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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把脉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18年12月19-21日，定调2019年经济大势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在国际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重要信号，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大方向下，会议强调“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基于2018年的经济态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此前“六稳”部署，提出未来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下行明显，特别是进入9月份后，下行压力上升。反映在财政收入上，9月-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中的税收收入数据急剧恶化，10月、11月双双负增长。
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讨前三季度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近期召开的部分省（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区走势分化，对困难和矛盾需有充分估计，要把就业优先放在突出位置。
向前看，金融机构和研究部门陆续公布的一些经济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四季度和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在11月底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因素影响。向内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老动能的推动力不足以支撑高速发展，新动能正在迅速成长，但还不能够承担起经济的主要作用。所以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企业经营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向外看，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在心理层面给民营企业和市场带来了较大影响。
12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卓有成效，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加紧磋商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有望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是必然趋势，未来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的局面恐难避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经济下行风险给予更高关注。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预计2019年预算赤字率由今年的2.6%扩大到3%，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增加到2万亿元左右，增值税最高档税率（16%）或会下调2个百分点以上，社保缴费率可能降低5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基调，预计2019年继续下调法定准备金率，货币、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开始企稳。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面对当前正在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在提振信心、政策优化、有效执行等方面有所作为。关键是加快国内的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产权保护、要素市场改革、国资充实社保、国有企业改革、竞争中性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三季度全国GDP增速6.5%，分别比今年一、二季度低0.3个、0.2个百分点，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9月份起，下行压力明显加速，在财政收入上反映明显。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0.6%、14.4%，增长较快。但分月看，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特别是9月份之后快速下滑。
圖1：2018年各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增速
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长2%，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但分税种看，第一大税种增值税9月同比下降1.22%，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同比仅增长0.25%。
10月、11月，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这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均为负增长，连续两个月都有7项税收收入同比下降。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10月同比增速分别为-2.79%、-10.05%，11月为-1.2%、-9.4%。此外，国内消费税收入也大幅下滑，10月同比增速-61.56%，11月降幅进一步扩大至-71.28%。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此前向《财经》记者表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表现不佳，提示要注意经济下行风险。“增值税负增长，一方面固然有今年5月1日以来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货物和服务的成交量较低。”
回溯近五年的财政收入数据，2015年3月、9月、11月也出现过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双双下降的情况。当时，对于增值税的负增长，财政部解读主要是“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减税力度加大等原因，企业所得税负增长则主要是受企业利润下降影响。 上述原因同样可用来解释近两个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何以负增长。
恒大研究院研究员罗志恒向《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增加值可大约认定为增值税的税基，进入三季度经济压力明显加大，体现为房地产投资下行、基建投资低速、消费低迷，PPI持续下行，此外还受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因素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看，上半年增速还在20%以上，9月增速仅为4.1%，10月进一步降至3.6%。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各月度同比增长情况见图2。
图2：2018年各月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
从先行指标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0%，比上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处于荣枯分水线上，是2016年中以来的最低位。
梁红认为，11月PMI整套数据显示内需增长在今后数月面临加速下行压力。内需的领先指标正在快速下探——PPI 的大跌显示企业盈利增速可能再下一个台阶，预示着制造业投资可能减速，地产行业的先行指标快速弱化也值得警惕。总体而言，11月的经济与金融数据可能显示名义增长和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走弱。
梁红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将继续下行，2018年全国GDP增速为6.6%，比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低0.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年初设定的6.5%的增速目标。2019年GDP增速预计为6.4%。
一些机构和专家对201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则相对低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2018年全年中国的GDP增速或为6.6%，2019年可能降至6.2%左右，若中美贸易战升级，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高盛（GoldmanSachs）也预计2019年全年中国GDP增速为6.2%。
市场普遍预期中国政府可能将2019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6.0%-6.5%”，较今年的增速目标有所下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2018年9月、10月的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9月份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供给端，成本上升、激励机制和营商环境不完善的问题突出。在需求端，总需求走弱带动增长下行。综合来看，当前经济下行的挑战，主要来自去杠杆政策效应和外部冲击叠加引起的预期和信心不足。
“2015年以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大于求的风险明显缓解，供求实现短暂平衡。但部分领域过度依赖行政性措施加大了市场扭曲，同时潜在的债务风险显露步伐有所加快，加之重大改革举措推进不及预期，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水落石出。”报告分析。
报告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去杠杆的非对称效应也更加凸显，使得民企融资更难、融资更贵”。加之股票市场大幅下行，债券违约数量增加，金融机构放贷更为审慎，民企融资雪上加霜。
