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一部名为《达·芬奇密码》的小说成就了畅销奇迹。这本书不仅刷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书籍销售纪录，还在短短数年间被翻译成42种不同语言。2006年，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火遍全球。这部小说当然有着众多畅销书的特质：层层悬疑的情节，紧张刺激的氛围，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简练却表现力极强的语言等。不过，仅仅这些并不足以制造奇迹。让这部小说超越一般悬疑故事的是它的隐秘主线：基督信仰真正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不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会，而是耶稣的妻子及其后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者成为教会极力隐藏和抹杀的对象……这个结论无疑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颠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传统之一。《达·芬奇密码》走红以后，人们很快发现：这种颠覆绝非小说作者丹·布朗的独创——它的主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部畅销书《圣血与圣杯》已经面世，并且同样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与反响。
　　其实，欧洲人对天主教会历史的质疑以及对基督信仰统绪的揣测从未间断过，上述两本小说的产生也正是基于古老相传的各种传说。然而到上世纪后期，圣杯传说再度甚嚣尘上、尤其是关于耶稣婚姻家庭的颠覆性设想借现代传播手段之力传遍世界，却是与女性主义圣经学术的成就密切相关的。1895至1898年，美国女权运动先驱之一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出版了《女性的圣经》一书，对大量圣经章节进行女性中心的解读，从此开女性主义圣经研究之先河。1970年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风潮的来临，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蓬勃兴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当今西方女性主义神学领军人物伊丽莎白·舒斯勒·菲奥伦查的学术著作《以她为念》。
　　《以她为念》出版于1983年，与小说《圣血与圣杯》几乎同时。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这是一本严肃、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副题是《一种对基督教起源的女性主义重构》，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基督教最初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所谓女性主义的角度在文本中的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关注一切与女性相关的内容，二是暗含“（圣经）文本都是以男人的视角写就、对女性存在一定程度偏见”的预设。当然，学术著作不是小说，所有预设都必须经由严密的论证。为此，伊丽莎白·舒斯勒·菲奥伦查通过比对、解读大量的相关文献，从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对《圣经》中与女性问题相关的章节进行批判性解释，从而试图揭示出女性曾经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中占据活跃而重要地位的历史真相，以及《圣经》（《新约》）作者们以各种手段隐瞒或歪曲这一真相的过程。相比于惊险刺激、引人入胜的小说，满篇文献引注、各种概念术语的学术著作自然是枯燥的。然而，正因为其严谨的学术风格，《以她为念》对基督教发轫时期女性形象的重塑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它将小说家们的大胆设想落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它所关注的是基督教早期女性的群像，而非某一个有话题有看点、能够引起当代人娱乐兴趣的人（如被影射为耶稣妻子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严谨繁琐的论证犹如利凿，一点点撬开了那些蒙蔽在古老文字和人们思想上的尘垢，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深处，透出了女性智慧与功绩的夺目光芒。
　　在这些女性当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曾经拯救了以色列民族的朱迪斯。据《朱迪斯书》记载，朱迪斯是一位美丽而富有的以色列寡妇。当敌国巴比伦王的手下大将敖罗菲乃率大军压境、以色列的男人们束手无策之际，朱迪斯挺身而出，凭借非凡的勇气、巧妙的智谋和出众的美貌色诱敖罗菲乃，最终成功解救出自己的族人。凯旋归来的朱迪斯受到族人们的盛大欢迎，功成名就之后，她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独身生活到百岁高龄后方才离世，身后事也极尽哀荣。根据伊丽莎白·菲奥伦查的分析，《朱迪斯书》大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在叙事和主题上都有意模仿《出埃及记》。这表明在原作者心目中，朱迪斯的功业甚至堪比摩西率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故事流传颇为广泛，后来的“七十子译本”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正统基督教《旧约》版本都包含有这个故事，可是偏偏犹太教从未将之接受为正典。究其原因，无非是正典编撰者们（自然是男性）认为朱迪斯以美色诱敌，与英雄行径相去甚远，因而难登大雅之堂。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质疑朱迪斯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认为它只是以色列最早的一部小说。