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今年是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
来到萧乾遗孀文洁若独居的那间老房,你会看到在客厅的两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萧乾从青年到老年的风采尽收眼底。就像萧乾还生活在这间屋子里,从没离开过一样。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扎着两个蝴蝶结的文洁若被俊朗的萧乾拥在怀里,幸福单纯地笑。
2010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萧乾的遗孀文洁若将自己珍藏的一批书稿和实物资料,当作礼物捐赠给母校清华。83岁的文洁若思维敏捷,语速极快,画淡妆,佩戴简单首饰,不讲话时态度娴雅。
文洁若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在她翻译过的众多著作中,最满意和成就最大的,是与丈夫萧乾合作的《尤利西斯》。今年是翻译家和战地记者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和传记书籍的出版此起彼伏,围绕文洁若的问题自然躲不过萧乾。
文洁若与萧乾互相陪伴走过45年岁月,她对丈夫至今仍抱有无比强烈的崇拜之情。
采访这位老人时,记者结识了文洁若的忘年交:辰甫。辰甫是文家的常客。独居的文洁若平时做不动的力气活儿,有时会留给这个常常看望她的年轻人。
“刻上字,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
我和文老的相识,是在北京国贸的一个艺术展上。那天我陪着谭宗远先生,就是为了去见文老。宗远先生是藏书家,在朝阳区文化馆任文学刊物《芳草地》的主编。我在朝阳图书馆任职,我们爷俩儿是忘年之交。
文老那天穿的是旗袍,由宗远先生介绍,我和文老就这样认识了。宗远先生拿出两本书,是文老的回忆录《无限生机》。文老就近找了个桌子坐下,给宗远先生买的自己的书签名。从宗远先生口中得知我擅长篆刻后,文老很高兴地邀约我有时间去家里坐坐,给她刻几枚印章。
在一个春日下午,我如约前往。跟我想象的一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居所,不管大小,一般都是简约干净的,且不乏藏书。两个一居室,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宽敞。可宽敞之中又不免促狭,因为到处都是书和杂志,且略显凌乱。凌乱也是好事,这说明这些书的幸运,书之幸运在于有人看。于是,这些书们都兴高采烈地摊在茶几上,摞在书桌上,堆在床铺上,或被翻开,或夹满了小纸条儿。
挨北窗的书桌上,摆着文先生手书的一幅字,内容是范文正公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的一幅字,被人拿去,在网上卖了二百元。”文先生笑呵呵地说。
边聊,文老边拿出几个印章的样子,其中一枚是半通印,就是竖长的那种。我小心收好,用带来的几块石头,给文老刻了三枚印章。文老很高兴,拿出四本书送给我,一本萧乾的回忆录,一本萧乾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另两册是文老的《无限生机》和芥川龙之介小说集。
第二次来,我带了几枚印章,其中一枚是我仿刻的“萧乾”印。文老拿出萧乾留下的四个拐杖,问我能不能刻上萧乾的名字,我说可以,少顷,刻制完毕,有隶书也有楷书。文老说:“这下好了,刻上字,以后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东西了。”说着,文老又拿出一把紫砂壶来,问这上能不能刻上名字。我说我试试看,手下用力,感觉有戏,于是聊天的十几分钟里,壶把儿的圆弧背上,刻出了工整的隶书“萧乾”两个字。文老一看,欢乐非常。
这以后,我就成了文老家的常客。我住北京城东边,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尽力帮老人去办。这时我正主持着朝阳区图书馆的“朝阳文化讲堂”,蔡元培先生说过,图书馆是国民自我教育的最好途径。当年文老就读的孔德学校,恰是蔡元培兼任着校长。我于是邀请文老来讲课,文老欣然应允。
按辈分,文老可以做我的祖母。于是每次周日讲课,我都亲自来接,安排好讲课的一切细节,讲完后亲自送回。每次来回的路上,车里总有谈不完的故事,说往事,说故人,也说萧乾。文老在讲坛上讲过巴金,讲过冰心,讲过日本文学的概貌,讲过大江健三郎,讲过萧乾在干校的日子。
最后一首爱情诗
文老14岁时第一次听到《尤利西斯》这部书的名字,那时她在北平圣心学校读英语,教书的爱尔兰修女介绍说,“这是爱尔兰很有名的作家乔伊斯的名作。”那是1941年。后来文洁若认识萧乾,才知道萧老在1940年的剑桥时,已经把这部“天书”通读一遍了。萧乾大文洁若17岁,他们相识的时候萧老已经有些发福,秃头,甚至白发,他纯粹是靠智慧和学识吸引的文老。
最初是文老对“啃”下这个大部头跃跃欲试的,她觉得这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但萧老比较谨慎。他在剑桥当研究生时,钻研的恰是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伍尔夫、乔伊斯三位意识流大师。他读过《尤利西斯》,后来又硬着头皮读完了更晦涩的《芬尼根守灵夜》,之后把研究成果写进论文,彻底地突破了当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窠臼,举起了心理小说的叛旗。
