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怀揣时代良知的诚实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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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阎连科在小说《丁庄梦》中不仅揭露了中原地区农民的精神性弱点、人性中的恶与美,而且揭露了这场悲剧的时代性。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无一不感受到阎连科的诚挚心灵,以及对于农民的深切同情,《丁庄梦》正是作家怀揣着时代良知所做的一场诚实揭露。
  关键词: 小说《丁庄梦》 精神性弱点 人性 时代性 诚实揭露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一经推出,就被冠以“饱蘸血泪”、“灵魂之舞”等美名。的确,这部小说满含作者对遭受“热病”血光之灾的中原农民的同情,其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必所有读者都能够感同身受。表现农民以及农民的苦难一直是阎连科小说的核心题材,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们都说大作家应该关怀的是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我认为中国的大作家至少要对农民有充分的理解和关怀。”[1]阎连科真所谓“说到做到”,《丁庄梦》正显示了他对于农民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农民在新时代的生存困境的独特思考。费尔巴哈说:“良心与同情心有最紧密的关系……良心不是别的,而正是同情心。”[2]因此,可以说阎连科的《丁庄梦》所体现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实则是作家拥有“时代良知”的证明,他正是出于这难能可贵的“时代良知”,才拥有了常人没有的勇气,才做到了常人不敢为的直面人生与苦难。这是一场诚实的揭露,作家不仅揭露了中原地区农民的精神性弱点、人性中的恶与美,而且积极思考和探索这场悲剧的时代病因,且力求将其思考的结果呈现给读者,试图引发更多的思考。这与鲁迅当时写作小说的原因有一致之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鲁迅与阎连科虽所处时代不同,但两位作家对于农民的深切关照是相同的。
  《丁庄梦》以中原地区农民卖血而导致艾滋病蔓延为背景,讲述了丁庄这个古老村落在疾病的蔓延、死亡的威胁中形形色色的人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艾滋病是一个敏感的题材,熟悉阎连科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写作主题之一是农村贫瘠土地上的深重苦难,包括贫困、天灾、疾病等。疾病带来的困苦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出现在他的《日光流年》、《受活》等多部小说中。阎连科为何如此执著地以疾病为背景来描绘现实呢?维拉·波兰特博士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疾病是不受人们欢迎的、又是人人都能够体验的基本体验之一,以此为前提,下面的情况成为了可能:人们可以借助疾病来传达一些经验及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却能够超越疾病这一反面的基本经验,也即,疾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意义和表达功用。在文学作品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多种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丰富得多……”[4]也就是说,作家认识到以人人都经历过的疾病为题材不仅可以反映更多的现实内容,还可以带给读者更为深刻广泛的体验。阎连科在《丁庄梦》中以艾滋病的蔓延作为背景,所要表现的并非疾病带给了人们多么深重的痛苦,而是在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之下呈现出的农民千百年来固有的精神性弱点,人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毁灭之际的挣扎。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时代良知迫使他直视一切现实,也使他完成了这一场诚实的揭露,他把现实传达给了他的读者们:这是一场时代的悲剧。
  一
  阎连科在《丁庄梦》中首先揭露的是中原地区农民身上残留的精神性弱点。农民的质朴憨厚自古以来便为人所称道,因为这份憨厚,他们永远是权力的追随者,永远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千百年来的心理积习致使他们成了不折不扣的权力崇拜者。又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憨厚,农民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都显露出愚昧无知,纵然时代改变了,民族振兴了,但内陆地区的许多农民依然备受愚昧无知的迫害。《丁庄梦》里的丁庄一步步踏上卖血求富之路的故事,正揭示了这些致命弱点。小说中,教育局长到村里号召“发展血浆经济,力图民富国强”,他去找丁庄有威望的老人“丁老师”,“教育局长到学校去找我爷时,爷正在学校扫院子,听说局长要找他,脸上汪了红,把手里的扫帚一丢掉,忙慌慌地朝着学校门口走。急急地走,看见站在学校大门里的教育局长时,脸上的兴奋如秋天的景色样”。[5]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爷”对于领导到来的受宠若惊、兴奋之感,这自然是出于农民自古就有的对权力的崇拜,由这崇拜滋生出的信任使得农民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追随权力者的领导,“丁老师”也不例外。他把村民都集中到一起,告诉村民们人身上的血就像是“越舀越旺”的泉水,其实他自己并不能确信人的血真的“越舀越旺”,但是局长这么说了,他也就信了。农民的厚道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软弱,农民对权力的盲目追随经常致使他们走上毁灭之路,阎连科对于农民的这一病根的揭示可谓痛心疾首。
  丁庄人开始卖血了。丁庄人卖血卖疯了,“医生让抽完了血后在床上躺着休息三四日,丁庄的街巷里凡是朝阳的,院里或街门口,便都摆满竹床、木床了”。[6]丁庄的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他们听说血像泉水一样取之不尽就开始卖了,他们看到临县的人卖血致富了他们就跟着卖了;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道理,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卖血、一边干农活一边卖血,卖得多了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们就脚朝上、头冲下,身体整个倒过来,“倒倒血”,让血回流回去;他们没有一点儿卫生常识,一个针管连抽几个人的血,一个棉球几个人连着用……最终,丁庄还没富起来,“热病”先泛滥了。阎连科在讲述这些农民的不幸的时候,句句血泪,每一个字都萦绕着“怒其不争”的苦痛。
