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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突然刮起的一场沙尘暴，势掠新疆广袤的农村大地。短短两三年间，新疆大批农民，先后被卷入内地传销“沙尘暴”中。记者了解到，被骗到内地做传销的新疆人，以北疆昌吉州、伊犁州、博州以及兵团的各个团场农民居多，他们大多被骗到广西、云南、山东这3个地方。
从4月15到4月23日，记者沿北疆一线，以广西、云南、山东这3大网络为主线展开追寻，深入到五家渠、呼图壁、军户农场、二六工镇、石河子、乌苏、精河等地调查。
一家7人被骗传销一无所有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销事件。
经打听，记者了解到镇里受害最惨重的一家是朱贵元，全家7人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被先后卷入传销旋涡。曾经，朱贵元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脑子聪明，人能干，在镇上承包了一个门市部，还在乌苏市买了一套8万多元的楼房。”熟悉他的村民介绍说。
然而，与过去的辉煌相比，现在朱贵元落得一无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朱勇，是朱勇将全家人先后拉到传销组织，而朱勇又说罪魁祸首是他最铁的朋友——梁矗峰。“我和梁矗峰是光屁股长大的朋友，没想到他会害我。”朱勇气愤地说。
见到朱勇是在4月20日晚上，他的一位朋友请客，因为人生不如意，朱勇借酒消愁，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白酒，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他在传销组织干了3年零4个月，受害太深了，现在脑子都有点不正常。”同在饭桌的姐姐朱小凤说。
与弟弟一样，朱小凤也非常难受，大杯大杯的喝着啤酒，还向丈夫要了烟抽，“喝酒、抽烟都是在云南学会的，因为‘打’不来人，压力大，慢慢就学会了喝酒、抽烟。”吐出一长串的烟圈后，微醉的朱小凤告诉记者。
从姐弟俩断断续续的讲诉中，记者了解到，朱勇在2002年春天加入传销组织，当时的传销组织在广西，打的旗号是“深圳文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后又搬到云南玉溪，改旗号为“扬森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同样搞的是“拉人头”生意，而2005年，他们再次搬家到云南曲靖时，整个组织出事了，崩塌解散。
因为先期加入传销组织需要“入股”，为了买更多的“股份”，站在一个高起点，早日“出局”，朱贵元决定将家里的房子、土地等所有值钱的家产卖掉，全部投资为“股份”。
“当时，我们家在乌苏市买的楼房连带装修是11万多元，8万多元就处理了，后来，钱还是不够，爸爸又决定将镇里的房子卖了，门市部也转让给别人，100亩地以1000元每亩的价格长期转租给打工人员，全家7人总共投进去20多万元。”朱小凤说。
传销组织崩塌后，朱贵元和女儿、女婿先后狼狈地回到村庄，惟有朱勇一直坚守在云南。“当时，想死的心情都有，那时就想绑架头目，把钱要回来，如果头目不给，就同归于尽。”朱勇回忆说。后来，因为父亲不停地打电话劝说，“赔了就赔了，只要人平安回家就行。”。在亲情的声声召唤下，2005年6月，朱勇才回到家，跟着53岁的父亲种地。
“刚回家那阵，没房子住，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才在距离镇子13公里远的阿木拉，以3000元的价格赊到了两间土块房，租到80亩地，重新生活。阿木拉快到戈壁滩了，居住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爸爸一头扎在那里，是在躲避世俗的嘲讽，时不时有些乡亲笑嘻嘻地问：‘你们家不是在云南开大酒店吗？怎么还在家里种地呢？’”
面对种地的现实，朱勇坦然接受了。他曾是国家公务员，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自从加入传销组织后，不但工作丢了，房子没了，连老婆也跟着别人跑了。人生经历如此大的挫折，朱勇已苍老了许多，27岁的他，看上去就像30多岁的人，头发凌乱、满身泥土，偶尔还要迎接乡亲们的“问候”：“咳，你老婆哪里去了？”“跑了呗！”朱勇自嘲着回答，笑嘻嘻的，像个没事人，可谁又知道，嬉笑之间，他的心如刀割。