放在现代人眼里,萧乾是水瓶座人,他对乔伊斯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兴趣浓厚,也许是天性使然。
二位老人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一位是八十好几的高龄,另一位也已经奔七十了。两人的分工是文洁若“打头阵”,翻译初稿,然后给萧乾润色,做文学上的加工。翻译过东西的人都知道,第一遍通稿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文老的方法是,将《尤利西斯》跟荷马史诗《奥德赛》对比着来理解,并且参照《尤利西斯》的日文版本。
文老是个很有拼劲儿的快手。在工作最高潮的时候,她一天能翻译一万字。1961年有一本小说《光枝的初恋》需要翻译,要求的是八天时间,她跟别人合译。另一位译者说:“我需要翻译、抄写、校对三个人通力合作完成,而且要有15天才能翻译其中的一半。”结果没办法,文老一个人翻译,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硬给按期翻完了。
翻译巨作的四年时间里,两位老人早上五点起床,从起床到八点半吃早饭的这一段,是一天中的黄金时间,没电话,也没访客,完全没有干扰,二人约定这个时间段不交谈,全神贯注地放在工作上。文老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这个时期照顾二老生活起居的,是文洁若的三姐。
1993年美联社的记者采访萧乾文洁若时,要他们举些例子说明翻译工作的难度。萧老这么说:“乔伊斯非常爱用象声词,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他都能用词语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小说还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并且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例如第八章,戴维•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出现这么个词: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词过去分词的连写,作者用来表现三个动作的同时性。”
100万字的《尤利西斯》,其中注释加起来有近20万字,光是第15章的注就达到984条。
中文版《尤利西斯》问世的1994年,恰好是萧文二人结婚40周年,萧乾曾经说:“如果有人问我,人到老年,夫妻怎样才可以增厚感情,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说,共同干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搬个花盆也好,一、二、三,两人一起使力气,等到干成了,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由衷的欣喜,这就是我们合译《尤利西斯》的心情。”
“那天,萧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
萧乾去世后,文老晚年的生活,平静而忙碌。她在家的时候,常常是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或者蓝布衣服,每当敲门声响起,她便起身,寻找自己那根上面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然后答应着,慢慢地去开门,钥匙是插在里面门锁上的。
工作的时候,文老总坐在一个位置,是原来萧乾的书房。写字台在西面,上面立着一个镜子,椅子后面有一个小书架,还有一个大书柜,那里面都是重要的萧乾以及她自己的著作。
文老给人赠书是常有的事。给书签名,她总是不忘问问对方配偶的名字,然后前面写上“贤伉俪”的字样,后面常常写上“存正”或者“惠正”。再工整地写上“文洁若敬赠”,日期是大写的,从不写阿拉伯数字。印章当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不是盖一个。常常一个是萧乾的,一个是自己的。
前几年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剩下的,文老一定要打包回来。有的时候吃上好几天。过了80岁,文老身体依旧健朗,只是膝关节差了一些,行动有些不便,于是接受人劝,对自己的健康更加在意了,剩饭菜,大抵是不怎么吃了,楼上的邻居常帮忙来给做饭,饭吃好了,自然也就有精力尽力地编写出新东西。
师大有个老教授,70多岁了还会聊QQ,文老则与这些新潮东西无缘。她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那部红色的老电话。
写东西的时候,她在纸上圈圈点点,修修补补。一篇文稿写成以后,看上去活像一个认真的教授批改过的卷子。有的时候,甚至稿纸下面接了一大块上去,整个一个加长版。所以,文老的写字台,三样东西绝不可少:笔,剪刀还有浆糊。一篇篇文章,便这样一笔一划,一剪一贴地 “生产”出来,让用着电脑却绞尽脑汁的我,内心充满无限惭愧。
不用电脑,绝不证明老人跟不上时代,章子怡、周迅甚至超女,也常会成为老人嘴里的话题。被邀请出去参加活动或者演讲,文老若欣然前往,必定是邀请了三五年轻好友,或者叫上胞弟。一旦坐在讲台上,她便低了头,也不怎么看听众,盯着手里的草稿,一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语速极快,你需字字紧跟着她才行,因为里面还有思维的跳跃,有感想。
