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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从谏如流”与魏征的“犯颜直谏”
在古代社会，皇帝能否采纳臣子的意见是决定国运盛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对皇帝提意见，也有专用的术语，即“谏”；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皇帝，则有“从谏如流”这一成语加以褒美。
此语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彪所著的《王命论》一书，评价刘邦“从谏如顺流”。意思是刘邦听取别人的意见，能像流水一样自然。刘邦到底是否如此，恐怕不能仅凭班彪一面之词来断定。皇帝毕竟是皇帝，高高在上久了，不可避免地会“独裁化”。别说刘邦，就连以“从谏如流”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与犯颜直谏的魏征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所谓的“谏”，不过是一个权力游戏罢了。
进谏与纳谏的真相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下诏修复隋朝的洛阳宫殿，“以备巡幸”。这时出来一个谏臣，名叫张玄素，成功劝阻李世民此举，“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但不到一年，李世民还是大兴土木，修复了他要用来“巡幸”的宫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华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又有一个名叫戴胄的臣子来提意见，而李世民也表示：“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但宫殿还在继续修。修好了后，李世民又将这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奢侈建筑给拆了。
李世民曾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流为千古美谈。但他也曾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老百姓没事做就会懒惰，有劳役才好驱使。所以，李世民所谓的“从谏如流”，极有可能是为了做做表面文章，在为自己塑造一个明君形象的同时，依然要去做谏臣所劝阻的事情。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大约与其弑兄得来帝位以及天下初定局势动荡有关。在这样一位皇帝面前，以进谏而闻名的魏征又当如何视之？
《贞观政要》载，李世民称魏征进谏涉及的事情，多达两百多件，而且这些意见还都很合他的心意，“皆称朕意……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实际上，魏征之谏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他绝不会在敏感而凶险的事情上和李世民对着干，也绝不会卷入可能真正激怒这位皇帝的事情中。
如魏征最为著名的谏言——《十渐不克终疏》，虽然看似对李世民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如“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实际上这些谏言早就是其他谏官，包括魏征本人，说得都已经乏味了的“套话”。这样既能让李世民毫无压力的“纳谏”，又能塑造自己乃是一个忠直谏臣的形象，同时用明贬实褒的手法美化李世民——如此难听的谏言李世民都听了，他是一个多么圣明的君主啊。反正那些事情每个皇帝都干过，李世民似乎还是干得少的了。
再如《隋唐嘉话》所记载的玩鸟一事，也被当作魏征敢进谏、李世民“怕”他的典型故事广为流传。“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此故事真伪尚且不论，单单思量一下，用进谏的方式让皇帝的爱鸟死去，这算是什么谏？事实上，魏征——一个当过道士、混迹于乱世，先后在元宝藏、李密、李渊、李建成手下效力的老江湖，把李世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李世民要塑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就需要几个看起来很不听话的谏臣，制造一些听起来很令人反感、实则无压力的谏言。
谏臣的结局
遇到敏感而棘手的问题，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魏征就会千方百计地避开。如当太子李承乾之师一事，魏征就想装病赖掉，因为他早就意识到这是个危险差事。虽然最终还是没完全赖掉，但魏征还是争取到了抱病履行职责的旨意，也就是形式上按照李世民的本意当太子的名誉老师。
皇帝、太子的那些事情，岂是臣子敢随便参与的？何况这太子和李世民所宠爱的魏王李泰矛盾极深，很难说不会出什么状况。魏征确实精明，在其死后不久，太子果然作乱，被李世民平定。太子的党羽，魏征当初推荐的侯君集等人都被灭杀。魏征也受牵连。“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
当局势安稳、国富民安的时候，李世民不需要再刻意塑造明君形象，他对谏臣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
《旧唐书》载：“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此乃魏征背着李世民做的事情，即将自己曾经进谏过的言辞都写下来，拿给记录李世民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看。
史官褚遂良，并非是一个小人物，其所负责的记录工作，事关后世对皇帝的评价。按照此前的传统，皇帝是不能过问的。魏征此举，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哪天被李世民杀了，还能留给后世一个好名声。
只是，那样的话，李世民的名声就给毁了。因此，得知此事后（李世民曾强行过问过《起居录》），“太宗知之，愈不悦”。
《旧唐书》又载，魏征曾要求李世民让其当良臣，不要当忠臣：
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可见，魏征所谓的忠臣，乃是比干那样进谏而被皇帝所杀者。言下之意，便是在告诉李世民：你可不能像昏君一样杀了进谏的臣子，那样只能让臣子博得忠臣的美名，而让自己背负恶名；反之，做出纳谏的样子，则能让臣子、皇帝都受益，岂不美哉？
在李世民不需要塑造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后，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开始对其“不悦”，怀疑其“集党”，甚至推倒了他為魏征亲自撰写碑文的墓碑。