然而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眼中，朱迪斯的色诱成功恰恰证明了男性的缺陷和女性的智慧，而对其历史真实性的怀疑更是男性中心主义抹杀女性在历史中的存在与作用的表现。我们可以设想，在以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为基本历史逻辑的古代以色列，这样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完全真实地发生过，也一定有其历史依据或原型。而这样的一位女性，只要她在历史中存在过，她的光芒就是不可遮蔽的，所有读到她的故事的人，有谁不会为她的聪明、勇敢、美丽、坚定以及她对祖国的爱所折服呢？她不是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也不是徒然指责“宁无一人是男儿”的深宫妇人。与中国历史上被嵌入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女性形象相比，朱迪斯闪耀着完美的女性光彩，并且用这种光彩战胜了最强大的男人。
　　然而朱迪斯的例子只是伊丽莎白·菲奥伦查用来证明作为基督教诞生语境的犹太教具有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与之相比，《圣经》中另一个女人被忽视的命运更加令作者愤慨不已，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提到的一个“用香膏膏耶稣”的女人。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这个故事都发生在“最后的晚餐”前夕，犹大出卖耶稣之前。耶稣和众门徒出席宴会时，一个无名的女人进来，把一瓶极珍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门徒们立刻站上道德高地、指责那女人浪费钱财，不如用它周济穷人，但耶稣制止了他们，并且当众肯定了女人这一行为的重要价值：她是“为我安葬作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据福音书记载，耶稣亲口如此赞许并设立为纪念的行为，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是因为，在犹太教传统中，用膏油浇头通常是先知确立以色列王权的一种神圣仪式。《圣经·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以色列先知兼领袖撒母耳将膏油倒在扫罗头上，立他为以色列王的仪式（撒上10：1）。后来他又以同样的仪式膏立大卫为王（撒上16：13）。因此，这个女人其实是第一位确认耶稣神圣地位的门徒。相比于在“最后的晚餐”之夜背叛主的犹大以及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个无名女人的行为更显得弥足珍贵、无比重要。然而可惜的是，正如经文中已经表现出的那样，以彼得为首的围绕在耶稣身边的男性使徒们完全不理解这女人的行为，他们对她的指责透露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因此可想而知，他们不会真正地看重和执行耶稣亲口为她设立的纪念。相反，正如伊丽莎白·菲奥伦查所指出的那样，在耶稣受难后，负责编撰福音书的男性使徒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和抹杀了这个膏立耶稣的女性门徒的地位，以至于到今天，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人们提到“最后的晚餐”时想到的反倒是那个罪人犹大，而主耶稣要求纪念的女人却被历史遗忘了。
　　时至今日，伴随着《达·芬奇密码》的流行，人们总算记住了《圣经》中一个女人的名字，可她不是这个膏立耶稣的女人，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但是，人们记住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小说明确地将她的身份确定为耶稣的妻子、即传承耶稣王室血脉的工具、真正的圣杯。很显然，这种定位遵循的仍然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原则：女性的尊荣完全来自于她与男性的关系。当然，小说家的想象未必全然没有依据，因为从福音书来看，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地位的确非常重要和特殊：她是耶稣受难时的见证人，名列众女性门徒之首，又是耶稣复活的第一见证人。复活后的耶稣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并且命她向众使徒传达福音。由此可以推断，她的确是耶稣身边最重要、最亲近的追随者之一。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与耶稣有夫妻关系。在见证受难和复活时，她也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作为女性门徒的首领，在男性门徒纷纷避难的生死关头仍然追随在耶稣身边，为他料理后事。可以想见，如果这位抹大拉的马利亚确有其人，她必定在耶稣的传教过程中贡献良多，并占有重要地位。福音书的编撰者们没有记载她的其他事功，但也无法从那惊人的历史事件中彻底抹去她的名字。事实上，在未被列入正典的基督教早期文献中有一部《马利亚福音》，相传即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所作。这部福音书除了记载耶稣生平言行及教导之外，也反映出了马利亚与彼得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男性门徒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而否定，乃至嫉恨女性门徒之权威和功业。在小说中，这一矛盾披上了一层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外衣，并且被衍化为一场长达两千年的迫害与阴谋，变成了当代人的娱乐盛宴。
　　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基督教世界对“圣经中的女性”这一话题的探索绝不仅仅是一场有噱头的娱乐。它巨大的勇气和深刻的批判应该带给我们反躬自省的觉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自己的传统，去正视我们的历史中那积压在万千女性身上的厚重而令人窒息的尘埃，并尝试用批判的武器挖开这些尘埃，让女性灿烂的智慧重新闪耀在文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