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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的“成功者”相比，彼得·蒂尔有太多对世界的看法。他称自己是“古典自由主义右派”。他读列奥·斯特劳斯，得出结论：“政治正确是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历来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彻底思考和解决重大问题的社会……许多毁灭性的泡沫都关乎政治正确。”他关心教育问题，“我作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了过去10年内全球开办的所有新大学，发现它们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那是资本的巨大误置，捐款人的意图被淹没在各个层面。我开始设想如何合理配置资本改善教育，我的结论是没有办法。”他也关心贫富分化，无奈地意识到左派和右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都有道理，左派认为应该解决分配问题，因为富人已经如此富有，右派则认为不能让政府把钱拿去，因为政府已经证明自己效率低下。
当然，彼得·蒂尔成功的技术企业家与天使投资人身份会让他的观念有自己的特色：“左派和右派各自有他们不同的盲点，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共同的盲点，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此却甚少论及：那就是科技发展减速，以及我们是否还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社会的问题。我认为1960年代不仅是一个政府停止良性运转，社会契约各方面呈现衰败的年代，也是科学和技术进步开始大大放缓的年代。当然过去15年的电脑时代，包括互联网和网络2.0的发展是一个例外。”
在《从0到1》中，彼得·蒂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科技进步观。他说，存在着两种进步，一种是垂直进步，另一种是水平进步。垂直进步是彼得·蒂尔所说的从0到1，水平进步则是从1到N。“做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的事，只会使世界发生从1到N的改变，增添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每次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会使世界发生从0到1的改变。创新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创新发生的瞬间也是独一无二的，结果新奇的事物诞生了。”
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失望。“没有一个时代像1960年代末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希望这种进步可以持续，他们希望一周只工作4天，能源便宜到不需要计量，度假可以去月球，但这些只是想象。智能手机使我们忽略了周围，也使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事物有多陈旧：只有电脑和通信自20世纪中叶取得了巨大发展。”彼得·蒂尔说。或者就像挂在Founders Fund网站上那句著名的话：曾经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而不是140个字符。当然，Twitter仍然是家带给了世界一些改变和不少乐趣的公司。
在同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中，彼得·蒂尔说：“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未能达成昨日的宏伟构想。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源于技术的进步，当这种进步放缓时，增长也会停滞。这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从本质上说一个政治体系只要能达成妥协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受益，便可运转自如。当增长消失时，政治便成为一场零和博弈，有赢家就有输家。大多数输家就会怀疑赢家采取了某种欺诈手段。因此我认为技术发展的减速与人们对政治经济体制日益严重的犬儒主义和悲观情绪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对问题的诊断是完全错误的。”他说。
对技术创新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彼得·蒂尔难免会对创业公司和创业者持有浪漫看法。他反复强调，最佳途径是“未经尝试的新路径”；“每个初创公司都不得不做这场思维运动：质疑现有观念，从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但他自己也不可能不会注意到，绝大部分的创业者和创业公司并不想完成从0到1的一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期待的是从1到N的成功。和《从0到1》同样受欢迎的另一本由风险投资人撰写的书是《创业维艰》。我读了整本书也没有发现，本·霍洛维茨到底做了什么从0到1的工作。他创业期间所有的工作无非是以下路径的循环：创办公司—拿到风险投资—产品被对手挤压—公司岌岌可危—然后找一家大公司成功将公司卖出去。
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停滞造就，而非其他，这是彼得·蒂尔第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他另一个对人产生冲击的商业哲学是关于垄断和竞争的。