  二
  《丁庄梦》还着重揭露了人性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其中显露的不仅仅是人性恶,还有人性美。对人性的阐释体现了阎连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审视,以及对新时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内在焦虑。由“热病”引发的、而非“热病”造成的人性的显现在《丁庄梦》里尤其可叹。丁庄遭受着灭顶之灾,人性也在发生着扭曲:贾根宝得了“热病”,但全村人都隐瞒着,为他娶了外乡的媳妇;住在学校里的病人开始偷东西了,他们上缴的粮食里放了石头……丁庄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人性恶暴露出来了,他们忘记了平日里的本分厚道,他们正在生存困境中做最后的挣扎,再顾不得别人了。阎连科显然流露出对这种人性恶的批判态度,但是面对这样一群弱小无知的农民,作家好像无力怪罪他们,他只是不停歇地揭露,作家的身份与职责使他不能够无视现实,同时,阎连科转向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在那里,他又发掘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
  面对死亡,丁庄不仅仅有破坏和苦痛,还有着对爱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求。小说中丁亮和玲玲的绝恋感人至深,他们之间超世俗的爱情可以说是由“热病”成全的,他们的爱情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无可畏惧,他们的爱真且切,冲破了世俗,达到了永恒的境界。所以,阎连科指出了“热病”不仅能够引发人性恶,而且能够引发人性中美好珍贵的一面,他正是通过丁亮与玲玲的爱情揭示了人性最本真、美好的一面。在他看来,这些可怜的人儿同时又是可爱的,对爱的追求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泯灭,可以说这带给了作者一丝信心。小说也多次体现了“热病”病人对生命的渴求:“活着多好呀,有饭吃,有房住,饥了可以去灶房烙油馍,渴了可以喝一碗白糖水……”[7]丁亮的口头禅正显示了他们对活着的渴望。阎连科不仅没有局限于揭露人性恶与人性美,而且展开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这些都体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关怀。
  三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农民身上发生的时代悲剧的揭露。艾滋病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疾病,作为现代社会病态一面的反映,它有着很大的恐怖性,尤其是发生在古老民族的内陆地区,主要通过血液传播的特殊现象传达了古老民族在时代转型期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我们从作家的言语中能够察觉到他的血泪交加。那么,他仅仅是为了农民的精神性弱点和人性恶感到悲哀吗?事实上,作家用血泪喊出了这么一句话:这实在是一场时代的悲剧。小说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丁庄明明处在新时代,却仍在方方面面显示出了落后性:农民思想的愚昧,精神的疲乏,以及贫困苦难的生活……阎连科在小说中层层挖掘,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场悲剧的时代性,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又一个转型期,农民身上仍然背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农民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是比其他社会力量面临更多的困难,他们也渴望进步自强,但现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农民追求幸福的幻影——他们总是被动地处于时代发展的末梢地位。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这一历史事实声声血泪的揭露,对于处于新时代的古老民族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同时也再次体现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注。阎连科终于揭露了丁庄的悲剧的时代性,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引起国人对农民以及我们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怀揣时代良知的爱国人士的热切呼吁。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时代悲剧的直面与揭露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像鲁迅一样站在时代的前端观照世界,是绝对需要勇气的。他是出于一个作家肩负着的使命坚决完成上述揭露的:他发掘了这个悲剧的真面目,他的诚实心灵要求他将其用文字来传达。他曾说:“我不知道该承担什么,只知道在这个时代文学不能两肩空空,也许,社会转型期本来不需要文学去承担什么,但是有一点,文学对此不能没有反映,没有丝毫的思考。”[8]这足可见阎连科对于作家在时代中的文学使命有很深刻的认识。同时,阎连科对农民的深切关怀也促使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饱含血泪的农民苦难的史诗,阎连科在对农民的关怀上是不遗余力的。最重要的是,作家拥有难能可贵的时代良知,它给予了阎连科超于常人的直面人生、直面苦难的勇气,并且力求将现实传达给社会。诚实的心灵、文学使命的自觉承担、对农民的深切关怀和难能可贵的时代良知,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地造就了《丁庄梦》,造就了这样一场怀揣时代良知的诚实揭露。《丁庄梦》至今仍备受争议,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小说中蕴含的那颗民族赤子的诚挚之心。
  
  参考文献:
  [1]王久辛.心雕苦难:速写阎连科.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2).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1986,(1).
  [5][6][7]阎连科.丁庄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8]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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