传销闹得小镇鸡犬不宁
4月21日，在朱勇的带领下，记者找到受害村民。
王芳被梁矗峰的下下线顾焕成叫去的，刚加入没多久，王芳就煤气中毒。“当时，传销体系里奉行节约，2003年6月9日，早上没事，我就在房子里架火烧水洗澡，结果就煤气中毒。”谈起往事，王芳的眼泪扑簌而下，“当时太天真了，把爸和弟也叫去了，全家投进去8份，另外还叫去在河南老家的亲戚，姑父和姑父的妹夫，他们将家里的牛和地都卖了，投进去8份，现在被我害得什么都没有，我姑姑还瘫痪在床，全家吃饭都困难。”
据受害村民们讲，4队有户叫文本清（音）的人家，受骗后至今没钱回家，还在外面流浪。而曾经生活在5队的村民梁铁汉，因为拉队上的人太多，现在都不好意思在队里呆，将家搬到离镇子15公里远的一个旮旯地方生活。
从受害村民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他们所在的体系头目叫梁矗峰，之所以称他为头目，是因为在整个古尔图镇，他去的最早，而且真的挣了钱，2006年初还在镇上盖起了一幢3层的门面楼房。
受害传销体系的村民们说，古尔图镇只有梁矗峰和顾焕成挣上了钱，“梁矗峰他们家盖的那幢楼房花了80多万。”村民的矛头纷纷指向梁矗峰一家，大家心里都不平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从梁矗峰家讨要回投进去的钱。
然而，当记者来到梁矗峰家时，其父亲梁东汉却诉起了苦：“现在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不光是村民，我们家3个儿子还有两个儿媳妇都卷进去了，当初投的钱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现在小儿子梁矗峰人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呢？他妈天天晚上都哭。回来的两个儿子家庭也不和睦，天天闹离婚，媳妇将娘家亲戚叫去了，没挣上钱，都在找他们，催债务的经常跑到家里来。”
因为传销坠楼死亡，其家人仍执迷不悟
乌苏市古尔图镇是一个受传销祸害的典型村庄，不过上当受骗后，村民们大多觉悟。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新疆的一些偏僻村庄，因为传销闹得人命都填进去了，家里人还执迷不悟。
最典型的莫过于精河县八家户农场5队的王萍家。
2005年秋天，一直在农场种地的王萍和老伴被熟悉的人骗到山东做“海鲜”生意，当他们到达山东时，才知道是搞“入股”。经过两个月的洗脑，王萍又将自己的儿子叫过去挣“大钱”。
没想到，儿子陈正奉听了3天课，不但不加入，还硬拉着老俩口回家，当时陈正奉的老爸就气得喘不过气来，“你没看到吗？人家都大把大把地挣钱。”老爸对着不听话的儿子大吼道。
因为儿子执拗着回家，老爸急出了病，两三天后坠楼而亡。临近春节的前几天，陈正奉的骨灰带回了老家，举行葬礼。对此，村民们传的沸沸扬扬。4月22日，当记者来到这个村庄时，被问的村民都摇起了头，“因为传销老人都气死了，可他的儿子和媳妇又跑去了，没法提。”
9辆高级轿车开回农场引诱村民继续加入
4月23日，记者来到军户农场，寻找高级轿车，不巧，高级轿车都开出去了。倒是一位名叫苏军的出租车司机以为记者要加入传销体系，要了记者的电话。苏军说，整个军户农场都开回了9辆车，光他们家族就开回来两辆。
不过，对于这些高级轿车，村民们也传着另一个说法：车是租来的，用来装点面子，摆架势，根本目的是为了“拉人头”。
对于车的真实与否，赵光新曾经亲自跑去验证过，“车的确是他们买的，可有一点就是他们车的户口上一般不写自己名字，而是落父母或者老婆的名字，我们农场干部也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上“老总”的人都要买车回来呢？如果那生意真的是380万出局，难道挣上钱的“老总”就没考虑过将这些钱先存起来，等出局时干别的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可怀疑终归是怀疑，赵光新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这一切是骗局，像农场所有干部一样，每天，他的耳朵里充满了“某某老总回农场了，又开回来一辆高级轿车”的议论。
