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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播清宫剧《延禧攻略》中,富察皇后头上佩戴的绒花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而剧中的这些绒花正是赵树宪用蚕丝夹嵌铜丝制作而成的……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人和故事构成她的灵魂。
南京老城南,升州路与中山南路交界处,有着一条大隐于市的巷子,白墙灰瓦,一串串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标记着南捕厅十九号——甘家大院。
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九间半”——清代中国最大的平民住宅甘熙宅第,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它如一位老者,历经荣华,又目睹沧桑。
荣华,绒花。赵树宪的绒花工坊,就坐落其间。
这门古老的手艺,最早可追溯至武则天时期,后在曹家三代江宁织造的苦心经营下,将云锦的边角余料变化出花样,清代康雍乾三朝为巅峰。在曹雪芹笔下,绒花是能让大观园的姑娘们争风吃醋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
岁月流转,这门盛极一时的手艺如今也走到了传承的边缘。已逾花甲的赵树宪,被认为是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后手艺人。蓦然回首,是眷念亦是担当。
我与绒花,是“先结婚,后恋爱”
提起绒花,赵树宪形容他和绒花的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
1973年,19岁的赵树宪被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那时,手工业改造早已完成,南京绒花改变了以往“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转为小规模的工厂化。
“工厂有相当规模,仅绒花一个门类,就有40多位员工。”赵树宪说,能够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原因之一就是他“本就是老城南人,家住的离制花厂很近”。
没有任何美术功底,也没有手工艺技术基础,甚至“对绒花也没什么最初的了解”……年轻的赵树宪大概不会想到,此生,将会与绒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只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时值“文革”后期,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不足,大宗商品打不开国际市场,反倒是老旧的工艺美术制品“墙里开花墙外香”,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
工艺美术行业因此成了当时社会的“香饽饽”,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半截,绒花厂享受着各种政策上的优惠,手艺人也很受尊重,“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拉关系,走后门。那可是传统手工艺的一段‘黃金时期’呀。”
在车间里,赵树宪从最基本的“滚绒”开始学起,由于订单多、劳动强度大,他每天至少要做七八百根绒条。
“手要长时间和铜条摩擦,初学的时候经常磨破皮,当时也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缠一缠。”他边说着边在给手上的一根绒条“打尖”,剪刀贴着手指快速修剪,稳健、精准,一派老手艺人的风采。
工艺美术行业的黄金期太短了
一起进厂的男同志后来很多都转到了管理岗、销售岗,而赵树宪则着迷于技艺,在这段“拉郎配”的“婚姻”中,慢慢爱上了这门手艺。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越发不满足于一道工序的重复制作,开始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上轮岗。渐渐地,师傅带徒弟,他成了厂里的年轻生产骨干。
“老先生们也愿意教我,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学绒花,都很高兴。”赵树宪回忆,“他们很用心,毫无保留地带我。没过多久,我便从流水线走进了设计室,成为知名绒花手艺人周家凤老师的助理。”
绒花是一门程序繁复的手艺。从熟绒、染色、制作铜丝的初期准备,到制作过程中的劈绒、勾条、打尖、传花、粘花等,每一项都有门道儿。
“其实,先生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担心绒花制作工艺的传承了。”赵树宪说,“那会儿,制花厂几乎没有了政策上的优惠,经营上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鲜花已不再是稀缺品,纯手工制作的绒花渐渐地被各种造型别致的头花、胸花所取代。”
世事难料,赵树宪口中曾经“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南京工艺制花厂,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倒闭了,设计师和学徒们纷纷转业。
“那段时间真的太短了!”赵树宪叹息,“从建国后至今,可以说,工艺美术只有那一个十年黄金期。我是最后一批进入南京制花厂的学徒,在那之后,就再没有新人进去学习过。”
从制花厂下岗转业,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地方,或许因为太熟悉,对赵树宪而言,是无能为力,是疲惫,也有丝厌倦。
十年辗转,
成为绒花最后的“守艺人”
之后,赵树宪先后辗转换了很多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南京。这期间,参与设计的一幅南京人文历史地图,还获得了市级奖励。他说,生活在南京这座古都之中,随随便便的一条街、一条巷都有着故事。
“缺少的只是说故事的人,就像绒花,缺少发现它光彩的人。”赵树宪停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
从小匠到大匠,如今的赵树宪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在老赵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绒花坊里,三张操作台就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还有散落周围的线圈、材料……墙上,则满满当当地挂着他的作品与证书。