对于自己的稿子,文老向来珍惜。稿子发出久无回音,便会催还。文老记忆力也极好,借出去的书籍,大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一个人的衰老,真的不在身体,而是脑子。文老跟我说,自己还要多活二十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要把耽误的二十年补回来。我说那您就争取超过宋美龄吧。当年在湖北咸宁干校,文老受过很多苦。为了护着萧乾,反倒被说成偷懒,于是夫妻两个都在向阳湖拼命抢重活累活干。文老跟我说,要是没她的话,萧乾活不到那么长,也许早就死了。于是我暗自感叹:一个好女人对一个男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战争史,于是也问文老萧乾二战时在欧洲的故事、翻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当年的照片。萧乾穿着军装的样子酷极了,尤其是那张在巴伐利亚山顶上倚着栏杆、端着啤酒的照片,令我无限神往。年轻时的萧乾,是充满热血与责任感的。这在他的充满感情的文笔中,可以感受得到。也难怪当年林徽因会在“太太客厅”见他,并给他那样高的评价。
当萧乾越过英吉利海峡,坐在装满炸药的汽车里追赶第七军的时候,年轻的文洁若,还在北平读高中。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萧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这时的文洁若,已经考入清华大学英文专业,成为一名大学生。七年之后,他们相遇了,一年后的五一劳动节,两人结为夫妻。那天,萧乾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这半个多世纪前的幸福,从那帧北海划船充满欢笑的照片里洋溢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
最后一次请文老讲课,文老的膝盖已经肿了。于是回来后,我带着老人去了复兴医院。检查完,开了些药,我们一老一小穿过地下通道,往家走。走到楼下的时候,远处一个妇人用轮椅推着老伴走过来,文老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前面又走来一位老婆婆,也许是中风的缘故,叉着两条腿往前挪步。文老对我说:“我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
文老其实还有个爱好:乱点鸳鸯谱。曾给我介绍两个见面,我都没去。第三次把我诓来,那女孩原来早就认识。我们两人出门后,在门口小店一起吃了顿饭,说起文老的“可爱”,不禁哈哈大笑。
(部分内容参考丁亚平著《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
萧乾眼中的夫妻合译
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了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
来到萧乾遗孀文洁若独居的那间老房,你会看到在客厅的两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萧乾从青年到老年的风采尽收眼底。就像萧乾还生活在这间屋子里,从没离开过一样。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扎着两个蝴蝶结的文洁若被俊朗的萧乾拥在怀里,幸福单纯地笑。
2010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萧乾的遗孀文洁若将自己珍藏的一批书稿和实物资料,当作礼物捐赠给母校清华。83岁的文洁若思维敏捷,语速极快,画淡妆,佩戴简单首饰,不讲话时态度娴雅。
文洁若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在她翻译过的众多著作中,最满意和成就最大的,是与丈夫萧乾合作的《尤利西斯》。今年是翻译家和战地记者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和传记书籍的出版此起彼伏,围绕文洁若的问题自然躲不过萧乾。
文洁若与萧乾互相陪伴走过45年岁月,她对丈夫至今仍抱有无比强烈的崇拜之情。
采访这位老人时,记者结识了文洁若的忘年交:辰甫。辰甫是文家的常客。独居的文洁若平时做不动的力气活儿,有时会留给这个常常看望她的年轻人。
“刻上字,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
我和文老的相识,是在北京国贸的一个艺术展上。那天我陪着谭宗远先生,就是为了去见文老。宗远先生是藏书家,在朝阳区文化馆任文学刊物《芳草地》的主编。我在朝阳图书馆任职,我们爷俩儿是忘年之交。
文老那天穿的是旗袍,由宗远先生介绍,我和文老就这样认识了。宗远先生拿出两本书,是文老的回忆录《无限生机》。文老就近找了个桌子坐下,给宗远先生买的自己的书签名。从宗远先生口中得知我擅长篆刻后,文老很高兴地邀约我有时间去家里坐坐,给她刻几枚印章。
在一个春日下午,我如约前往。跟我想象的一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居所,不管大小,一般都是简约干净的,且不乏藏书。两个一居室,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宽敞。可宽敞之中又不免促狭,因为到处都是书和杂志,且略显凌乱。凌乱也是好事,这说明这些书的幸运,书之幸运在于有人看。于是,这些书们都兴高采烈地摊在茶几上,摞在书桌上,堆在床铺上,或被翻开,或夹满了小纸条儿。
挨北窗的书桌上,摆着文先生手书的一幅字,内容是范文正公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的一幅字,被人拿去,在网上卖了二百元。”文先生笑呵呵地说。
