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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播清宫剧《延禧攻略》中，富察皇后头上佩戴的绒花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而剧中的这些绒花正是赵树宪用蚕丝夹嵌铜丝制作而成的……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人和故事构成她的灵魂。
南京老城南，升州路与中山南路交界处，有着一条大隐于市的巷子，白墙灰瓦，一串串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标记着南捕厅十九号——甘家大院。
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九间半”——清代中国最大的平民住宅甘熙宅第，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它如一位老者，历经荣华，又目睹沧桑。
荣华，绒花。赵树宪的绒花工坊，就坐落其间。
这门古老的手艺，最早可追溯至武则天时期，后在曹家三代江宁织造的苦心经营下，将云锦的边角余料变化出花样，清代康雍乾三朝为巅峰。在曹雪芹笔下，绒花是能让大观园的姑娘们争风吃醋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
岁月流转，这门盛极一时的手艺如今也走到了传承的边缘。已逾花甲的赵树宪，被认为是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后手艺人。蓦然回首，是眷念亦是担当。
我与绒花，是“先结婚，后恋爱”
提起绒花，赵树宪形容他和绒花的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
1973年，19岁的赵树宪被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那时，手工业改造早已完成，南京绒花改变了以往“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转为小规模的工厂化。
“工厂有相当规模，仅绒花一个门类，就有40多位员工。”赵树宪说，能够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原因之一就是他“本就是老城南人，家住的离制花厂很近”。
没有任何美术功底，也没有手工艺技术基础，甚至“对绒花也没什么最初的了解”……年轻的赵树宪大概不会想到，此生，将会与绒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只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时值“文革”后期，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不足，大宗商品打不开国际市场，反倒是老旧的工艺美术制品“墙里开花墙外香”，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
工艺美术行业因此成了当时社会的“香饽饽”，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半截，绒花厂享受着各种政策上的优惠，手艺人也很受尊重，“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拉关系，走后门。那可是传统手工艺的一段‘黃金时期’呀。”
在车间里，赵树宪从最基本的“滚绒”开始学起，由于订单多、劳动强度大，他每天至少要做七八百根绒条。
“手要长时间和铜条摩擦，初学的时候经常磨破皮，当时也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缠一缠。”他边说着边在给手上的一根绒条“打尖”，剪刀贴着手指快速修剪，稳健、精准，一派老手艺人的风采。
工艺美术行业的黄金期太短了
一起进厂的男同志后来很多都转到了管理岗、销售岗，而赵树宪则着迷于技艺，在这段“拉郎配”的“婚姻”中，慢慢爱上了这门手艺。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越发不满足于一道工序的重复制作，开始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上轮岗。渐渐地，师傅带徒弟，他成了厂里的年轻生产骨干。
“老先生们也愿意教我，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学绒花，都很高兴。”赵树宪回忆，“他们很用心，毫无保留地带我。没过多久，我便从流水线走进了设计室，成为知名绒花手艺人周家凤老师的助理。”
绒花是一门程序繁复的手艺。从熟绒、染色、制作铜丝的初期准备，到制作过程中的劈绒、勾条、打尖、传花、粘花等，每一项都有门道儿。
“其实，先生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担心绒花制作工艺的传承了。”赵树宪说，“那会儿，制花厂几乎没有了政策上的优惠，经营上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鲜花已不再是稀缺品，纯手工制作的绒花渐渐地被各种造型别致的头花、胸花所取代。”
世事难料，赵树宪口中曾经“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南京工艺制花厂，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倒闭了，设计师和学徒们纷纷转业。
“那段时间真的太短了！”赵树宪叹息，“从建国后至今，可以说，工艺美术只有那一个十年黄金期。我是最后一批进入南京制花厂的学徒，在那之后，就再没有新人进去学习过。”
从制花厂下岗转业，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地方，或许因为太熟悉，对赵树宪而言，是无能为力，是疲惫，也有丝厌倦。
十年辗转，
