免与政治发生直接冲突，同时与其主体情感中的宗教情愫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看他的自述：“每当有人读了40年代我在伦敦写的系列通讯，问起我怎么会在报道纳粹闪电战时，却还不忘记写写大轰炸下的猫狗时，我总解释说，新闻通讯的内容也得多样化，硬的软的都得照顾到。我当时报道的不仅是战争，还包括战时的英国社会，只能多方面着手；而且从侧面着笔，以小的事物反映大的方面，有时会更真实生动。”⑧熟知萧乾生平的人都知道童年的萧乾生活非常孤寂，与之相伴的往往只有一些野地里的动物，并且在教会学校他还亲自喂养过羊，他从这些动物身上获取精神上的温暖，所以侧写虚写就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家主体情感的下意识流露。
最后，萧乾在将新闻特写文学化的过程中广泛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对比、反衬、象征、意识流手法，甚至摄影技巧、蒙太奇手法，使新闻特写更加具有跳跃性、现代感。
注释：
①《辞海》第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傅光明：《萧乾散文选集》，《在十字架的阴影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③萧乾：《萧乾文集》第6卷《生活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④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萧乾：《萧乾文学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⑥詹姆斯·里德著，蒋庆译：《基督的人生观》，三联书店，1989年。
⑦傅光明：《萧乾研究专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傅光明：《萧乾散文文集》，《透过活物看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
编校：杨彩霞
正因为如此，《辞海》对特写就有了以下三种解释：
1.特写——新闻体裁的一种。要求生动地、形象地描绘新闻事件中富有特征的片断，使读者获得较深刻的印象。要求真实、及时。
2.特写——文学体裁的一种。主要特点是描写有社会意义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但在某些细节上也容许恰当地想象或艺术加工。
3.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中的“轻骑兵”之称。①
具体到萧乾这位自称是文学与新闻两栖动物的颇富才情的作家，其纪实性作品更难以特写、报告文学的文体对之加以界定。如其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刘淬刚之死》就分别被归入报告文学、纪实小说、散文、特写等。本文无意对上述概念及概念的历史作出详细的梳理，之所以采用萧乾新闻特写的文体对其此类作品命名，是因为萧乾创作此类文体的历史语境及其作品的风格都更接近西方媒体对新闻特写的概念界定。众所周知，萧乾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组反基督教题材的小说建立自己独特的地位的。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的确是现代作家中宗教感较强的一位作家。对此，从事萧乾研究的学者傅光明并不讳言，萧乾在回应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称其为“反基督教作家”时，也真诚地说：“我揭露并反对的是20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并未反对宗教本身。”②故而，本文将从萧乾新闻特写的宗教情怀这一被遮蔽的角度，阐释宗教感在其新闻特写中的表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其宗教感与爱国主义之间复杂的纠缠、反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的痛楚，最终，作家在左冲右突的文化飘零感中别无选择地寻觅的文本叙事策略。
一、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感
由于特定的生活际遇，萧乾身上有太多的压抑：贫困、种族、民族。我们知道，萧乾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且是个遗腹子，11岁时不得不孑然一身地谋生；同时，蒙族的身份也使他的童年更加黯淡，他曾说：“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③最后，萧乾经历过五四爱国运动，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对民族歧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反响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起构成萧乾精神结构的宗教维度。他从边缘者的角度反抗着统治者：阶级的、种族的、民族的。这就构成了其新闻特写的独特的宗教情怀。
首先，是弱者对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其次，是其特写中表现出的对弱者的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感。