边聊,文老边拿出几个印章的样子,其中一枚是半通印,就是竖长的那种。我小心收好,用带来的几块石头,给文老刻了三枚印章。文老很高兴,拿出四本书送给我,一本萧乾的回忆录,一本萧乾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另两册是文老的《无限生机》和芥川龙之介小说集。
第二次来,我带了几枚印章,其中一枚是我仿刻的“萧乾”印。文老拿出萧乾留下的四个拐杖,问我能不能刻上萧乾的名字,我说可以,少顷,刻制完毕,有隶书也有楷书。文老说:“这下好了,刻上字,以后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东西了。”说着,文老又拿出一把紫砂壶来,问这上能不能刻上名字。我说我试试看,手下用力,感觉有戏,于是聊天的十几分钟里,壶把儿的圆弧背上,刻出了工整的隶书“萧乾”两个字。文老一看,欢乐非常。
这以后,我就成了文老家的常客。我住北京城东边,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尽力帮老人去办。这时我正主持着朝阳区图书馆的“朝阳文化讲堂”,蔡元培先生说过,图书馆是国民自我教育的最好途径。当年文老就读的孔德学校,恰是蔡元培兼任着校长。我于是邀请文老来讲课,文老欣然应允。
按辈分,文老可以做我的祖母。于是每次周日讲课,我都亲自来接,安排好讲课的一切细节,讲完后亲自送回。每次来回的路上,车里总有谈不完的故事,说往事,说故人,也说萧乾。文老在讲坛上讲过巴金,讲过冰心,讲过日本文学的概貌,讲过大江健三郎,讲过萧乾在干校的日子。
最后一首爱情诗
文老14岁时第一次听到《尤利西斯》这部书的名字,那时她在北平圣心学校读英语,教书的爱尔兰修女介绍说,“这是爱尔兰很有名的作家乔伊斯的名作。”那是1941年。后来文洁若认识萧乾,才知道萧老在1940年的剑桥时,已经把这部“天书”通读一遍了。萧乾大文洁若17岁,他们相识的时候萧老已经有些发福,秃头,甚至白发,他纯粹是靠智慧和学识吸引的文老。
最初是文老对“啃”下这个大部头跃跃欲试的,她觉得这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但萧老比较谨慎。他在剑桥当研究生时,钻研的恰是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伍尔夫、乔伊斯三位意识流大师。他读过《尤利西斯》,后来又硬着头皮读完了更晦涩的《芬尼根守灵夜》,之后把研究成果写进论文,彻底地突破了当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窠臼,举起了心理小说的叛旗。
放在现代人眼里,萧乾是水瓶座人,他对乔伊斯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兴趣浓厚,也许是天性使然。
二位老人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一位是八十好几的高龄,另一位也已经奔七十了。两人的分工是文洁若“打头阵”,翻译初稿,然后给萧乾润色,做文学上的加工。翻译过东西的人都知道,第一遍通稿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文老的方法是,将《尤利西斯》跟荷马史诗《奥德赛》对比着来理解,并且参照《尤利西斯》的日文版本。
文老是个很有拼劲儿的快手。在工作最高潮的时候,她一天能翻译一万字。1961年有一本小说《光枝的初恋》需要翻译,要求的是八天时间,她跟别人合译。另一位译者说:“我需要翻译、抄写、校对三个人通力合作完成,而且要有15天才能翻译其中的一半。”结果没办法,文老一个人翻译,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硬给按期翻完了。
翻译巨作的四年时间里,两位老人早上五点起床,从起床到八点半吃早饭的这一段,是一天中的黄金时间,没电话,也没访客,完全没有干扰,二人约定这个时间段不交谈,全神贯注地放在工作上。文老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这个时期照顾二老生活起居的,是文洁若的三姐。
1993年美联社的记者采访萧乾文洁若时,要他们举些例子说明翻译工作的难度。萧老这么说:“乔伊斯非常爱用象声词,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他都能用词语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小说还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并且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例如第八章,戴维•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出现这么个词: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词过去分词的连写,作者用来表现三个动作的同时性。”
100万字的《尤利西斯》,其中注释加起来有近20万字,光是第15章的注就达到984条。
中文版《尤利西斯》问世的1994年,恰好是萧文二人结婚40周年,萧乾曾经说:“如果有人问我,人到老年,夫妻怎样才可以增厚感情,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说,共同干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搬个花盆也好,一、二、三,两人一起使力气,等到干成了,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由衷的欣喜,这就是我们合译《尤利西斯》的心情。”
