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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所做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族复兴。按照报告的构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领先的国家。报告没有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为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必须跨越四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收入水平到一定程度后止步不前,但又够不上发达经济体标准。中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一挑战,如习近平早在2015年就承诺未来5年中国增长率不得低于6.5%。他在此次中共十九大没有明确提出增长率,但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要超过2万美元,以及2020—2035年期间维持至少5%的年增长率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GDP增长率今后可能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与此同时,北京认识到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正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其他发展目标,包括环保和扶贫。地方官员察觉到中央政策的矛盾,在落实上或有所保留,导致中国可能沦为像墨西哥、巴西或阿根廷那样的明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中国人造的词,但它可能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它指不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认为是撒谎或坏事。习近平主席本人曾用这个词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克服塔西佗陷阱,中国政府正努力增加透明度、改变政府—社会关系及更新其合法性基础。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国家的霸主地位,后者對此的担心会引发竞争态势,最终导致对抗甚至战争。为此,中国称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称霸或扩张。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除非中国愿意压缩其雄心或华盛顿接受其成为太平洋第二,否则贸易冲突、网络攻击或海上意外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金德伯格陷阱源于已故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均凸显权力平衡转变时的内在危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一个雄心勃勃国家所带来的威胁,而后者把国际体系的崩塌归因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现在,美国似乎在退出其国际承诺,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转向中国。但中国必须克服能力上的重大欠缺——缺少软实力及国内政治经济挑战日积月累——之后才能担当起真正全球领袖的角色。
(摘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收入水平到一定程度后止步不前,但又够不上发达经济体标准。中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一挑战,如习近平早在2015年就承诺未来5年中国增长率不得低于6.5%。他在此次中共十九大没有明确提出增长率,但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要超过2万美元,以及2020—2035年期间维持至少5%的年增长率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GDP增长率今后可能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与此同时,北京认识到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正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其他发展目标,包括环保和扶贫。地方官员察觉到中央政策的矛盾,在落实上或有所保留,导致中国可能沦为像墨西哥、巴西或阿根廷那样的明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中国人造的词,但它可能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它指不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认为是撒谎或坏事。习近平主席本人曾用这个词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克服塔西佗陷阱,中国政府正努力增加透明度、改变政府—社会关系及更新其合法性基础。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国家的霸主地位,后者對此的担心会引发竞争态势,最终导致对抗甚至战争。为此,中国称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称霸或扩张。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除非中国愿意压缩其雄心或华盛顿接受其成为太平洋第二,否则贸易冲突、网络攻击或海上意外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金德伯格陷阱源于已故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均凸显权力平衡转变时的内在危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一个雄心勃勃国家所带来的威胁,而后者把国际体系的崩塌归因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现在,美国似乎在退出其国际承诺,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转向中国。但中国必须克服能力上的重大欠缺——缺少软实力及国内政治经济挑战日积月累——之后才能担当起真正全球领袖的角色。
(摘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