《流民图》曾被《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列为30年代优秀报告文学之列：“就这一时期而言，其创作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时代社会的推动、对中外传统的继承和作家们的自觉探索。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名篇佳作。它们既代表着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又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资料。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等。”④杨义认为萧乾在通讯特写这一点上的开拓之功高于小说，此为以往的新文学史所忽略。萧乾将撰写这类文章的目标定位在“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较之小说，他这类文章的现实性更强，极富战斗性色彩，也写得更加得心应手。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用一系列反常的行为细节，表现出水灾对人性的扭曲：“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毯。老太婆由脚步声觉出有人走近，就用她朦胧红肿的双眼寻找。她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俺这把年纪，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这一幕近距离特写镜头，是将作家的激情转化为冷静的貌似客观的描写中，增强了特写的文学张力。作家逼视现实，以悲悯的情怀，控诉着人间惨剧：本应安享晚年的老妇与花季少女为生存失却了女性的优雅。《雁荡行》中作家无心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不禁为山民二十块钱一条命的表演感到心悸。“然而那小小黑影这时离天柱峰又远了些。天阴得那样惨灰，衬托着这在天空中挣扎的小生物，挥动在灰天里的四肢几乎连成黑黑一团，由那缓慢的蠕动，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喘息，看到他筋骨的痉挛。”如果说，《流民图》中相当于一组组电影特写镜头，《雁荡行》中这段描写则近乎远镜头虚写，加进作家的艺术想象。作家感同身受地对生存艰辛的心悸，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作家童年谋生的心酸。故而，虽然题材同《捕蛇者说》相似，由于作家一份更为深切的生命体验的渗入，这篇现代景物特写更为感人。同样的悲悯情怀，使作家在《南德的暮秋》中对曾是敌军的德国人民，面对一片废墟的故土，少了法军战胜者的骄横和优越感，而是把目光投向同是战争受害者的德国平民，平添一份弱者对战败后重建家园的不幸者的牵挂。
或许有人说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现代作家大部分都具有，不一定与基督教文化有关。但笔者以为，萧乾的悲悯意识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体意识独立的基础上。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比照中，萧乾毫不保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而且是个体存在的人。萧乾主体意识中对个性的坚守在现代作家中是非常鲜明和独特的。他曾说：“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那薄薄一本书，我读了绝不止十遍。在读它之前，我脑子里净是些光宗耀祖、个人奋斗的思想。这本书谈到了比个人小圈子更高超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都谈得很模糊、很抽象，但它确曾领着我走入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我还贪婪地读着潘家询译的易卜生的文章，曾把《国民公敌》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抄下来贴在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⑤易卜生的这句话“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对个体人格的崇尚與坚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萧乾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变化较大，但个性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性的悲悯情怀，在人格平等与伦理观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其新闻特写的内在理路。
二、文化身份的认同
不管是在其人物特写、景物特写、事物特写，还是政论性特写中，萧乾和他那整个一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语：首先是其内在的价值伦理观念被西方文化强势打破以后，如何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确立其内在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其次是外在的如何构建现代化的国家体制问题。不用说其人物特写、事物特写，还是政论性特写，即使是景物特写，国内题材的《雁荡行》，国外题材的《瑞士之行》，都在风景游记之外，隐藏着现代性国家的构建问题。正如杨义所言：除了特写外，萧乾还做了不少的英文演讲和政论性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都有一个潜在话题或隐形的对象——中国，即战时的中国如何赢得胜利、战后的中国如何重建家园……从1946年踏上故土始，直至1948年，萧乾言说最多最集中的话题是民族国家的建制思考。如《雁荡行》中，然而为国货本身想，它不应长久寄生在国人的同情上。一件代替洋货的东西发明出来还不够，得使这东西逐渐赶上洋货的精细坚固。它必须繁兴在国人的坚定信仰上，使人们因国货本身的价值而骄傲。看看内地公路的发达，木炭汽车实在有它远大的前途，希望发明者珍视这前途，继续研究它、改善它、推广它，使它在实质上取代汽油车优越的地位和威望。像是帮我们赌一口气，这车安然无恙地把我们载到泽国。萧乾不愿意将爱国主义停留在空喊和同情上，而是愿意坚实地以现代化的国家实力屹立于世界之林。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萧乾无疑在国家民族建构的想象上与左翼作家之间存在着冲突。左翼作家企图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构建红色现代国家。而萧乾从小生活在教会学校，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在之后长达7年的欧美之旅更使他坚定了关于现代国家自由民主平等的乌托邦构想。
