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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次赴意大利和西班牙考察的人来说，值得兴奋的事情非常多。这些事情中当然包括这两个国家独具特色的建筑。其中有些建筑以其恢宏的气势、特殊的风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特别是罗马市内和巴塞罗纳市内的许多建筑，使人们由衷地钦佩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智慧、技术和能力。对我来说，除了对这两个国家建筑物的风格、气势感兴趣外，还被这两个国家教堂的建设工期之长，感到非常惊奇。
意大利罗马城内的梵蒂冈有一座世界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1560年动工建设，1626年11月18日宣告落成，历经126年。先后由布拉曼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卡洛、马泰尔等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相继主持设计和施工。据说布拉曼特主持设计施工8年便去世了。拉斐尔接替后工作了6年也去世了。教廷在无奈的情况下，请与布拉曼特、拉斐尔有点成见的米开朗基罗出来主持施工。米开朗基罗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提出允许他修改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才考虑主持施工。虽然教廷同意了米开朗基罗的要求。但当米大师用挑剔的目光审视过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了！100多年间，不知经历了几代教皇，也不知这些教皇是否要求加快建设进度。最终经过100多年建成的教堂不仅成为雄伟壮观的宗教圣殿，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艺术瑰宝和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西班牙的巴塞罗纳被称为“高迪之城”。著名建筑大师高迪的作品，绝大部分在巴塞罗纳市内。他的作品中有一件至今还没有完工，这个作品就是高迪1883年接手重新设计，并主持建设的“圣家族教堂”。高迪接手时只有30岁。经过44年的建设，1926年在高迪74岁时才完成了这个教堂的外立面。十分不幸的是，在外立面完工前的两个星期，高迪因车祸去世。此后由高迪的学生继续建设。到2006年，高迪之后又建设了80年。如果加上高迪接手前的建设工期，至今这个教堂已经建设了156年。据说巴塞罗纳市民有些着急，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教堂完工。但建设者说，按每年完成工作量3000万美元计算，大约还需要20年。预计那时“圣家族教堂”的建设工期将近180年。虽然“圣家族教堂”建设工期长，但这个未完工程已经成为人们到巴塞罗纳后必看的景点，我们亲眼看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进入教堂工地参观。据说这个未完工程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如果再看巴塞罗纳市内高迪设计和建设的其它建筑的话，你会感到，高迪确实在将建筑作为艺术品制作，不仅态度认真，而且不断追求创新。虽然他一生只完成了14座建筑，有些建筑还是“半拉子工程”，如著名的桂尔公园（Guell Park），但这些工程绝大部分是建筑艺术的精品，有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一二百年，对于一个人也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这期间，不知要经过多少重大时刻，出现多少重要人物。这期间，难道米开朗基罗和高迪不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见自己的作品完工？难道没有一位教皇或者主教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将这些辉煌的教堂呈现给世人？据说，米开朗基罗曾经说过“上帝不着急”。也就是说，罗马教皇从来没有催过工期，任凭米开朗基罗和后继的建筑师们自主决定施工的进度。高迪在设计时就采取了许多当时技术无法实现的设计思想，他相信后人一定能够实现他的设计方案。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用自己的生命周期作为安排建设进度的标准。巴塞罗纳市民和政府也对建设工期抱以极大的耐心。进一步设想。在这一二百年期间，这些宏伟建筑的建设中，如果有一任建筑师违反科学规律，“赶工期”的话，今天人类就不会拥有这些壮观的建筑遗产。
今天的人们评价这类建筑的工期时，可以说当时技术装备、科技手段落后，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工程进度；也可以说宗教的力量，使建筑师们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不敢对工程有丝毫懈怠，把建筑作为艺术品奉献给上帝，精神的力量大于物质的力量。但是，不论今天的人们如何议论这些宏伟的建筑，它们不能不使今天的中国人联想到许多事情。
今天我们的技术装备、施工手段确实比以前进步了，工程进度有条件加快。但是在处理工程进度和质量这对矛盾上，以哪个方面优先。从前面所述的两座教堂的情况看，他们是建设进度服从于质量。因此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历经数百年而仍然屹立。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工程是质量服从进度，为了某位领导任期内的成绩，为了向某个重大活动献礼，违反科学，加快进度，造成许多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甚至施工安全问题。例如前些年的“彩虹桥”坍塌，后来发生的大楼倾斜以及高速公里通车不久就不得不大面积返修。一些所谓重大工程交付使用后出现漏雨、封闭不严、墙皮脱落等小问题，更不在少数。相比较而言，我们建设的工程中，有多少可以像圣保罗大教堂那样，历经几百年仍然可以作为建筑艺术精品留给后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呢？
