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不载的原因是：如果张嶲等人也觉得冥冥之中，风水不可不信，则“国之重器，不可以示人”，明说了，效果就“败”了；而一州士民摸索到这个窍门，实在太悲情太曲折，太不容易，还是让州人悄悄多享用一点吧；相反，如果张嶲们遵循夫子正道，不信邪，则要将其淡化，不让方志为这股离经叛道、甚嚣尘上之风推波助澜。
　　于是，学宫诸多改变动作，在方志中只有平淡而简略的基本记述，“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之后，再无一字。“不登大雅”的改城门，更完全不提。由于方志不载，废科举、绝皇室之后要不了多少年，风靡全州的科举传奇就开始冷却，一代人之后，甚至已经无人知道了。
　　光绪《崖州志》虽然只印了区区百套，但是其文化承载意义非同小可。假如当初张嶲们加一句“道光某年，东移南门以就学宫”，哪还需要后人如此费煞苦心去争议、考证，去遮遮掩掩？
　　（万历）三十年（1603）知县徐文俊信堪舆家言，谓不利科第，详允开学前南门，名曰青云门，工未成而罢。天启间知县周长详继开之，以海警暂塞。崇祯十一年（1639），知县田寓国、教谕曾宜高复开之，名曰文明门，建文昌阁于上。（康熙四十九年本《澄迈县志·卷二》）
　　请看，三任知县前赴后继数十年，非要为学宫开出个直通城门，也叫“文明门”，不过，城楼还是不会叫尊经阁。城门写入县志，还录有成批碑记诗作。张嶲们要是当年看到这部县志，就应该无须纠结，无需“遮遮掩掩”了吧。
　　乾隆以降，华夏皇朝在意识形态上已日渐整体落伍，清末国势更是不堪闻问；而科举之弊，百年来人们早已批评透彻。时至今日，对前人的种种悲喜剧我们已懂得不再简单臧否，只作为历史去探究去尊重，就可以了。
　　南门挪移的另一个可能时点，更早，是上文提到《乾隆崖州志》所载的：“康熙十一年，知州张擢士创建南城楼、重建西城楼”。
　　何谓“创建”？必是以前所无。崖州三门早在明代就都有了城楼，除非挪移新筑，才勉强算“创建”。当然，这个解释未免牵强。
　　张擢士这次重修，是因为当年崖城遭了大洪水，城垣房屋坍塌不少。除非洪水使南门整个垮塌，甚至墙基都发生了沉陷，张擢士才会移位重建南门，但这在出土南门中并无迹象。因此，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南城楼垮塌已久，明代地方志也亡佚，都忘了，所以是“创建”。
　　如果再过三四十年，挪移南门就又有了说得过去的原因。因为东关高度繁荣，城市重心早已东移，城门东移一下，可以方便州民活动。
　　挪移南门更上一次的可能时点，就是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的大修了。同时还将城墙整体加高了三尺，算得上是洪武以来的最大修城动作，移一下城门在这个工程中根本不算什么事。 　　这次大修，由清官瞿罕经手。瞿罕善政多多，如：向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刀，把惯例送州官的每年三十石“黎米”给免除了；任满临走，公开随身唯一的小箱说：“诸位若发现里头有一物出自崖州，任从你们拿回去。”
　　这次修城的原因应该是晚明地方的严重不靖。万历间琼南就曾经发生大型“黎乱”，州城被围攻将近两个月，不久又是“海寇引倭蹂躏崖土”，情势更险。城池在多次备受冲击后已严重损坏，大概重修报告拖延多年，才备款落实。
　　乾隆志载瞿罕是“奉诏修筑”。其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已成冲天之势，三年后明朝就灭亡了。
　　瞿罕办事认真，城应该修得很好，只是没人来得及欣赏这座空前高耸的城池，更无记载留存，可惜。改朝换代连年战乱，死伤沉籍文档湮没，新城垣也塌伤累累……
　　以上移门的各时点，都只是推测。各种假设都很难解释城门因何正对着参将府，为之拱卫，这无疑是一种僭越。只有学宫供奉孔夫子牌位的大成殿，还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只有道光三年以后的移门，才不算违制。
　　不过，也未必绝对。从万历到康熙前期的几十年，崖州形势特别险恶，官民都在历遭劫难。这时修城，无奈之下是否会采用了风水师的说法，即：南门北楼的直贯通格局“煞气太重”，需要移门一泻；而将南门与武官府（明后期为参将署，康熙时为游击署）相连中轴，能一振武备雄风，以压煞气，转危为安。于是乎咬牙移门，而且移了也不张扬……
　　2011年出土的南门，给崖城历史爱好者出了个斯芬克斯之谜。这个城门谁都不认识，没有户口，没有档案。唯一的身份，是笔者还知道它在老城圈中轴线上……由于方志并无改门之载，以至笔者多时以为，只有它才是真的南门，“文明门”只是今人出于某种时髦动机的移位“打造”物。当代这很常见。
　　调查中向多位前辈请教核实，才确信“文明门”是真古董。只是由于其名字、出生等“身份数据”可疑，又穿错了衣、戴错了帽，看去反而像假的了。
　　进一步推测：前人既能“不动声色”地移动城门，就不能“不动声色”地把学宫的门匾装上南门吗？重修前的南门，就不能有“文明门”匾额吗？
　　假如不是建省后海南政府那块“保护范围”汉白玉碑，还真不容易否定这两个假设。
　　南门这个哑谜提醒我们：你知道得再多，也不如你不知道的多。
　　最近，笔者在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一份晚清彩绘《崖州舆图》，明确州城两座南门，南门并无瓮城，终于将“移门”史实予以定案。而且新南门确实没有城楼，这与拆除学宫文明门的尊经阁，出于同一考虑，就是避免遮挡通往鳌山的视线。老南门倒有城楼，名“奎楼”。奎通魁，正是科举幸运之祝。
　　有了这个舆图，读者对两座南门的身份应该不再云遮雾罩了吧！
　　十一，寻回不易
　　海南建省以来，以重修南门和学宫为标志，古崖城开始了她对自身历史艰难的保护、寻回之旅。各级政府为了弘扬古城的歷史文化，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如果修整南门有过什么纰漏，认识有过什么曲折，也是很正常的事。
　　重修城楼及学宫，是一方贤达共襄的盛举。当年三亚不但资金紧张，正宗的地方志史料也不好找。能找到的，或许仅仅是1983年重印郭沫若点校的光绪《崖州志》而已。虽然史料贫乏，研读的“软功夫”也没到火候，但能按照维修古迹的方针运行，已属难能可贵。
　　民初以来的数十年，持续出现对传统文化的鞭挞毁弃扩大化偏差。在琼南，以重建南门和学宫为两大标志，开始了对自身历史的保卫、寻回之旅。两大项目成为古城公认的标志性建筑物，为提振崖城的文化地位立下汗马功劳。从此重视了对古城原貌的保护，很少再有重大人为破坏发生。在各地历史风貌减损特别剧烈的随后二十多年，这绝不简单，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