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出席一次抗大一分校全校会议时，突然兴致勃勃地问校长何长工：“听说你们有位叫‘游击大王’的教员课讲得不错，他是谁啊？”何长工指着坐在一旁的军事总教说：“就是老贾啊！”这个老贾，就是自幼在贵州赤水成长的开国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贾若瑜。
　　卫立煌说：抗大有一个教员讲游击战讲得很好
　　1938年12月，中央军委组建抗大第一分校、第二分校，挺进敌后办学。作为军事总教，贾若瑜肩负着教学规划的重任。到了敌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军当时的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游击战教学内容也要调整并适应新的作战对象。
　　为此，贾若瑜就到离抗大一分校仅20多里路的八路军总部调研。他找到作战科长罗舜初（后任海军司令）、队训科长李寿轩（后任铁道兵司令），取得了鲜活的战例材料，有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战役、广阳战役，120师的雁门关战役，129师的神头岭伏击战、阳明堡袭击战等。他又到129师找刘伯承师长，到第386旅找陈赓旅长求教，刘伯承总结了当时我军各师对日寇的游击战经验：“什么是游击啊？游，就是走；击，就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硬碰是拼命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游，要击，也就是，哪里好走，走哪里；怎样好走，怎样走；哪里好打，打哪里；怎样好打，怎样打，才是正确的。”贾若瑜听了大受启发。
　　贾若瑜在向抗大一分校的八路军讲授游击战的同时，也向国民党第一战区的军官队讲游击战。他反复向国民党军官强调，我军打游击战之所以连挫强敌，关键就在于依靠群众。弱军要战胜强军，必须要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教学中，他主要教授伏击、袭击、破坏等战法，这些国民党学员多在中央军校学习过三年，习惯于打正规战，对这些课倍感新鲜，于是给贾若瑜取了个“游击大王”的雅号。两期训练下来后，他们报告了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又向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朱德反映：抗大有一个教员讲游击战讲得很好，叫“游击大王”。朱总司令到抗大第一分校开会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谁是这个“游击大王”后，当即把贾若瑜表扬了一番。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贾若瑜任参谋长。在反日伪对胶东的“拉网大扫荡”中，贾若瑜又展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8月下旬，胶东军区首长派贾若瑜指挥东海军分区和军区第十七团攻取敌滕甲庄据点。盘踞在那里的是国民党顽军山东游击挺进第六纵队秦毓堂的主力，共3000多人防守，是一个超大型的据点，防御工事极为坚固。9月8日，当贾若瑜准备对滕甲庄发起强攻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日伪军从青岛发兵，由海阳向东派出了1000多人的增援部队，进攻滕甲庄的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得知这一情况，胶东军区首长电令贾若瑜率部立即撤出战斗。面对被敌前后夹击的形势，贾若瑜十分冷静，他从不利之中发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他认真做了一番思考后认为，只要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创造出有利战机，就完全有机会彻底消灭敌人。他判断，在军区第十六团的阻击下，敌援军到黄昏时可能进至距滕甲庄西20华里的夏村宿营，而当时青纱帐已起，日伪军和顽军的援军不敢夜间出动，只要我军严密加强警戒，不断扰袭敌人，就可以阻止敌人前进，为进攻滕甲庄争取更多的时间。他便找团长肖平、政委常青、东海军分区司令李发、副司令于得水、政委仲曦等指挥员商量。听完他的分析后，指挥员们也都赞成打。贾若瑜利用守敌知有援兵到而掉以轻心，以为八路军不敢白天进攻的思维，果断地将撤退改为进攻。他要军区第十六团继续阻击援敌，保障第十七团向敌军进攻。
　　下午5时，正当敌人开晚饭之际，他指挥部队从滕甲庄东南角处着手，先从外部爆破碉堡，炸开缺口，出敌不意地突入庄内。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到晚上12点钟即告战斗结束，抓了3000多俘虏，这是胶东部队抓俘虏最多的一次攻坚战。秦毓堂部被全歼，丁綍庭部主力被歼。驻海阳的守敌惊闻滕甲庄失守的消息，不战而逃，我海阳独立营乘胜追击溃逃的顽军，收缴人、枪各数百，海阳城宣告解放，东海军分区辖区内的顽军至此全部肃清。
　　对这次胜仗的原因，贾若瑜总结道：“战争年代我军的干部对战争的责任心都是非常强的，战斗积极性也是很高的，勇于承担作战成败的责任”，“指挥员就应该有这么个胆略。有些仗，上面说不能打，根据实际情况能取胜时，就可以打。《孙子》说得好：‘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是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