成为绒花最后的“守艺人”
之后，赵树宪先后辗转换了很多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南京。这期间，参与设计的一幅南京人文历史地图，还获得了市级奖励。他说，生活在南京这座古都之中，随随便便的一条街、一条巷都有着故事。
“缺少的只是说故事的人，就像绒花，缺少发现它光彩的人。”赵树宪停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
从小匠到大匠，如今的赵树宪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在老赵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绒花坊里，三张操作台就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还有散落周围的线圈、材料……墙上，则满满当当地挂着他的作品与证书。
屋外人来人往，屋里熙熙攘攘。
来参观的人很多，在旁人的注视下，赵树宪早已习惯了心无旁骛，他把刚刚“打尖”好的绒条搓捏成小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蘸点胶水，镶嵌在一朵未完成的花心上。这一步叫“传花”。
2006年，南京绒花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渐渐重回公众视野中，人们惊叹它的美艳，惊讶它的技艺。同年，赵树宪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年后，位于甘家大院内的南京民俗馆则邀请赵树宪在馆内开设绒花工坊。
“离开的10年里，我虽然没有特别地做过绒花，但当重操旧业时，还是拿起来就能干。‘绒花制作’技艺就如‘南京话’一样，是我骨子里的，丢不掉。”
买材料、挑工具，在布置绒花工坊的时候，赵树宪曾想过找厂里的老同事来一起做，但都无果而终，“本来学的人就不多，当年的流水线生产环境下，会全套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老同事们岁数也大了，都得在家帮儿女带孩子。”
跨界交流，探求传统技艺新路
“想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他说，“以前在制花厂，为了经济发展，适应出口需要，都是制作些固定造型的东西；而现在，我有机会尝新，会时不时搞些时尚造型，试验些新材料。”
在自己闷头研究的同时，赵树宪还经常与艺术界、设计师们交流，他坦言，这样的跨界交流给了他很多启发。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使绒花技艺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问题的他，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思路渐渐清晰。
“就在2016年8月末，著名跨界艺术家朱哲琴来我的工坊，了解南京绒花，跟我学习技艺，一起探讨绒花工艺的创新，很有成果的。”赵树宪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腕来关心我们传统工艺，并邀请开展项目合作，通过他们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绒花，这应当就是非遗复兴的开始。开始就好！”
老赵常说，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何况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坚守者，在做着改变，做着创新。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两个年轻学徒的加入，不仅分担了他的一些制作任务，更让他觉得后继有人。
“他们没有任何功利心，来我这里也是没有酬劳的，完全凭借对绒花制作的喜爱。我跟他们说，学手艺是时间的积累，一定要基本功扎实。”赵树宪微笑说，“这大概就是几十年前，老先生们教我时的感觉吧，教他们，我是毫无保留的。”
谈笑间，“滚绒”“打尖”“传花”一朵娇艳的绒花在指尖盛开，赵树宪将制作好的立体绒花粘以串珠，他说，“粘花”是点睛之笔，让花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对守艺人而言，能这样默默守护这传承了千年的绒花工艺，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吧。
（摘编自“凤凰网”）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人和故事构成她的灵魂。
南京老城南，升州路与中山南路交界处，有着一条大隐于市的巷子，白墙灰瓦，一串串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标记着南捕厅十九号——甘家大院。
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九间半”——清代中国最大的平民住宅甘熙宅第，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它如一位老者，历经荣华，又目睹沧桑。
荣华，绒花。赵树宪的绒花工坊，就坐落其间。
这门古老的手艺，最早可追溯至武则天时期，后在曹家三代江宁织造的苦心经营下，将云锦的边角余料变化出花样，清代康雍乾三朝为巅峰。在曹雪芹笔下，绒花是能让大观园的姑娘们争风吃醋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
岁月流转，这门盛极一时的手艺如今也走到了传承的边缘。已逾花甲的赵树宪，被认为是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后手艺人。蓦然回首，是眷念亦是担当。
我与绒花，是“先结婚，后恋爱”
提起绒花，赵树宪形容他和绒花的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
