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昆山举行的国际教育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同志讲了一件说明中美学生思维习惯不同的事，使我深受启发。一次，有人对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提出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将一张纸对折，那么最多可以折多少次?中国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对折无数次；而美国学生在用纸对折以后回答，一般最多不会超过8次。
　　我回家用一张A4纸试了一下，真的折到7次就折不下去了。中国学生是推理出来的，结论没有什么错，但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做到；而美国学生是经过实践得出的结论，虽然理论上站不住脚，但确实可以通过实践检验。
　　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何止是学生?近年来，一些教育专家随便对某些教育现象发表看法，引起轰动效应，但这些看法很难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出台一些教育政策和规定，看似态度坚决，但由于在实际中行不通，所以只能朝令夕改、草草收兵。我想，抛开动机等其他因素不谈，以上问题可能都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当有关。
　　我们在运用已有的认识解决现实问题时，常常只采用推理的方法，许多看法没有实证支撑，许多决策未经实践检验，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做起来却无法奏效。现在，学者进行的教育研究，也往往是“规范”多于“实证”，成果出得很快，但应用起来很难。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最早是经济学研究使用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后来也用于教育研究。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价值和功能，只不过就我国当前的问题来说，我们确实应该倡导多一点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是用各种定律和规律来说明“应该怎样”，并且进行价值判断。这就要求研究者务必以理性的心态对待历史和现实，否则就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规范研究的结论是不是能够成立，取决于其他专家和学术共同体的确认。
　　而实证研究则是描述现实“是什么”。从而发现规律。实证研究以事实为支撑，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其成果由是否符合事实来检验。即理论得出的结论必须与事实相符，否则结论就不能成立。
　　我们当然需要规范研究，特别是需要教育家们对那些涉及教育“元命题”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但是，对于应用研究和行动研究来说，特别是当我们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或作出决策时，实证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教育的实证研究应当重视运用观察、谈话、检测、个案、特别是实验的方法。直接观察教师、学生和其他人的行为，并把观察结果系统地记录下来；与教师、学生和其他人面对面地交谈，在口头沟通的过程中了解他们的体验；通过问卷测试、操作测验等各种标准化的量表对被试者进行测验，以评定和了解被试者的状态；通过对某一教师或者学生、某一群体或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全面的资料，从而研究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通过在一定的条件下有目的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验，以观察被试者的感受与反映，并加以研究。
　　比起那些短平快地得出结论的研究来说，这样做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当经过实践检验的结论再用于指导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同时也最终节约了时间。
　　由此，我想到了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有效教学的研究。使用哪些理念和方法能使教学更为有效，当然有一般的规律，但是，“有效教学”必须和“教学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实证证明不同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而不能只凭专家确认其是否符合有效教学的原则。
　　2008年，美国国家数学咨询委员会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特别强调教育研究应摆脱形而上的逻辑推演的窠臼，“重点鼓励与支持开展严谨、实证的数学教育科学研究”，“哪怕是一个看似简单、不证自明的观点，也要经过实证研究来证明”。
　　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编辑　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