从企业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速一路从6月份的20%快速下降至9月的4.1%、10月的3.6%，同时国有工业企业和民营工业企业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见图2、图3）。
图3：2018年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0月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近期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行的原因不同于前几年产能过剩阶段，虽然目前的利润增速下行趋势并不严重，也不同于产能过剩阶段所引发的大面积企业亏损，但却是由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所触发。跨过这道坎，必须推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如果改革不到位，不排除企业经营效益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应充分重视新的利润波动趋势，在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领域着力取得重大突破，加快为企业转型升级、参與全球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报告分析。
分企业类型看，总体上，2018年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明显高于民营企业，1月-6月累计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1.5%，民营企业只增长了10%，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1月-10月累计仍有2倍多。
向前追溯，2017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明显上升，私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则在2017年呈震荡偏弱走势后，2018年开始急速下跌。
需要指出，2017年以来的国企盈利数据较好，主要与上游产业产品价格上涨相关，并不意味着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竞争性领域处于劣势的国有企业，包括“僵尸企业”，仍大量存在，不少资源消耗在这些企业，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在此前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相对恶化，原因不在于民营企业的经营能力出了问题，而在于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成本不成比例地攀升。比如去产能以来，制造业中的上游原材料行业赚钱最多，这些行业国企比重比较高，集中处于中下游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则受到挤压，较为困难。
就业方面，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8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1月-10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在已完成年度目标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战略部主任汪红驹，在12月11日该院举办的研讨会上预计，2018年四季度调查失业率仍有望远低于年度目标，但四季度及未来一段时期，应当谨防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极效应向劳动力市场传递。
“如果制造业部门出口受限的预期加剧，一方面可能继续削弱新增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因企业开工不足而导致现有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减少，甚至部分企业可能会裁减一部分劳动力。”他说。
今年7月底和10月底的中央政治局经济形势研讨会均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认为，“变”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和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两方面。
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近期中投咨询主办的一次讲座上则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变”主要体现在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有所变化，预期不好，信心不大，以及资本外流较为明显。
为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提振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避免需求走弱和预期变差共振，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前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报认为，需要以稳预期为重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取向，加快重大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报告建议：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多措并举纾解民企融资困境;落实已有的各项减税措施，尽快推出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内的一揽子减税和税改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在国企、土地、户籍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大各项开放政策落实力度等。
此外，在分析工业情况时，报告指出，在工业领域，民企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50%、注册资本总额占比约为43.8%、对外投资总额是国企的3.5倍，民企已成为中国工业重要的微观基础，是今冬明春工业能否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环节。
因此，政府需要解决当前民企发展活跃度减弱这一难题。
“提升民企活跃度的实质就是发挥好市场的调节功能，让企业面对挑战能够心无旁骛地积极应对。政府要做的是分清与市场的边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重点解决好当前反映最强烈的四个问题： 包括借鉴德国等国际经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标准、法律和信息化为手段转变政府治理模式，避免关停‘一刀切’、控产能‘一刀切’;解决好民企‘准入不准营’的现实瓶颈;深化对外开放，出台应对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国际合作政策。”报告认为。
目前看来，从政府到研究界，都把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
一位参加了中央某部门民营经济座谈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民营企业家反映多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民营企业贷款难、人民币汇率波动大给出口企业带来较大风险等。此外，税收和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加强等，也使得过去经营不甚规范的民企可能将负担更高的成本。简而言之，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降低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今年7月份公布的《2018年“降成本”调研报告》（下称《报告》）认为，现阶段降成本政策空间在逐步缩小，人工成本、环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呈增长趋势，加之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要素市场化等改革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未来进一步降成本的难度加大。
《报告》建议，下一步应转向改革式降成本，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例如破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用能、用地、融资等的差异性对待;加快国企改革，破除束缚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约束，包括剥离国企的供水、供电、供热、养老等社会负担让其轻装上阵，处置僵尸企业等。
降成本中企业较为关心的进一步降低税费负担和社会保险费缴费率，已是中央层面确定将推出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处不再赘述。
谈到降成本，谈到发展民营经济，国企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同时，在谈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时，他指出，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并轨制的主要设计者张卓元在11月底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理想，为更好地发展民营经济，今后必须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更好更快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一定要把垄断行业里越来越多的竞争性行业放开，不搞行政垄断，不妨碍市场竞争，腾出一大块天地由各种所有制经济进行竞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0月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也认为，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要聚焦实业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从体制、法律、政策等方面多管齐下，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对改革、对政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具体而言，需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落实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二是以确立“竞争中立”原则为重点，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法治化水平，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在国际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重要信号，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大方向下，会议强调“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基于2018年的经济态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此前“六稳”部署，提出未来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下行明显，特别是进入9月份后，下行压力上升。反映在财政收入上，9月-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中的税收收入数据急剧恶化，10月、11月双双负增长。