垄断是好的，彼得·蒂尔争辩说。当然，首先他要强调，他所指的垄断，“不是非法强霸，也不涉及政府宠儿，这里的垄断企业指的仅仅是一种企业，它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其他企业无法提供。”Google是彼得·蒂尔所指的好垄断的代表。“因为不用担心和别的企业竞争，它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关心自己的员工、产品和在更广阔世界里的影响力。”
垄断企业因为不必面对太多竞争的压力，这让它有余力来考虑其他事情，“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垄断利润是有力的创新动机。利润给了它们规划长远未来的资本，它们有能力投资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这些是困在竞争之中的企业想都不敢想的。”“每个垄断企业都是靠解决一个独一无二的问题获得垄断地位；而企业失败的原因却相同：它们都无法逃脱竞争。”
至于竞争这种观念，这种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最为看重的资本主义美德，则“扭曲了我们的思想”，“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实际获得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把自己困在了竞争中”。它“使我们过分重视过去的机会，一味重复过去的模式”。彼得·蒂尔关于垄断和竞争的观点之所以格外吸引人，除了他放言垄断是好的，还在于现实也在按照他的理论在发生。彼得·蒂尔是从自己做PayPal的经历中总结出这些观念的。在PayPal的早期，他需要付钱来获得用户。1999年的秋天，因为用户增长速度缓慢，而彼得·蒂尔预估必须达到100万的注册用户，PayPal才可能生存，他决定付钱让人注册，每个新注册的PayPal用户都可以获得10美元。当然这绝非长久之计，“你要付钱让用户注册，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就意味着呈指数级增长的成本。”在今天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这种战略已经广为人知。
接下来，彼得·蒂尔决定将PayPal同艾伦·马斯克创办的X.com合并。“在2000年2月，技术泡沫带来的恐惧远远超过了艾伦和我对彼此的恐惧：我们还没有决出高低，这场金融冲突就把我们一起冲垮了。”这个经历带给彼得·蒂尔的是两个“如果”：“如果你不能把对手打败，那就和对手联合”；“如果你能看出竞争不能带来价值的提升，而是充满破坏力，那你就比大多数人要理智”。
今天中国的两家公司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几乎正是沿着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涉及的竞争垄断路线图在前进：通过补贴用户来获取指数级增长；两家公司之间疯狂竞争；然后出于对市场变化的恐惧而联合到一起。甚至在合并之后，其他公司指责它们联合会产生垄断时，它们的辩解也如彼得·蒂尔所说的：“非垄断者通过把它们的市场定义成各种更小市场的交集来夸大自己的独特性。相反，垄断者通过把它们的市场描述成若干大市场的并集来伪装它们的垄断。”
当然，除了这些，彼得·蒂尔在书中也谈到了其他创业公司需要知道的事情，但毫无疑问，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秉持的商业哲学。这可能是创业者们不太想了解的。一个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最想了解自己如何去雇佣合适的人、如何获取必不可少的收入、如何应对投资人这些更加实用的问题。但这却是彼得·蒂尔这本书最迷人的部分。我猜，他一定也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有钱人被记住。
当然，彼得·蒂尔成功的技术企业家与天使投资人身份会让他的观念有自己的特色：“左派和右派各自有他们不同的盲点，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共同的盲点，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此却甚少论及：那就是科技发展减速，以及我们是否还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社会的问题。我认为1960年代不仅是一个政府停止良性运转，社会契约各方面呈现衰败的年代，也是科学和技术进步开始大大放缓的年代。当然过去15年的电脑时代，包括互联网和网络2.0的发展是一个例外。”
在《从0到1》中，彼得·蒂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科技进步观。他说，存在着两种进步，一种是垂直进步，另一种是水平进步。垂直进步是彼得·蒂尔所说的从0到1，水平进步则是从1到N。“做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的事，只会使世界发生从1到N的改变，增添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每次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会使世界发生从0到1的改变。创新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创新发生的瞬间也是独一无二的，结果新奇的事物诞生了。”
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失望。“没有一个时代像1960年代末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希望这种进步可以持续，他们希望一周只工作4天，能源便宜到不需要计量，度假可以去月球，但这些只是想象。智能手机使我们忽略了周围，也使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事物有多陈旧：只有电脑和通信自20世纪中叶取得了巨大发展。”彼得·蒂尔说。或者就像挂在Founders Fund网站上那句著名的话：曾经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而不是140个字符。当然，Twitter仍然是家带给了世界一些改变和不少乐趣的公司。