村民都跑光了，庄稼谁来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传销在军户农场广泛蔓延，目前已延伸到附近的榆树沟镇、二六工镇以及五家渠的下泉子。与军户农场一样，这些地方也时不时停着传销老总开回家的高级轿车。
下泉子共有4个队，据当地村民讲，参与广西传销的大约有二三十余人，主要在1队。从一队村民那里，记者了解到队上最先开回来小车的是开商店的那家，“先是那家人的女婿开回来一辆车，后来他们家儿子又开回来一辆，停在商店门前的路口，非常气派，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足足有筷子那么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这家村民的男主人非常羡慕，也想去，可他老婆一直不同意，认为那是骗局。
由于大批村民被卷入传销骗局，当地村长、书记都感到忧心忡忡，临近天黑时，记者在1队商店路口等车，该队的村长来到这里散步，望着通向村外的大路叹息:“现在村民都往广西跑，都跑光了，这个庄稼谁来种呀？”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国家工商总局直销局工作人员刘敏：“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能，的确有些地区传销问题还比较突出，下一步，我们会根据相应的情况做一些工作，目前国务院就关于打击传销，还有一些情况正在研究中处于保密阶段。”
对于目前新疆部分村镇农民受害于内地传销一事，自治区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徐玉华说：“我们也有所了解，但相比于内地而言，新疆的情况还算比较轻的，没内地那么严重。新疆农民被骗到内地搞传销，这牵涉到属地管辖权的问题，而且很多农民一过去，就被控制起来了，控制人身自由，最好是公安出面打击，我们没这个权利。
2004年，阿勒泰、伊犁的一些少数民族被骗到东北搞传销，当时伊犁州政府出面，联合公安、工商、民政3部门，解救回来200多人。现在，从群众反映的情况来看，昌吉州受害的群众比较多，像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在没有采取具体行动之前，我们先从本地着手，要求各地州工商局，大量宣传直销与传销的区别，让老百姓知道传销是害人的，纯属骗局，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人还在做发财梦，被秘密传唤到内地传销网络。”
从4月15到4月23日，记者沿北疆一线，以广西、云南、山东这3大网络为主线展开追寻，深入到五家渠、呼图壁、军户农场、二六工镇、石河子、乌苏、精河等地调查。
一家7人被骗传销一无所有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销事件。
经打听，记者了解到镇里受害最惨重的一家是朱贵元，全家7人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被先后卷入传销旋涡。曾经，朱贵元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脑子聪明，人能干，在镇上承包了一个门市部，还在乌苏市买了一套8万多元的楼房。”熟悉他的村民介绍说。
然而，与过去的辉煌相比，现在朱贵元落得一无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朱勇，是朱勇将全家人先后拉到传销组织，而朱勇又说罪魁祸首是他最铁的朋友——梁矗峰。“我和梁矗峰是光屁股长大的朋友，没想到他会害我。”朱勇气愤地说。
见到朱勇是在4月20日晚上，他的一位朋友请客，因为人生不如意，朱勇借酒消愁，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白酒，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他在传销组织干了3年零4个月，受害太深了，现在脑子都有点不正常。”同在饭桌的姐姐朱小凤说。
与弟弟一样，朱小凤也非常难受，大杯大杯的喝着啤酒，还向丈夫要了烟抽，“喝酒、抽烟都是在云南学会的，因为‘打’不来人，压力大，慢慢就学会了喝酒、抽烟。”吐出一长串的烟圈后，微醉的朱小凤告诉记者。
从姐弟俩断断续续的讲诉中，记者了解到，朱勇在2002年春天加入传销组织，当时的传销组织在广西，打的旗号是“深圳文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后又搬到云南玉溪，改旗号为“扬森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同样搞的是“拉人头”生意，而2005年，他们再次搬家到云南曲靖时，整个组织出事了，崩塌解散。