屋外人来人往,屋里熙熙攘攘。
来参观的人很多,在旁人的注视下,赵树宪早已习惯了心无旁骛,他把刚刚“打尖”好的绒条搓捏成小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蘸点胶水,镶嵌在一朵未完成的花心上。这一步叫“传花”。
2006年,南京绒花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渐渐重回公众视野中,人们惊叹它的美艳,惊讶它的技艺。同年,赵树宪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年后,位于甘家大院内的南京民俗馆则邀请赵树宪在馆内开设绒花工坊。
“离开的10年里,我虽然没有特别地做过绒花,但当重操旧业时,还是拿起来就能干。‘绒花制作’技艺就如‘南京话’一样,是我骨子里的,丢不掉。”
买材料、挑工具,在布置绒花工坊的时候,赵树宪曾想过找厂里的老同事来一起做,但都无果而终,“本来学的人就不多,当年的流水线生产环境下,会全套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老同事们岁数也大了,都得在家帮儿女带孩子。”
跨界交流,探求传统技艺新路
“想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他说,“以前在制花厂,为了经济发展,适应出口需要,都是制作些固定造型的东西;而现在,我有机会尝新,会时不时搞些时尚造型,试验些新材料。”
在自己闷头研究的同时,赵树宪还经常与艺术界、设计师们交流,他坦言,这样的跨界交流给了他很多启发。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使绒花技艺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问题的他,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思路渐渐清晰。
“就在2016年8月末,著名跨界艺术家朱哲琴来我的工坊,了解南京绒花,跟我学习技艺,一起探讨绒花工艺的创新,很有成果的。”赵树宪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腕来关心我们传统工艺,并邀请开展项目合作,通过他们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绒花,这应当就是非遗复兴的开始。开始就好!”
老赵常说,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何况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坚守者,在做着改变,做着创新。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两个年轻学徒的加入,不仅分担了他的一些制作任务,更让他觉得后继有人。
“他们没有任何功利心,来我这里也是没有酬劳的,完全凭借对绒花制作的喜爱。我跟他们说,学手艺是时间的积累,一定要基本功扎实。”赵树宪微笑说,“这大概就是几十年前,老先生们教我时的感觉吧,教他们,我是毫无保留的。”
谈笑间,“滚绒”“打尖”“传花”一朵娇艳的绒花在指尖盛开,赵树宪将制作好的立体绒花粘以串珠,他说,“粘花”是点睛之笔,让花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对守艺人而言,能这样默默守护这传承了千年的绒花工艺,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吧。
(摘编自“凤凰网”)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人和故事构成她的灵魂。
南京老城南,升州路与中山南路交界处,有着一条大隐于市的巷子,白墙灰瓦,一串串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标记着南捕厅十九号——甘家大院。
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九间半”——清代中国最大的平民住宅甘熙宅第,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它如一位老者,历经荣华,又目睹沧桑。
荣华,绒花。赵树宪的绒花工坊,就坐落其间。
这门古老的手艺,最早可追溯至武则天时期,后在曹家三代江宁织造的苦心经营下,将云锦的边角余料变化出花样,清代康雍乾三朝为巅峰。在曹雪芹笔下,绒花是能让大观园的姑娘们争风吃醋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
岁月流转,这门盛极一时的手艺如今也走到了传承的边缘。已逾花甲的赵树宪,被认为是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后手艺人。蓦然回首,是眷念亦是担当。
我与绒花,是“先结婚,后恋爱”
提起绒花,赵树宪形容他和绒花的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
1973年,19岁的赵树宪被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那时,手工业改造早已完成,南京绒花改变了以往“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转为小规模的工厂化。
“工厂有相当规模,仅绒花一个门类,就有40多位员工。”赵树宪说,能够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原因之一就是他“本就是老城南人,家住的离制花厂很近”。
没有任何美术功底,也没有手工艺技术基础,甚至“对绒花也没什么最初的了解”……年轻的赵树宪大概不会想到,此生,将会与绒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只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时值“文革”后期,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不足,大宗商品打不开国际市场,反倒是老旧的工艺美术制品“墙里开花墙外香”,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
工艺美术行业因此成了当时社会的“香饽饽”,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半截,绒花厂享受着各种政策上的优惠,手艺人也很受尊重,“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拉关系,走后门。那可是传统手工艺的一段‘黃金时期’呀。”
在车间里,赵树宪从最基本的“滚绒”开始学起,由于订单多、劳动强度大,他每天至少要做七八百根绒条。