在同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中，彼得·蒂尔说：“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未能达成昨日的宏伟构想。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源于技术的进步，当这种进步放缓时，增长也会停滞。这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从本质上说一个政治体系只要能达成妥协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受益，便可运转自如。当增长消失时，政治便成为一场零和博弈，有赢家就有输家。大多数输家就会怀疑赢家采取了某种欺诈手段。因此我认为技术发展的减速与人们对政治经济体制日益严重的犬儒主义和悲观情绪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对问题的诊断是完全错误的。”他说。
对技术创新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彼得·蒂尔难免会对创业公司和创业者持有浪漫看法。他反复强调，最佳途径是“未经尝试的新路径”；“每个初创公司都不得不做这场思维运动：质疑现有观念，从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但他自己也不可能不会注意到，绝大部分的创业者和创业公司并不想完成从0到1的一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期待的是从1到N的成功。和《从0到1》同样受欢迎的另一本由风险投资人撰写的书是《创业维艰》。我读了整本书也没有发现，本·霍洛维茨到底做了什么从0到1的工作。他创业期间所有的工作无非是以下路径的循环：创办公司—拿到风险投资—产品被对手挤压—公司岌岌可危—然后找一家大公司成功将公司卖出去。
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停滞造就，而非其他，这是彼得·蒂尔第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他另一个对人产生冲击的商业哲学是关于垄断和竞争的。
垄断是好的，彼得·蒂尔争辩说。当然，首先他要强调，他所指的垄断，“不是非法强霸，也不涉及政府宠儿，这里的垄断企业指的仅仅是一种企业，它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其他企业无法提供。”Google是彼得·蒂尔所指的好垄断的代表。“因为不用担心和别的企业竞争，它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关心自己的员工、产品和在更广阔世界里的影响力。”
垄断企业因为不必面对太多竞争的压力，这让它有余力来考虑其他事情，“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垄断利润是有力的创新动机。利润给了它们规划长远未来的资本，它们有能力投资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这些是困在竞争之中的企业想都不敢想的。”“每个垄断企业都是靠解决一个独一无二的问题获得垄断地位；而企业失败的原因却相同：它们都无法逃脱竞争。”
至于竞争这种观念，这种早期自由主义经济学最为看重的资本主义美德，则“扭曲了我们的思想”，“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实际获得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把自己困在了竞争中”。它“使我们过分重视过去的机会，一味重复过去的模式”。彼得·蒂尔关于垄断和竞争的观点之所以格外吸引人，除了他放言垄断是好的，还在于现实也在按照他的理论在发生。彼得·蒂尔是从自己做PayPal的经历中总结出这些观念的。在PayPal的早期，他需要付钱来获得用户。1999年的秋天，因为用户增长速度缓慢，而彼得·蒂尔预估必须达到100万的注册用户，PayPal才可能生存，他决定付钱让人注册，每个新注册的PayPal用户都可以获得10美元。当然这绝非长久之计，“你要付钱让用户注册，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就意味着呈指数级增长的成本。”在今天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这种战略已经广为人知。
接下来，彼得·蒂尔决定将PayPal同艾伦·马斯克创办的X.com合并。“在2000年2月，技术泡沫带来的恐惧远远超过了艾伦和我对彼此的恐惧：我们还没有决出高低，这场金融冲突就把我们一起冲垮了。”这个经历带给彼得·蒂尔的是两个“如果”：“如果你不能把对手打败，那就和对手联合”；“如果你能看出竞争不能带来价值的提升，而是充满破坏力，那你就比大多数人要理智”。
今天中国的两家公司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几乎正是沿着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涉及的竞争垄断路线图在前进：通过补贴用户来获取指数级增长；两家公司之间疯狂竞争；然后出于对市场变化的恐惧而联合到一起。甚至在合并之后，其他公司指责它们联合会产生垄断时，它们的辩解也如彼得·蒂尔所说的：“非垄断者通过把它们的市场定义成各种更小市场的交集来夸大自己的独特性。相反，垄断者通过把它们的市场描述成若干大市场的并集来伪装它们的垄断。”
当然，除了这些，彼得·蒂尔在书中也谈到了其他创业公司需要知道的事情，但毫无疑问，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秉持的商业哲学。这可能是创业者们不太想了解的。一个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最想了解自己如何去雇佣合适的人、如何获取必不可少的收入、如何应对投资人这些更加实用的问题。但这却是彼得·蒂尔这本书最迷人的部分。我猜，他一定也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有钱人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