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讨前三季度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近期召开的部分省（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区走势分化，对困难和矛盾需有充分估计，要把就业优先放在突出位置。
向前看，金融机构和研究部门陆续公布的一些经济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四季度和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在11月底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因素影响。向内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老动能的推动力不足以支撑高速发展，新动能正在迅速成长，但还不能够承担起经济的主要作用。所以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企业经营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向外看，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在心理层面给民营企业和市场带来了较大影响。
12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卓有成效，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加紧磋商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有望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是必然趋势，未来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的局面恐难避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经济下行风险给予更高关注。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预计2019年预算赤字率由今年的2.6%扩大到3%，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增加到2万亿元左右，增值税最高档税率（16%）或会下调2个百分点以上，社保缴费率可能降低5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基调，预计2019年继续下调法定准备金率，货币、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开始企稳。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面对当前正在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在提振信心、政策优化、有效执行等方面有所作为。关键是加快国内的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产权保护、要素市场改革、国资充实社保、国有企业改革、竞争中性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9月起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速
三季度全国GDP增速6.5%，分别比今年一、二季度低0.3个、0.2个百分点，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9月份起，下行压力明显加速，在财政收入上反映明显。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0.6%、14.4%，增长较快。但分月看，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特别是9月份之后快速下滑。
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长2%，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但分税种看，第一大税种增值税9月同比下降1.22%，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同比仅增长0.25%。
10月、11月，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这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均为负增长，连续两个月都有7项税收收入同比下降。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10月同比增速分别为-2.79%、-10.05%，11月为-1.2%、-9.4%。此外，国内消费税收入也大幅下滑，10月同比增速-61.56%，11月降幅进一步扩大至-71.28%。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此前向《财经》记者表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表现不佳，提示要注意经济下行风险。“增值税负增长，一方面固然有今年5月1日以来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货物和服务的成交量较低。”
回溯近五年的财政收入数据，2015年3月、9月、11月也出现过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双双下降的情况。当时，对于增值税的负增长，财政部解读主要是“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减税力度加大等原因，企业所得税负增长则主要是受企业利润下降影响。 上述原因同样可用来解释近两个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何以负增长。
恒大研究院研究员罗志恒向《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增加值可大约认定为增值税的税基，进入三季度经济压力明显加大，体现为房地产投资下行、基建投资低速、消费低迷，PPI持续下行，此外还受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因素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看，上半年增速还在20%以上，9月增速仅为4.1%，10月进一步降至3.6%。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各月度同比增长情况见图2。
从先行指标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0%，比上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处于荣枯分水线上，是2016年中以来的最低位。
梁红认为，11月PMI整套数据显示内需增长在今后数月面临加速下行压力。内需的领先指标正在快速下探——PPI 的大跌显示企业盈利增速可能再下一个台阶，预示着制造业投资可能减速，地产行业的先行指标快速弱化也值得警惕。总体而言，11月的经济与金融数据可能显示名义增长和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走弱。
梁红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将继续下行，2018年全国GDP增速为6.6%，比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低0.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年初设定的6.5%的增速目标。2019年GDP增速预计为6.4%。
一些机构和专家对201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则相对低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2018年全年中国的GDP增速或为6.6%，2019年可能降至6.2%左右，若中美贸易战升级，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高盛（GoldmanSachs）也预计2019年全年中国GDP增速为6.2%。
市场普遍预期中国政府可能将2019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6.0%-6.5%”，较今年的增速目标有所下调。
经济下行加快原因何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2018年9月、10月的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9月份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供给端，成本上升、激励机制和营商环境不完善的问题突出。在需求端，总需求走弱带动增长下行。综合来看，当前经济下行的挑战，主要来自去杠杆政策效应和外部冲击叠加引起的预期和信心不足。
“2015年以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大于求的风险明显缓解，供求实现短暂平衡。但部分领域过度依赖行政性措施加大了市场扭曲，同时潜在的债务风险显露步伐有所加快，加之重大改革举措推进不及预期，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水落石出。”报告分析。
报告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去杠杆的非对称效应也更加凸显，使得民企融资更难、融资更贵”。加之股票市场大幅下行，债券违约数量增加，金融机构放贷更为审慎，民企融资雪上加霜。