因为先期加入传销组织需要“入股”，为了买更多的“股份”，站在一个高起点，早日“出局”，朱贵元决定将家里的房子、土地等所有值钱的家产卖掉，全部投资为“股份”。
“当时，我们家在乌苏市买的楼房连带装修是11万多元，8万多元就处理了，后来，钱还是不够，爸爸又决定将镇里的房子卖了，门市部也转让给别人，100亩地以1000元每亩的价格长期转租给打工人员，全家7人总共投进去20多万元。”朱小凤说。
传销组织崩塌后，朱贵元和女儿、女婿先后狼狈地回到村庄，惟有朱勇一直坚守在云南。“当时，想死的心情都有，那时就想绑架头目，把钱要回来，如果头目不给，就同归于尽。”朱勇回忆说。后来，因为父亲不停地打电话劝说，“赔了就赔了，只要人平安回家就行。”。在亲情的声声召唤下，2005年6月，朱勇才回到家，跟着53岁的父亲种地。
“刚回家那阵，没房子住，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才在距离镇子13公里远的阿木拉，以3000元的价格赊到了两间土块房，租到80亩地，重新生活。阿木拉快到戈壁滩了，居住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爸爸一头扎在那里，是在躲避世俗的嘲讽，时不时有些乡亲笑嘻嘻地问：‘你们家不是在云南开大酒店吗？怎么还在家里种地呢？’”
面对种地的现实，朱勇坦然接受了。他曾是国家公务员，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自从加入传销组织后，不但工作丢了，房子没了，连老婆也跟着别人跑了。人生经历如此大的挫折，朱勇已苍老了许多，27岁的他，看上去就像30多岁的人，头发凌乱、满身泥土，偶尔还要迎接乡亲们的“问候”：“咳，你老婆哪里去了？”“跑了呗！”朱勇自嘲着回答，笑嘻嘻的，像个没事人，可谁又知道，嬉笑之间，他的心如刀割。
传销闹得小镇鸡犬不宁
4月21日，在朱勇的带领下，记者找到受害村民。
王芳被梁矗峰的下下线顾焕成叫去的，刚加入没多久，王芳就煤气中毒。“当时，传销体系里奉行节约，2003年6月9日，早上没事，我就在房子里架火烧水洗澡，结果就煤气中毒。”谈起往事，王芳的眼泪扑簌而下，“当时太天真了，把爸和弟也叫去了，全家投进去8份，另外还叫去在河南老家的亲戚，姑父和姑父的妹夫，他们将家里的牛和地都卖了，投进去8份，现在被我害得什么都没有，我姑姑还瘫痪在床，全家吃饭都困难。”
据受害村民们讲，4队有户叫文本清（音）的人家，受骗后至今没钱回家，还在外面流浪。而曾经生活在5队的村民梁铁汉，因为拉队上的人太多，现在都不好意思在队里呆，将家搬到离镇子15公里远的一个旮旯地方生活。
从受害村民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他们所在的体系头目叫梁矗峰，之所以称他为头目，是因为在整个古尔图镇，他去的最早，而且真的挣了钱，2006年初还在镇上盖起了一幢3层的门面楼房。
受害传销体系的村民们说，古尔图镇只有梁矗峰和顾焕成挣上了钱，“梁矗峰他们家盖的那幢楼房花了80多万。”村民的矛头纷纷指向梁矗峰一家，大家心里都不平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从梁矗峰家讨要回投进去的钱。
然而，当记者来到梁矗峰家时，其父亲梁东汉却诉起了苦：“现在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不光是村民，我们家3个儿子还有两个儿媳妇都卷进去了，当初投的钱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现在小儿子梁矗峰人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呢？他妈天天晚上都哭。回来的两个儿子家庭也不和睦，天天闹离婚，媳妇将娘家亲戚叫去了，没挣上钱，都在找他们，催债务的经常跑到家里来。”
因为传销坠楼死亡，其家人仍执迷不悟
乌苏市古尔图镇是一个受传销祸害的典型村庄，不过上当受骗后，村民们大多觉悟。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新疆的一些偏僻村庄，因为传销闹得人命都填进去了，家里人还执迷不悟。
最典型的莫过于精河县八家户农场5队的王萍家。