其次，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萧乾坚忍的人生态度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内在的统一，同时反殖民主义话语与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使萧乾的宗教精神表现得分外复杂。萧乾特写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受奴役的弱者，只不过一个是个体一个是国家，这种承受苦难的生命的坚毅，是典型的基督式的。詹姆斯·里德在阐述“基督的人生观”时，借用爱德华·威尔逊的话：“无忧无虑地对待生活，唯一能够使我们惋惜或者忧虑的事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物。当生活来到你面前时，你要尽快地生活。你要尽力去做直接呈現在你面前的工作。这才是在人们意志中体现出来的绝对希望和绝对信仰。这将教会人们去相信不管怎么样，一切都是美好的。在你人生不顺利、遭到打击时，你不要去奢望有一把使你获得幸福的钥匙。”⑥对时代、民族的责任感与萧乾从小所认同的基督的坚毅品格达成一致。并且，耶稣作为人之子的悲悯情怀，富于反抗的革命精神，以及作为弱小民族的民族英雄奋进的人生态度，都得到萧乾的认同。在他的心里，耶稣显然不是神或神之子，而是一个人之子，而且是像他一样的穷孩子出身。这是萧乾与基督教文化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同时萧乾认为基督教文化是跟在洋枪洋炮后面的文化侵略，故而是一种应该遭到揭露的殖民主义话语。这些时期新闻特写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最后，虽然萧乾自认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其思想中的确带有许多西方文化的色彩，但在烽火连绵的三四十年代，爱国主义的确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正义感和良心的表现，并构成其新闻特写的基调。
三、独特的叙事策略
萧乾独特的新闻特写引起了各界的广泛重视，赵遐秋先生在《强化了中国报告文学性——浅议萧乾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高度评价了萧乾新闻特写的文学性：“第三阶段以人物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作品主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域，完成了这种文体的纯文学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个发展过程，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新闻纪实性的不断弱化淡化，以至于在作品中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代之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不断强化、浓化的过程。而这种新闻纪实性和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学性的彼消此长过程，又正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突出表现。”⑦众所周知，萧乾正是这一时期新闻特写的优秀代表。
具体而言，萧乾的叙事策略首先表现为客观叙事，随着文学的发展，30年代文学已经超越了五四时期文学泛滥的抒情化色彩，带有很强的文学自觉意识的萧乾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文学客观化的理论主张，并将之运用于新闻特写之中，大大增强了其新闻特写的文学张力。
其次，其叙事策略表现为注重侧写虚写，避免与政治发生直接冲突，同时与其主体情感中的宗教情愫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看他的自述：“每当有人读了40年代我在伦敦写的系列通讯，问起我怎么会在报道纳粹闪电战时，却还不忘记写写大轰炸下的猫狗时，我总解释说，新闻通讯的内容也得多样化，硬的软的都得照顾到。我当时报道的不仅是战争，还包括战时的英国社会，只能多方面着手；而且从侧面着笔，以小的事物反映大的方面，有时会更真实生动。”⑧熟知萧乾生平的人都知道童年的萧乾生活非常孤寂，与之相伴的往往只有一些野地里的动物，并且在教会学校他还亲自喂养过羊，他从这些动物身上获取精神上的温暖，所以侧写虚写就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家主体情感的下意识流露。
最后，萧乾在将新闻特写文学化的过程中广泛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对比、反衬、象征、意识流手法，甚至摄影技巧、蒙太奇手法，使新闻特写更加具有跳跃性、现代感。
注释：
①《辞海》第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傅光明：《萧乾散文选集》，《在十字架的阴影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③萧乾：《萧乾文集》第6卷《生活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④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萧乾：《萧乾文学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⑥詹姆斯·里德著，蒋庆译：《基督的人生观》，三联书店，1989年。
⑦傅光明：《萧乾研究专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傅光明：《萧乾散文文集》，《透过活物看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