如果说圣保罗大教堂和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者是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进行建设，从而对工程质量不敢懈怠的话，决定工程质量的主要原因不在技术和手段，而在精神，在对工程质量的认识。这两座教堂建设了一二百年，在这么长时间内，建设者始终保持了对上帝的忠诚，保持了科学的精神、认真的态度。这些建设者特别值得称道。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耶稣，而是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府。难道我们不应该像欧洲建筑师忠诚上帝那样忠诚于人民吗？如果我们的领导、审批者、设计者、建设者都怀着对人民的忠诚，真正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真正想将每一项建筑都作为向人民献礼的艺术精品对待，我相信工程质量问题和生产事故将大大减少。与圣保罗大教堂和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者相比，我们多么需要对“上帝”的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精神。
面对宏伟的建筑，我还想到，建筑确实是凝固的艺术品。如果真的把每项工程都作为艺术品对待，不仅需要社会对创新的包容，也需要将艺术品视为有生命的物质。艺术的生命长度大大超过自然人的生命长度。罗马和巴塞罗纳的“上帝”非常宽容，使建筑师能够不按自然人的生命长度来安排工作，而是按科学规律安排工作。也许正是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产生了大师。我们现在的时代正开创着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事业，争取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各民族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完成这项事业的艰辛程度、需要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任何一项建筑工程所需要的时间。这项事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没有先例的问题。对这项事业所需要的时间很难以政府任期和自然人的生命周期衡量。从这点来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像罗马、巴塞罗纳市民对教堂建设的宽容那样，对政府领导任期目标的宽容。考核政府时，不应看领导任期内的成绩大小，而应看任期内为实现最终目标做出的贡献。对于长期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说，需要执政者以“只争朝夕”精神推动发展。但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许多事情不是一届政府任期内可以实现的，我们的社会难道不能对发展、改革的任何探索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我们的管理制度难道不能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
忠诚的态度、宽容的社会环境，长远的眼光，使米开朗基罗的圣彼得大教堂、高迪的圣家庭大教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建筑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可能还很多很多，需要这些思考，更需要这种精神和环境。
（作者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
意大利罗马城内的梵蒂冈有一座世界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1560年动工建设，1626年11月18日宣告落成，历经126年。先后由布拉曼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卡洛、马泰尔等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相继主持设计和施工。据说布拉曼特主持设计施工8年便去世了。拉斐尔接替后工作了6年也去世了。教廷在无奈的情况下，请与布拉曼特、拉斐尔有点成见的米开朗基罗出来主持施工。米开朗基罗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提出允许他修改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才考虑主持施工。虽然教廷同意了米开朗基罗的要求。但当米大师用挑剔的目光审视过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了！100多年间，不知经历了几代教皇，也不知这些教皇是否要求加快建设进度。最终经过100多年建成的教堂不仅成为雄伟壮观的宗教圣殿，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艺术瑰宝和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西班牙的巴塞罗纳被称为“高迪之城”。著名建筑大师高迪的作品，绝大部分在巴塞罗纳市内。他的作品中有一件至今还没有完工，这个作品就是高迪1883年接手重新设计，并主持建设的“圣家族教堂”。高迪接手时只有30岁。经过44年的建设，1926年在高迪74岁时才完成了这个教堂的外立面。十分不幸的是，在外立面完工前的两个星期，高迪因车祸去世。此后由高迪的学生继续建设。到2006年，高迪之后又建设了80年。如果加上高迪接手前的建设工期，至今这个教堂已经建设了156年。据说巴塞罗纳市民有些着急，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教堂完工。但建设者说，按每年完成工作量3000万美元计算，大约还需要20年。预计那时“圣家族教堂”的建设工期将近180年。虽然“圣家族教堂”建设工期长，但这个未完工程已经成为人们到巴塞罗纳后必看的景点，我们亲眼看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进入教堂工地参观。据说这个未完工程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如果再看巴塞罗纳市内高迪设计和建设的其它建筑的话，你会感到，高迪确实在将建筑作为艺术品制作，不仅态度认真，而且不断追求创新。虽然他一生只完成了14座建筑，有些建筑还是“半拉子工程”，如著名的桂尔公园（Guell Park），但这些工程绝大部分是建筑艺术的精品，有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一二百年，对于一个人也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这期间，不知要经过多少重大时刻，出现多少重要人物。