（摘自《看历史》）
在古代社会，皇帝能否采纳臣子的意见是决定国运盛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对皇帝提意见，也有专用的术语，即“谏”；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皇帝，则有“从谏如流”这一成语加以褒美。
此语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彪所著的《王命论》一书，评价刘邦“从谏如顺流”。意思是刘邦听取别人的意见，能像流水一样自然。刘邦到底是否如此，恐怕不能仅凭班彪一面之词来断定。皇帝毕竟是皇帝，高高在上久了，不可避免地会“独裁化”。别说刘邦，就连以“从谏如流”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与犯颜直谏的魏征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所谓的“谏”，不过是一个权力游戏罢了。
进谏与纳谏的真相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下诏修复隋朝的洛阳宫殿，“以备巡幸”。这时出来一个谏臣，名叫张玄素，成功劝阻李世民此举，“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但不到一年，李世民还是大兴土木，修复了他要用来“巡幸”的宫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华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又有一个名叫戴胄的臣子来提意见，而李世民也表示：“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但宫殿还在继续修。修好了后，李世民又将这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奢侈建筑给拆了。
李世民曾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流为千古美谈。但他也曾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老百姓没事做就会懒惰，有劳役才好驱使。所以，李世民所谓的“从谏如流”，极有可能是为了做做表面文章，在为自己塑造一个明君形象的同时，依然要去做谏臣所劝阻的事情。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大约与其弑兄得来帝位以及天下初定局势动荡有关。在这样一位皇帝面前，以进谏而闻名的魏征又当如何视之？
《贞观政要》载，李世民称魏征进谏涉及的事情，多达两百多件，而且这些意见还都很合他的心意，“皆称朕意……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实际上，魏征之谏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他绝不会在敏感而凶险的事情上和李世民对着干，也绝不会卷入可能真正激怒这位皇帝的事情中。
如魏征最为著名的谏言——《十渐不克终疏》，虽然看似对李世民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如“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实际上这些谏言早就是其他谏官，包括魏征本人，说得都已经乏味了的“套话”。这样既能让李世民毫无压力的“纳谏”，又能塑造自己乃是一个忠直谏臣的形象，同时用明贬实褒的手法美化李世民——如此难听的谏言李世民都听了，他是一个多么圣明的君主啊。反正那些事情每个皇帝都干过，李世民似乎还是干得少的了。
再如《隋唐嘉话》所记载的玩鸟一事，也被当作魏征敢进谏、李世民“怕”他的典型故事广为流传。“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此故事真伪尚且不论，单单思量一下，用进谏的方式让皇帝的爱鸟死去，这算是什么谏？事实上，魏征——一个当过道士、混迹于乱世，先后在元宝藏、李密、李渊、李建成手下效力的老江湖，把李世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李世民要塑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就需要几个看起来很不听话的谏臣，制造一些听起来很令人反感、实则无压力的谏言。
谏臣的结局
遇到敏感而棘手的问题，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魏征就会千方百计地避开。如当太子李承乾之师一事，魏征就想装病赖掉，因为他早就意识到这是个危险差事。虽然最终还是没完全赖掉，但魏征还是争取到了抱病履行职责的旨意，也就是形式上按照李世民的本意当太子的名誉老师。
皇帝、太子的那些事情，岂是臣子敢随便参与的？何况这太子和李世民所宠爱的魏王李泰矛盾极深，很难说不会出什么状况。魏征确实精明，在其死后不久，太子果然作乱，被李世民平定。太子的党羽，魏征当初推荐的侯君集等人都被灭杀。魏征也受牵连。“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
当局势安稳、国富民安的时候，李世民不需要再刻意塑造明君形象，他对谏臣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
《旧唐书》载：“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此乃魏征背着李世民做的事情，即将自己曾经进谏过的言辞都写下来，拿给记录李世民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看。
史官褚遂良，并非是一个小人物，其所负责的记录工作，事关后世对皇帝的评价。按照此前的传统，皇帝是不能过问的。魏征此举，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哪天被李世民杀了，还能留给后世一个好名声。
只是，那样的话，李世民的名声就给毁了。因此，得知此事后（李世民曾强行过问过《起居录》），“太宗知之，愈不悦”。
《旧唐书》又载，魏征曾要求李世民让其当良臣，不要当忠臣：
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可见，魏征所谓的忠臣，乃是比干那样进谏而被皇帝所杀者。言下之意，便是在告诉李世民：你可不能像昏君一样杀了进谏的臣子，那样只能让臣子博得忠臣的美名，而让自己背负恶名；反之，做出纳谏的样子，则能让臣子、皇帝都受益，岂不美哉？
在李世民不需要塑造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后，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开始对其“不悦”，怀疑其“集党”，甚至推倒了他為魏征亲自撰写碑文的墓碑。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