“那天,萧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
萧乾去世后,文老晚年的生活,平静而忙碌。她在家的时候,常常是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或者蓝布衣服,每当敲门声响起,她便起身,寻找自己那根上面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然后答应着,慢慢地去开门,钥匙是插在里面门锁上的。
工作的时候,文老总坐在一个位置,是原来萧乾的书房。写字台在西面,上面立着一个镜子,椅子后面有一个小书架,还有一个大书柜,那里面都是重要的萧乾以及她自己的著作。
文老给人赠书是常有的事。给书签名,她总是不忘问问对方配偶的名字,然后前面写上“贤伉俪”的字样,后面常常写上“存正”或者“惠正”。再工整地写上“文洁若敬赠”,日期是大写的,从不写阿拉伯数字。印章当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不是盖一个。常常一个是萧乾的,一个是自己的。
前几年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剩下的,文老一定要打包回来。有的时候吃上好几天。过了80岁,文老身体依旧健朗,只是膝关节差了一些,行动有些不便,于是接受人劝,对自己的健康更加在意了,剩饭菜,大抵是不怎么吃了,楼上的邻居常帮忙来给做饭,饭吃好了,自然也就有精力尽力地编写出新东西。
师大有个老教授,70多岁了还会聊QQ,文老则与这些新潮东西无缘。她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那部红色的老电话。
写东西的时候,她在纸上圈圈点点,修修补补。一篇文稿写成以后,看上去活像一个认真的教授批改过的卷子。有的时候,甚至稿纸下面接了一大块上去,整个一个加长版。所以,文老的写字台,三样东西绝不可少:笔,剪刀还有浆糊。一篇篇文章,便这样一笔一划,一剪一贴地 “生产”出来,让用着电脑却绞尽脑汁的我,内心充满无限惭愧。
不用电脑,绝不证明老人跟不上时代,章子怡、周迅甚至超女,也常会成为老人嘴里的话题。被邀请出去参加活动或者演讲,文老若欣然前往,必定是邀请了三五年轻好友,或者叫上胞弟。一旦坐在讲台上,她便低了头,也不怎么看听众,盯着手里的草稿,一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语速极快,你需字字紧跟着她才行,因为里面还有思维的跳跃,有感想。
对于自己的稿子,文老向来珍惜。稿子发出久无回音,便会催还。文老记忆力也极好,借出去的书籍,大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一个人的衰老,真的不在身体,而是脑子。文老跟我说,自己还要多活二十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要把耽误的二十年补回来。我说那您就争取超过宋美龄吧。当年在湖北咸宁干校,文老受过很多苦。为了护着萧乾,反倒被说成偷懒,于是夫妻两个都在向阳湖拼命抢重活累活干。文老跟我说,要是没她的话,萧乾活不到那么长,也许早就死了。于是我暗自感叹:一个好女人对一个男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战争史,于是也问文老萧乾二战时在欧洲的故事、翻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当年的照片。萧乾穿着军装的样子酷极了,尤其是那张在巴伐利亚山顶上倚着栏杆、端着啤酒的照片,令我无限神往。年轻时的萧乾,是充满热血与责任感的。这在他的充满感情的文笔中,可以感受得到。也难怪当年林徽因会在“太太客厅”见他,并给他那样高的评价。
当萧乾越过英吉利海峡,坐在装满炸药的汽车里追赶第七军的时候,年轻的文洁若,还在北平读高中。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萧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这时的文洁若,已经考入清华大学英文专业,成为一名大学生。七年之后,他们相遇了,一年后的五一劳动节,两人结为夫妻。那天,萧乾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这半个多世纪前的幸福,从那帧北海划船充满欢笑的照片里洋溢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
最后一次请文老讲课,文老的膝盖已经肿了。于是回来后,我带着老人去了复兴医院。检查完,开了些药,我们一老一小穿过地下通道,往家走。走到楼下的时候,远处一个妇人用轮椅推着老伴走过来,文老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前面又走来一位老婆婆,也许是中风的缘故,叉着两条腿往前挪步。文老对我说:“我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
文老其实还有个爱好:乱点鸳鸯谱。曾给我介绍两个见面,我都没去。第三次把我诓来,那女孩原来早就认识。我们两人出门后,在门口小店一起吃了顿饭,说起文老的“可爱”,不禁哈哈大笑。
(部分内容参考丁亚平著《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
萧乾眼中的夫妻合译
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了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