“手要长时间和铜条摩擦,初学的时候经常磨破皮,当时也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缠一缠。”他边说着边在给手上的一根绒条“打尖”,剪刀贴着手指快速修剪,稳健、精准,一派老手艺人的风采。
工艺美术行业的黄金期太短了
一起进厂的男同志后来很多都转到了管理岗、销售岗,而赵树宪则着迷于技艺,在这段“拉郎配”的“婚姻”中,慢慢爱上了这门手艺。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越发不满足于一道工序的重复制作,开始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上轮岗。渐渐地,师傅带徒弟,他成了厂里的年轻生产骨干。
“老先生们也愿意教我,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学绒花,都很高兴。”赵树宪回忆,“他们很用心,毫无保留地带我。没过多久,我便从流水线走进了设计室,成为知名绒花手艺人周家凤老师的助理。”
绒花是一门程序繁复的手艺。从熟绒、染色、制作铜丝的初期准备,到制作过程中的劈绒、勾条、打尖、传花、粘花等,每一项都有门道儿。
“其实,先生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担心绒花制作工艺的传承了。”赵树宪说,“那会儿,制花厂几乎没有了政策上的优惠,经营上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鲜花已不再是稀缺品,纯手工制作的绒花渐渐地被各种造型别致的头花、胸花所取代。”
世事难料,赵树宪口中曾经“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南京工艺制花厂,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倒闭了,设计师和学徒们纷纷转业。
“那段时间真的太短了!”赵树宪叹息,“从建国后至今,可以说,工艺美术只有那一个十年黄金期。我是最后一批进入南京制花厂的学徒,在那之后,就再没有新人进去学习过。”
从制花厂下岗转业,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地方,或许因为太熟悉,对赵树宪而言,是无能为力,是疲惫,也有丝厌倦。
十年辗转,
成为绒花最后的“守艺人”
之后,赵树宪先后辗转换了很多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南京。这期间,参与设计的一幅南京人文历史地图,还获得了市级奖励。他说,生活在南京这座古都之中,随随便便的一条街、一条巷都有着故事。
“缺少的只是说故事的人,就像绒花,缺少发现它光彩的人。”赵树宪停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
从小匠到大匠,如今的赵树宪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在老赵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绒花坊里,三张操作台就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还有散落周围的线圈、材料……墙上,则满满当当地挂着他的作品与证书。
屋外人来人往,屋里熙熙攘攘。
来参观的人很多,在旁人的注视下,赵树宪早已习惯了心无旁骛,他把刚刚“打尖”好的绒条搓捏成小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蘸点胶水,镶嵌在一朵未完成的花心上。这一步叫“传花”。
2006年,南京绒花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渐渐重回公众视野中,人们惊叹它的美艳,惊讶它的技艺。同年,赵树宪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年后,位于甘家大院内的南京民俗馆则邀请赵树宪在馆内开设绒花工坊。
“离开的10年里,我虽然没有特别地做过绒花,但当重操旧业时,还是拿起来就能干。‘绒花制作’技艺就如‘南京话’一样,是我骨子里的,丢不掉。”
买材料、挑工具,在布置绒花工坊的时候,赵树宪曾想过找厂里的老同事来一起做,但都无果而终,“本来学的人就不多,当年的流水线生产环境下,会全套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老同事们岁数也大了,都得在家帮儿女带孩子。”
跨界交流,探求传统技艺新路
“想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他说,“以前在制花厂,为了经济发展,适应出口需要,都是制作些固定造型的东西;而现在,我有机会尝新,会时不时搞些时尚造型,试验些新材料。”
在自己闷头研究的同时,赵树宪还经常与艺术界、设计师们交流,他坦言,这样的跨界交流给了他很多启发。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使绒花技艺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问题的他,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思路渐渐清晰。
“就在2016年8月末,著名跨界艺术家朱哲琴来我的工坊,了解南京绒花,跟我学习技艺,一起探讨绒花工艺的创新,很有成果的。”赵树宪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腕来关心我们传统工艺,并邀请开展项目合作,通过他们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绒花,这应当就是非遗复兴的开始。开始就好!”
老赵常说,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何况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坚守者,在做着改变,做着创新。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两个年轻学徒的加入,不仅分担了他的一些制作任务,更让他觉得后继有人。
“他们没有任何功利心,来我这里也是没有酬劳的,完全凭借对绒花制作的喜爱。我跟他们说,学手艺是时间的积累,一定要基本功扎实。”赵树宪微笑说,“这大概就是几十年前,老先生们教我时的感觉吧,教他们,我是毫无保留的。”
谈笑间,“滚绒”“打尖”“传花”一朵娇艳的绒花在指尖盛开,赵树宪将制作好的立体绒花粘以串珠,他说,“粘花”是点睛之笔,让花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对守艺人而言,能这样默默守护这传承了千年的绒花工艺,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吧。
(摘编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