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其他文献
对立法机关、最高法和最高检的主张与解释进行研习后发现:中国有关规定正在朝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要确定刑这一方向发展.其背后的动因及制约因素主要有:为了使被追诉人在签署具结书时对将要处以的刑罚有合理预期,作为激励机制,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增强这一预期;控辩双方协商一致后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属于带有司法公信力的承诺,确定刑的量刑建议有利于兑现这一承诺.审判机关是否采纳确定刑之量刑建议,关乎该制度能否被真正落实,规定所强调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效力为“一般应当采纳”,即以采纳为原则,以不采纳为例外.该确定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建设目标的系统概括,在指引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制度建设及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质内容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可为考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赋予有益视角.高质量发展由执政党和政府系统推进并以权力的规范运行为前提条件,包含维护权利行使和激发人民主体意识的价值诉求,旨在均衡分配利益资源和化解利益矛盾纠纷.在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巩固制度建设的人民导向、明确权责对等原则并促进顶
在当前的网络犯罪治理进程中,仍存在诸多理论和实务问题,较为典型的即“重定罪、轻量刑”的趋势.中国网络犯罪治理所采用的违法/犯罪二元区分模式,意味着在证明过程中需要整体考量纯正的量刑事实和不纯正的量刑事实,而当前的量刑证明理论无法有效指导实践,亟须更具包容性的证明模式破解理论和实务困局.在“整体主义”证明理论的支撑下,能更有效地运用“全链式”综合认定、把握证明过程的整体性并且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进而探索网络犯罪量刑证明的规范化进路.
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研究基于2015-2018年沿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在微观层面上直接以上市公司企业作为样本估计了其生产率关联效应.结果 显示,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为正的生产率空间溢出,在2011-2014年这种效应并不明显.2014年以来,随着国家层面的推动及相关规划的出台,长江经济带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上市公司间的关联和互动也得以增强,从而形成生产效率互为溢出的外部性.不同行业企业间的生产率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要强于同行业间,而规模较大企业与较小企
产业转型升级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开发区作为组织产业的平台在加快推进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区产业比较优势存在由东至西的梯度递减趋势特征;从时间动态性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数量不断增多,且向中心区域集中,形成了“邻近性升级”为主和“跳跃性升级”为辅的产业演化路径;2000-2013年间长江经济带开发区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得到改善,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
宋代以降,围绕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历代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宋朝成立了独立的高层政区——广南西路,其背景是交趾的独立,钦廉地区作为广南西路边防的前沿而受到重视.元朝把钦廉地区归为海北海南道,但在行省一级上,与广西其他地区一起,统归于湖广行省管理.明朝基本继承了元末的行政建制,但把钦廉地区划归为广东行省,此项省一级行政区的调整,后历经清朝和民国,几无变化.而促成这样调整的,恰是明初与安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防边”思维压倒了“边防”思维,由此历明、清、民国并未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