2005年秋天，一直在农场种地的王萍和老伴被熟悉的人骗到山东做“海鲜”生意，当他们到达山东时，才知道是搞“入股”。经过两个月的洗脑，王萍又将自己的儿子叫过去挣“大钱”。
没想到，儿子陈正奉听了3天课，不但不加入，还硬拉着老俩口回家，当时陈正奉的老爸就气得喘不过气来，“你没看到吗？人家都大把大把地挣钱。”老爸对着不听话的儿子大吼道。
因为儿子执拗着回家，老爸急出了病，两三天后坠楼而亡。临近春节的前几天，陈正奉的骨灰带回了老家，举行葬礼。对此，村民们传的沸沸扬扬。4月22日，当记者来到这个村庄时，被问的村民都摇起了头，“因为传销老人都气死了，可他的儿子和媳妇又跑去了，没法提。”
9辆高级轿车开回农场引诱村民继续加入
4月23日，记者来到军户农场，寻找高级轿车，不巧，高级轿车都开出去了。倒是一位名叫苏军的出租车司机以为记者要加入传销体系，要了记者的电话。苏军说，整个军户农场都开回了9辆车，光他们家族就开回来两辆。
不过，对于这些高级轿车，村民们也传着另一个说法：车是租来的，用来装点面子，摆架势，根本目的是为了“拉人头”。
对于车的真实与否，赵光新曾经亲自跑去验证过，“车的确是他们买的，可有一点就是他们车的户口上一般不写自己名字，而是落父母或者老婆的名字，我们农场干部也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上“老总”的人都要买车回来呢？如果那生意真的是380万出局，难道挣上钱的“老总”就没考虑过将这些钱先存起来，等出局时干别的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可怀疑终归是怀疑，赵光新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这一切是骗局，像农场所有干部一样，每天，他的耳朵里充满了“某某老总回农场了，又开回来一辆高级轿车”的议论。
村民都跑光了，庄稼谁来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传销在军户农场广泛蔓延，目前已延伸到附近的榆树沟镇、二六工镇以及五家渠的下泉子。与军户农场一样，这些地方也时不时停着传销老总开回家的高级轿车。
下泉子共有4个队，据当地村民讲，参与广西传销的大约有二三十余人，主要在1队。从一队村民那里，记者了解到队上最先开回来小车的是开商店的那家，“先是那家人的女婿开回来一辆车，后来他们家儿子又开回来一辆，停在商店门前的路口，非常气派，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足足有筷子那么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这家村民的男主人非常羡慕，也想去，可他老婆一直不同意，认为那是骗局。
由于大批村民被卷入传销骗局，当地村长、书记都感到忧心忡忡，临近天黑时，记者在1队商店路口等车，该队的村长来到这里散步，望着通向村外的大路叹息:“现在村民都往广西跑，都跑光了，这个庄稼谁来种呀？”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国家工商总局直销局工作人员刘敏：“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能，的确有些地区传销问题还比较突出，下一步，我们会根据相应的情况做一些工作，目前国务院就关于打击传销，还有一些情况正在研究中处于保密阶段。”
对于目前新疆部分村镇农民受害于内地传销一事，自治区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徐玉华说：“我们也有所了解，但相比于内地而言，新疆的情况还算比较轻的，没内地那么严重。新疆农民被骗到内地搞传销，这牵涉到属地管辖权的问题，而且很多农民一过去，就被控制起来了，控制人身自由，最好是公安出面打击，我们没这个权利。
2004年，阿勒泰、伊犁的一些少数民族被骗到东北搞传销，当时伊犁州政府出面，联合公安、工商、民政3部门，解救回来200多人。现在，从群众反映的情况来看，昌吉州受害的群众比较多，像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在没有采取具体行动之前，我们先从本地着手，要求各地州工商局，大量宣传直销与传销的区别，让老百姓知道传销是害人的，纯属骗局，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人还在做发财梦，被秘密传唤到内地传销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