从企业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速一路从6月份的20%快速下降至9月的4.1%、10月的3.6%，同时国有工业企业和民营工业企业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见图2、图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0月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近期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行的原因不同于前几年产能过剩阶段，虽然目前的利润增速下行趋势并不严重，也不同于产能过剩阶段所引发的大面积企业亏损，但却是由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所触发。跨过这道坎，必须推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如果改革不到位，不排除企业经营效益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应充分重视新的利润波动趋势，在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领域着力取得重大突破，加快为企业转型升级、参與全球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报告分析。
分企业类型看，总体上，2018年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明显高于民营企业，1月-6月累计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1.5%，民营企业只增长了10%，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1月-10月累计仍有2倍多。
向前追溯，2017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明显上升，私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则在2017年呈震荡偏弱走势后，2018年开始急速下跌。
需要指出，2017年以来的国企盈利数据较好，主要与上游产业产品价格上涨相关，并不意味着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竞争性领域处于劣势的国有企业，包括“僵尸企业”，仍大量存在，不少资源消耗在这些企业，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在此前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相对恶化，原因不在于民营企业的经营能力出了问题，而在于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成本不成比例地攀升。比如去产能以来，制造业中的上游原材料行业赚钱最多，这些行业国企比重比较高，集中处于中下游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则受到挤压，较为困难。
就业方面，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8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1月-10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在已完成年度目标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战略部主任汪红驹，在12月11日该院举办的研讨会上预计，2018年四季度调查失业率仍有望远低于年度目标，但四季度及未来一段时期，应当谨防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极效应向劳动力市场传递。
“如果制造业部门出口受限的预期加剧，一方面可能继续削弱新增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因企业开工不足而导致现有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减少，甚至部分企业可能会裁减一部分劳动力。”他说。
今年7月底和10月底的中央政治局经济形势研讨会均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认为，“变”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和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两方面。
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近期中投咨询主办的一次讲座上则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变”主要体现在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有所变化，预期不好，信心不大，以及资本外流较为明显。
加快要素市场和国企改革
为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提振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避免需求走弱和预期变差共振，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前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报认为，需要以稳预期为重点，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取向，加快重大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报告建议：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多措并举纾解民企融资困境;落实已有的各项减税措施，尽快推出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内的一揽子减税和税改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在国企、土地、户籍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大各项开放政策落实力度等。
此外，在分析工业情况时，报告指出，在工业领域，民企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50%、注册资本总额占比约为43.8%、对外投资总额是国企的3.5倍，民企已成为中国工业重要的微观基础，是今冬明春工业能否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环节。
因此，政府需要解决当前民企发展活跃度减弱这一难题。
“提升民企活跃度的实质就是发挥好市场的调节功能，让企业面对挑战能够心无旁骛地积极应对。政府要做的是分清与市场的边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重点解决好当前反映最强烈的四个问题： 包括借鉴德国等国际经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标准、法律和信息化为手段转变政府治理模式，避免关停‘一刀切’、控产能‘一刀切’;解决好民企‘准入不准营’的现实瓶颈;深化对外开放，出台应对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国际合作政策。”报告认为。
目前看来，从政府到研究界，都把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
一位参加了中央某部门民营经济座谈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民营企业家反映多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民营企业贷款难、人民币汇率波动大给出口企业带来较大风险等。此外，税收和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加强等，也使得过去经营不甚规范的民企可能将负担更高的成本。简而言之，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降低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今年7月份公布的《2018年“降成本”调研报告》（下称《报告》）认为，现阶段降成本政策空间在逐步缩小，人工成本、环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呈增长趋势，加之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要素市场化等改革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未来进一步降成本的难度加大。
《报告》建议，下一步应转向改革式降成本，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例如破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用能、用地、融资等的差异性对待;加快国企改革，破除束缚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约束，包括剥离国企的供水、供电、供热、养老等社会负担让其轻装上阵，处置僵尸企业等。
降成本中企业较为关心的进一步降低税费负担和社会保险费缴费率，已是中央层面确定将推出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处不再赘述。
谈到降成本，谈到发展民营经济，国企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同时，在谈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时，他指出，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并轨制的主要设计者张卓元在11月底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理想，为更好地发展民营经济，今后必须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更好更快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一定要把垄断行业里越来越多的竞争性行业放开，不搞行政垄断，不妨碍市场竞争，腾出一大块天地由各种所有制经济进行竞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0月月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也认为，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要聚焦实业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从体制、法律、政策等方面多管齐下，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对改革、对政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具体而言，需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落实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二是以确立“竞争中立”原则为重点，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法治化水平，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