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雾霾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雾霾污染是坏事儿，这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任何人喜欢雾霾，从这个意义上柴静女士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柴静是一个成功的媒体人，她抓住了一个敏感的公共话题，用极度煽情的手法，借助互联网传播，创造了一个上亿人点击的网络奇观。但问题怎么解决，必须考虑两个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不讨论，治霾就是空洞的口号和廉价的煽情。
　　第一是科学。雾霾的成因和机理，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制定真正有效、可行的方案，而不是整出个安慰剂方案。治霾靠义和团式的激情还是靠冷漠的科学？有时候公众需要的只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真相;需要的是一个罪魁祸首，是两桶油、发电厂、腐败官员来作发泄仇恨的替罪羊。真相是什么？其实真相很无力，以至于科学家根本不敢告诉公众真相，那就是现在还不知道，雾霾的形成机理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我在美国时请教过该领域最权威的地球物理和环境科学专家，回答是：雾霾气候的形成，可能与现代化生活方式有關，可能与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关，还可能与蒙古草原一带的生态变化有关。按照柴静的说法，农民不许烧秸秆、市民5公里内不开车、油品升级、大家都低碳生活，可万一雾霾还在呢？生活水平下降了，几十万人失业了，让普罗大众为意见领袖的偏见和情绪埋单？
　　第二是权利。治理雾霾涉及白领和农民工、大企业和小企业、行人和车主等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城市白领有享受干净环境的权利，农民工还有就业生存的权利呢，问题是治理污染的成本谁来埋单，如何配置利益，如何补偿损失，如何善后解决。一方面，环保不能限制公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低碳生活不能强制，如果给开车者、取暖者以道德压力，这就跟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允许他人吃狗肉一样荒谬。另一方面，环保不能牺牲落后地区民众的工作机会和现代化的权利。工业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污染，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污权就是落后地区民众的发展权，完全杜绝污染，其实也就是扼杀了后发国家发展的机会。但仔细分析拆解，柴静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白领和中产阶级，也就是解决了生存压力想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群人，牢骚满腹并有话语权的一群人，柴静的纪录片搔到了这群人的痒点。但为了满足这一小部分能发声的人群的环保诉求，而不惜一切代价，牺牲农民、工人、农民工等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未免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人类社会现代化之后，环保主义就应运而生，在西方社会甚至形成绿党这种政治势力。环保主义先驱蕾切尔在1962年出版一本名著《寂静的春天》，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为了保护环境和鸟类，世界各国开始禁用滴滴涕（DDT）杀虫剂，但与此同时，因为DDT被禁，非洲有至少2000万儿童死于蚊虫传播的疟疾。历史学家说，“她杀的人比斯大林还多……”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重新启用DDT。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是巨型超复杂系统，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关于瞎折腾的结果是不可测的，在环保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小心翼翼的科学论证，是公平合理的分配成本，而不是煽情的道德批判。
　　与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同时，电视热播《平凡的世界》，一部激励一代人的伟大作品。路遥先生记录了中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因贫穷带来的自卑和羞耻，他们的梦想和挣扎。那时候天很蓝，水很清，没有PM2.5，但人活得和畜生一样。贫穷才是最大的罪恶。有时候想，如果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现在还活着，孙少安作为中国最早的乡镇企业家应该是个土豪了，孙少平估计是个煤老板……不知道现在他们过得开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