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这本小册子，你可以闻到一股奇异的“禅香”。不过它大部分是来自南怀瑾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论“做生意”的时刻：他如何“做庙港的事”（指太湖大学堂）、如何为修金温铁路而“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筹措资金等等。而他的对话者（或者叫倾听者）彼得·圣吉却正相反，一再地忍不住向南师追问修行的问题。这是一种有趣的错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似乎不太愿意谈论他的老本行，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似乎忘了这本来是禅学课。
　　两位对话者身份的突兀对比，正是长久以来禅学现代化的一个奇迹。自从铃木大拙等人掀起了遍布欧美国家的“禅宗热”（Zen Boom），这种来自东方的宗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如今，这种原本来自东方的“修行”之风，似乎正在回到它的故乡，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热衷于此，包南怀瑾、克里希那穆提等人的作品赫然列于畅销书榜。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期间，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正在迅猛发展，它带给人们的焦虑和烦恼正需要宗教去缓解和释放。而在一些困惑于经营之道的高级经理人的讲座上，禅宗以及其他宗教思想正列为一种学习“自我管理”的选项；更有趣的是，这本讲禅学的小册子中，一些高级经理人的名字频频露面，甚至这个对话录本身，也是“本公司”整理出版的。禅宗似乎正在给那些困惑中的经理人提供“第五项修炼”，以便更好地投入生意和经营当中。
　　禅宗讲究机缘，现代化和禅宗的机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它如何与现代世界互相协调，如何面对现代世界的各种处境，这既是禅宗本身的问题，也是现代世界的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包括禅宗在内这些来自东方的、欠缺资本主义思想资源的古老修行之道，如何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崭新的思想动力。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绕开日本。作为东方世界最早、也是最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同时也是禅宗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早在17世纪，就有人提出了“劳动即佛行”的佛教经济伦理思想（铃木正三）；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之后，禅宗开始风行欧美世界，其中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有效地关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的自由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思想（和精神分析一道）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人”的健康再生产提供了一部分心灵澄明之道。而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也探讨了中唐以来新禅宗、新道教中孕育的中国商人精神。至于南怀瑾，人们此前更熟知的，多半是诸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类直接讨论国学的专著，这本小册子则让国人见识了另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南怀瑾。围绕着他的，特别以工商界人士居多，似乎这一群体在心灵层面上最迫切需要禅宗指导。
　　彼得·圣吉和南怀瑾的相遇，无疑是一次可以引发各种联想的“因缘际会”。两位看似隔行的对话者，不经意间碰撞出了一些奇特的“禅意”。禅宗自古就不排斥日常生活，“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南先生在这位认真的学生面前，同样毫不顾忌，经常“口吐莲花”。看来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鼓励一种恰当的企业精神；他同时承认，“物质科学的发展，精密科技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许多便利，但是，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
　　
　　《食货金瓶梅》
　　作者从小话题切入，“谈《金瓶梅》中的柴钱米价”，通过换算（明代１两白银的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竟让我们在这部杰出的禁书中，看到了很多从前没看到的奥妙。第58回，吴月娘买了3钱银子的螃蟹，请众人吃了一天，约合今天的60元；第39回，西门庆替王六儿买下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花了120两银子，每平米约合今天的300元。当时人们的收入很微薄，“剃头匠小周给西门庆篦头、按摩，又给官哥剃头，忙了一早晨”，赚到50文；潘金莲早年转卖给张大户时，身价30两，远不及西门庆身下那匹青马和李瓶儿身上那件皮袄。
　　
　　《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
　　13岁读纪德的《地粮》，14岁读加缪的《反抗的人》，16岁读兰波的《灵光集》，热爱巴黎这座“适于肆无忌惮”的城市，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里与同样叛逆的同学聚会，“一边喝着酒，一边无所顾忌地调情”，18岁出版《你好，忧愁》，一夜成名，但是她也发现，这部作品为她带来了麻烦：她本人被各大报纸当作丑闻宣传，“所有和我攀谈的人都盯着我看，都想批评我，认为我是一个极没教养的孩子。”
　　
　　《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
　　1996年7月19日，刘面换老人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号大法庭对审判长说，“我是作为战争受害者到这里讲话，我要让日本的年轻人听听日本军队干了些什么坏事。”陈述了日本军人将其强征为慰安妇的罪行后，刘面换老人说，“我被日本人蹂躏，受到很大摧残，我要他们低头谢罪。”书中其他30多位老人大多接受了作者的访问，她们都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兽行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