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夏衍的《包身工》被称为“报告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在中国电影史上，夏衍曾获得“电影艺术家”称号。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蔚为奇观。然而，这也意味着，他的身后必然有一位甘于付出的妻子。
　　迷茫时
　　1923年暑假，夏衍的天空是灰色的，他失恋了。23岁的他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工技术专业就读，回家看望家人时，偶然结识了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符竹因，她的一颦一笑将他俘虏，可当他对她流露出爱慕之情时，符竹因明确表示，只能“永远做朋友”。
　　初尝失恋的苦涩，夏衍整日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这一切，夏衍的母亲都看在眼里，他满怀失落回到日本之后，母亲开始悄悄地为夏衍物色对象。
　　经过多方打听，母亲为他选中了老家德清的蔡淑馨。蔡淑馨出身名门望族，是杭州一家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女儿，很巧，她与符竹因是同班同学，对夏衍苦恋符竹因未果也早有耳闻，但她并不介意。
　　第二年暑假，夏衍和蔡淑馨见面了。她的闺秀气质，她的雅致穿搭，都让他眼前一亮。云雾散尽，阳光洒进他的心房。与蔡淑馨相处数日，二人彼此心仪。分别后，他们靠书信互诉相思。
　　他课业繁重，精神迷惘，唯有蔡淑馨的来信能带给他莫大的喜悦和安慰，以致偶有通信不畅时，他便会急切到“自弃”的地步。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他开始写作。
　　不久，他以“沈宰白”为笔名写的小说《新月之下》发表在上海《狮吼》杂志。很快，散文也开始发表，那是夏衍最初的文艺作品。
　　奋斗时
　　1925年夏天，蔡淑馨即将毕业，女师校长鼓励她到日本深造，夏衍也完全赞同。可是她的父亲表示反对，夏衍在信中为未婚妻请求也未能奏效，暑假里，他回到杭州当面恳求。
　　夏衍的真诚和坚定态度打动了蔡淑馨的父亲，父亲终于同意女儿赴日留学。到日本后，蔡淑馨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夏衍经常去看她，他们畅谈社会、文艺，相处日久，情意更浓。夏衍在校时大量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作品，迷恋契诃夫的剧本，还翻译了日本戏剧家菊池宽的《戏曲论》，为后来走上翻译和戏剧道路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夏衍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令他不安，他匆匆回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这一年，蔡淑馨离开奈良，只身去东京学习油画，并加入“艺术家联盟”，和他一样，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1930年，相爱6年后，一对才子佳人终于举行了婚禮。
　　婚后，他进入“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包身工》;抗战爆发后，他又去广州办《救亡日报》。没有时间顾及小家庭，两个孩子出生后，全部依赖蔡淑馨。不能和她比翼双飞，他是歉疚的，只能将离愁别绪写进一部部剧本里。随着多部影片成功上映，“剧作家夏衍”声名鹊起，他由此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风雨中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淑馨随行进京。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创作，先后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赢得了巨大的艺术声誉;她则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闲时打磨厨艺。
　　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夏衍被免去职务。有一天深夜，一群人闯进夏衍家，把他带走了。很快，儿女就被下放，她也被抓了。她被放回来后，家里的院子已经被占，只留给她一个角落。
　　此后几年间，夏衍一直杳无音讯，她只能孤独地支撑着。1972年，蔡淑馨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探监了。原来夏衍还活着，她不禁失声痛哭。时隔6年，她带着儿孙们与他相见。接待室里，一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老人拄着双拐走进来了，儿女顿时泪流满面。
　　1975年夏天，夏衍被解除监禁。他自由了，儿女也从干校回来了，蔡淑馨紧绷了多年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她反反复复地读同一张报纸，用装满黄豆的小布袋敲腿时，总是来回念“十七、十八……十七、十八……”夏衍知道，她病了，这一场劫难把她彻底击垮了。
　　几年后，夏衍写信给当年留日时的朋友：“淑馨已于1984年10月去世，时年80岁，她因受刺激，1982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痛苦。”
　　蔡淑馨去世后，耄耋之年的夏衍全身心投入写作，撰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有关她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眼前，她永远是他生命中最圣洁的百合花。
　　1995年，夏衍去世，遵他遗愿，骨灰被撒入钱塘江。斯人已去，唯有爱，犹如长河，滔滔不息。
　　摘自《百家讲坛·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