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当我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父亲医院办公室看《参考消息》的那个傍晚。办公室里光线昏暗，一个奇怪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眼中，我几乎完全被它所吸引，一直等到家里人四处找我吃晚饭，方回过神来。
　　当时，我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我一度爱上了读报。每天下午放学后到晚餐前的一段时间，我都会到父亲所在医院的门诊办公室里读报。要知道，那个年代除了报纸，在乡下很少有带文字的东西。对于一个有强烈的识字欲的小学生来说，能读读报纸，实在是一桩幸福的事情。
　　医院办公室报架上永远夹着那么几种报纸——《人民日报》《江西日报》和《参考消息》。《江西日报》几无可观之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份《人民日报》的复印本。《人民日报》则大多为“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金日成一行”、“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姬鹏飞外长前往机场迎接”等诸如此类的新闻。唯有《参考消息》颇值得期待。
　　《参考消息》，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看的报纸！有一回我旁观了一次批斗会，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一位富农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竟然托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带《参考消息》给他看。“你还想看《参考消息》！”“老实交待，是何居心！”——革命群众如是这般喝斥道。这件事让我明白——《参考消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东西。平时大人们闲聊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常常以能引述《参考消息》，来显示自己有见解、有水平，更重要的是，显得有身份。我当然不是为了这种只有大人才会有的荣誉感和身份感，只是因为那里常常会出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就在那个傍晚，报纸上突然出现了这个奇怪的名字，不但冗长，而且还相当的拗口。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准确地说，是一个外国人的姓氏——“安东尼奥尼”。那些年，出现在中国报刊上的外国人名字不多，重重复复也就那么几个，比如，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弟弟宾努，恩维尔·霍查，齐奥塞斯库，英萨利，阿拉法特，勃列日涅夫，朗诺·施里玛达，偶尔还有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这一回出现的这个新名字，既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名字又是如此之滑稽，实在令人难忘。
　　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上也出现了这个好笑的名字，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篇差不多占了整整一版的文章，在批判他，题目叫《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原来是个拍电影的。电影我们都喜欢看。那时节，看一场电影比过节还开心。我们甚至都不在乎是什么电影，不管它好看不好看，只要是银幕上放出来的东西，我们都照看不误，包括《怎样防治猪囊虫病》。唯独“反华电影”我们还真没看过。
　　批判文章很长，但大致意思我看懂了。这个人不仅名字古怪，行为也古怪，不好好拍电影，净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达到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这样的人，怎么就给放进来了呢？让他到处大张旗鼓地拍摄了一通，而且还让他给跑了。老早不让他进来不就啥事儿没有了吗？
　　不过，这事儿我也没多想，倒是文章中提到的“卑劣的手法”，让我大感兴趣。文中提到，“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这让我十分地震惊。拍电影居然会拍“擤鼻涕、上厕所”，这是一桩多么新奇的事啊！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来说，这事情比什么都好玩。这种日常化的低俗事物，也可以进入影像作品当中，与当时那些充满了“红光亮”、“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好想也有一台摄影机，到学校里拍下类似的镜头，然后放给大家看，其震撼性可想而知。一天，我下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你们知道吗？有人拍电影拍拉屎的事情。其他人纷纷凑过来问：在哪里能看到？今晚会放吗？我自然无法证明给他们看，只好听任同学们说我吹牛、胡扯。
　　另一处描述也给我极深的印象。批判文章中写道：“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龙江颂》我看过，猪摇头我也见过，但却从来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过。这样两个场景叠加在一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妙的景象啊！此时，请原谅，我完全丧失了一个“红小兵”应有的革命立场，反而沉浸在反动电影所带来的奇妙遐想当中。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在电影中被称之为“蒙太奇”手法。这可能是我最早受到的“蒙太奇”教育。
　　再一次接触到安东尼奥尼，就到1980年代末了。但依然不是通过影像作品，而是文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安东尼奥尼电影剧本选集》。我只能依靠脚本文字和附有的若干张剧照，来想象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但即便如此，里面并没有我想看的《中国》。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搞到了两盒录像带，分别是《放大》和《扎布里斯基角》，这让我们兴奋莫名。可是，有了录像带，却找不到放像机。费了好大一阵功夫，像做贼似的，把这两部电影给看成了。大家都被安东尼奥尼奇特的“卑劣的手法”给镇住了。
　　但依然没有我想看的《中国》。
　　直到相距四十年之后，网路上终于可以看到《中国》了。然而时过境迁，看它的欲望已经相当淡薄了。实际上，其意义也与当初想看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它充其量成为一代人怀旧的由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