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模式困顿的缩影。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地区实体经济面临发展困境，但民间资本却开始不安和躁动。从资本形成与流向的角度看，企业产出利润率低，信贷资金使用成本低。为了保持中国30年来的高利润、高效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甘寂寞，不断地“以钱生钱”，于是，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疯狂的高利贷……，所有的经济金融乱象并发而生。所以，对于此次的温州高利贷危机折射出的中国经济低成本发展模式困境，我们更需要反思。
　　
　　 根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相关数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这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而20％左右，即220亿元，又会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集资炒房等，进入到“房地产投资”。大部分高利贷没有进入到实业循环，而是流入资产领域，这恐怕就不仅仅与高利贷本身有关，而与要素红利衰减趋势下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30多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社保成本、低资金成本，特别是基础资源一直较市场正常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对生产企业的成本补贴，这样，一方面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而另一方面，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成本”时代正渐行渐远。
　　这其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刘易斯”拐点临近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问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出现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而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当前工资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因此未来还有空间弥补工资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剪刀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空间。
　　所以说，现在温州最大问题并非信贷问题，而是红利衰减下的成本上升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加现实的问题。由于资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等上涨都是连锁性的，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深陷低迷导致的需求端萎缩，产业资本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以浙江为例，今年前5个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15.6％，亏损额度达81.8亿元，同比增亏27.6％。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在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资本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已经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开始显现，中国的制造优势难以持续。
　　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红利也在减少，发达国家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转向寻求外部市场，一些国家纷纷提出重振出口计划。而美国波士顿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表明，美国公司试图吸引美元资本回流，再造“美国制造”。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转型已经没有退路。
　　 （来源：上海金融报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