这期间，难道米开朗基罗和高迪不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见自己的作品完工？难道没有一位教皇或者主教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将这些辉煌的教堂呈现给世人？据说，米开朗基罗曾经说过“上帝不着急”。也就是说，罗马教皇从来没有催过工期，任凭米开朗基罗和后继的建筑师们自主决定施工的进度。高迪在设计时就采取了许多当时技术无法实现的设计思想，他相信后人一定能够实现他的设计方案。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用自己的生命周期作为安排建设进度的标准。巴塞罗纳市民和政府也对建设工期抱以极大的耐心。进一步设想。在这一二百年期间，这些宏伟建筑的建设中，如果有一任建筑师违反科学规律，“赶工期”的话，今天人类就不会拥有这些壮观的建筑遗产。
今天的人们评价这类建筑的工期时，可以说当时技术装备、科技手段落后，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工程进度；也可以说宗教的力量，使建筑师们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不敢对工程有丝毫懈怠，把建筑作为艺术品奉献给上帝，精神的力量大于物质的力量。但是，不论今天的人们如何议论这些宏伟的建筑，它们不能不使今天的中国人联想到许多事情。
今天我们的技术装备、施工手段确实比以前进步了，工程进度有条件加快。但是在处理工程进度和质量这对矛盾上，以哪个方面优先。从前面所述的两座教堂的情况看，他们是建设进度服从于质量。因此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历经数百年而仍然屹立。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工程是质量服从进度，为了某位领导任期内的成绩，为了向某个重大活动献礼，违反科学，加快进度，造成许多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甚至施工安全问题。例如前些年的“彩虹桥”坍塌，后来发生的大楼倾斜以及高速公里通车不久就不得不大面积返修。一些所谓重大工程交付使用后出现漏雨、封闭不严、墙皮脱落等小问题，更不在少数。相比较而言，我们建设的工程中，有多少可以像圣保罗大教堂那样，历经几百年仍然可以作为建筑艺术精品留给后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呢？
如果说圣保罗大教堂和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者是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进行建设，从而对工程质量不敢懈怠的话，决定工程质量的主要原因不在技术和手段，而在精神，在对工程质量的认识。这两座教堂建设了一二百年，在这么长时间内，建设者始终保持了对上帝的忠诚，保持了科学的精神、认真的态度。这些建设者特别值得称道。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耶稣，而是人民。我们的政府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府。难道我们不应该像欧洲建筑师忠诚上帝那样忠诚于人民吗？如果我们的领导、审批者、设计者、建设者都怀着对人民的忠诚，真正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真正想将每一项建筑都作为向人民献礼的艺术精品对待，我相信工程质量问题和生产事故将大大减少。与圣保罗大教堂和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者相比，我们多么需要对“上帝”的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精神。
面对宏伟的建筑，我还想到，建筑确实是凝固的艺术品。如果真的把每项工程都作为艺术品对待，不仅需要社会对创新的包容，也需要将艺术品视为有生命的物质。艺术的生命长度大大超过自然人的生命长度。罗马和巴塞罗纳的“上帝”非常宽容，使建筑师能够不按自然人的生命长度来安排工作，而是按科学规律安排工作。也许正是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产生了大师。我们现在的时代正开创着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事业，争取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各民族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完成这项事业的艰辛程度、需要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任何一项建筑工程所需要的时间。这项事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没有先例的问题。对这项事业所需要的时间很难以政府任期和自然人的生命周期衡量。从这点来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像罗马、巴塞罗纳市民对教堂建设的宽容那样，对政府领导任期目标的宽容。考核政府时，不应看领导任期内的成绩大小，而应看任期内为实现最终目标做出的贡献。对于长期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说，需要执政者以“只争朝夕”精神推动发展。但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许多事情不是一届政府任期内可以实现的，我们的社会难道不能对发展、改革的任何探索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我们的管理制度难道不能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
忠诚的态度、宽容的社会环境，长远的眼光，使米开朗基罗的圣彼得大教堂、高迪的圣家庭大教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建筑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可能还很多很多，需要这些思考，更需要这种精神和环境。
（作者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