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共同携手撰写的第二部著作，是对《神圣家族》中所初步阐述的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态》内容共分两卷，每卷各包含三章。第一卷在批判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卷主要是对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批判与建构
　　在《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基本原理的阐释和对以前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学思想的批判性分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点明确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标题全称中。贯穿全书的批判主旋律，即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以及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它们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方面，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等人在莱比锡创办了名为《维干德》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2号、第3号刊发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赫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关于哲学观点的论战文章。在这场哲学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威尔等人的攻击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直接论战，不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对自己之前哲学信仰的清算，也成为二人合写《形态》的直接动机。对于《形态》的写作目的，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评》第1分册的序言中清楚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当时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产生着巨大危害。在《形态》的第二卷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反动本质，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法国社会主义进行嫁接，以“博爱”这种市侩的感伤主义的说教取代了对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宣扬，并散布阶级和平的思想。这种做法在革命前的德国，对于革命是特别有害和危险的。
　　在阐述自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家们的区别基础上，《形态》第一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初次详尽的阐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真正科学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
　　当然，《形态》是一部未完成稿。《形态》写作工作基本结束于1846年夏，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卷第一部分（对费尔巴哈观点的批判）的写作工作却延续至1846年下半年，并且最终也没有完成。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手稿中，并未注明这部著作的标题，以及第一卷、第二卷的标题，这些标题都是根据马克思的《驳卡尔·格律恩》这篇论文后来加上的。
　　重大历史性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对《形态》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意义在于，它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神秘的宗教史和人类精神史拉回到了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把唯心主义驱逐出了它的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不只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科学，为揭示现实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路指明了发展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还为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划清了其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可以说，《形态》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现，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