1973年，19岁的赵树宪被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那时，手工业改造早已完成，南京绒花改变了以往“家庭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转为小规模的工厂化。
“工厂有相当规模，仅绒花一个门类，就有40多位员工。”赵树宪说，能够分配到南京工艺制花厂，原因之一就是他“本就是老城南人，家住的离制花厂很近”。
没有任何美术功底，也没有手工艺技术基础，甚至“对绒花也没什么最初的了解”……年轻的赵树宪大概不会想到，此生，将会与绒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他只觉得是自己“运气好”。时值“文革”后期，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不足，大宗商品打不开国际市场，反倒是老旧的工艺美术制品“墙里开花墙外香”，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
工艺美术行业因此成了当时社会的“香饽饽”，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半截，绒花厂享受着各种政策上的优惠，手艺人也很受尊重，“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拉关系，走后门。那可是传统手工艺的一段‘黃金时期’呀。”
在车间里，赵树宪从最基本的“滚绒”开始学起，由于订单多、劳动强度大，他每天至少要做七八百根绒条。
“手要长时间和铜条摩擦，初学的时候经常磨破皮，当时也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缠一缠。”他边说着边在给手上的一根绒条“打尖”，剪刀贴着手指快速修剪，稳健、精准，一派老手艺人的风采。
工艺美术行业的黄金期太短了
一起进厂的男同志后来很多都转到了管理岗、销售岗，而赵树宪则着迷于技艺，在这段“拉郎配”的“婚姻”中，慢慢爱上了这门手艺。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越发不满足于一道工序的重复制作，开始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上轮岗。渐渐地，师傅带徒弟，他成了厂里的年轻生产骨干。
“老先生们也愿意教我，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学绒花，都很高兴。”赵树宪回忆，“他们很用心，毫无保留地带我。没过多久，我便从流水线走进了设计室，成为知名绒花手艺人周家凤老师的助理。”
绒花是一门程序繁复的手艺。从熟绒、染色、制作铜丝的初期准备，到制作过程中的劈绒、勾条、打尖、传花、粘花等，每一项都有门道儿。
“其实，先生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担心绒花制作工艺的传承了。”赵树宪说，“那会儿，制花厂几乎没有了政策上的优惠，经营上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鲜花已不再是稀缺品，纯手工制作的绒花渐渐地被各种造型别致的头花、胸花所取代。”
世事难料，赵树宪口中曾经“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南京工艺制花厂，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倒闭了，设计师和学徒们纷纷转业。
“那段时间真的太短了！”赵树宪叹息，“从建国后至今，可以说，工艺美术只有那一个十年黄金期。我是最后一批进入南京制花厂的学徒，在那之后，就再没有新人进去学习过。”
从制花厂下岗转业，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地方，或许因为太熟悉，对赵树宪而言，是无能为力，是疲惫，也有丝厌倦。
十年辗转，
成为绒花最后的“守艺人”
之后，赵树宪先后辗转换了很多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南京。这期间，参与设计的一幅南京人文历史地图，还获得了市级奖励。他说，生活在南京这座古都之中，随随便便的一条街、一条巷都有着故事。
“缺少的只是说故事的人，就像绒花，缺少发现它光彩的人。”赵树宪停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
从小匠到大匠，如今的赵树宪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在老赵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绒花坊里，三张操作台就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还有散落周围的线圈、材料……墙上，则满满当当地挂着他的作品与证书。
屋外人来人往，屋里熙熙攘攘。
来参观的人很多，在旁人的注视下，赵树宪早已习惯了心无旁骛，他把刚刚“打尖”好的绒条搓捏成小圈，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蘸点胶水，镶嵌在一朵未完成的花心上。这一步叫“传花”。
2006年，南京绒花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渐渐重回公众视野中，人们惊叹它的美艳，惊讶它的技艺。同年，赵树宪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年后，位于甘家大院内的南京民俗馆则邀请赵树宪在馆内开设绒花工坊。
“离开的10年里，我虽然没有特别地做过绒花，但当重操旧业时，还是拿起来就能干。‘绒花制作’技艺就如‘南京话’一样，是我骨子里的，丢不掉。”
买材料、挑工具，在布置绒花工坊的时候，赵树宪曾想过找厂里的老同事来一起做，但都无果而终，“本来学的人就不多，当年的流水线生产环境下，会全套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老同事们岁数也大了，都得在家帮儿女带孩子。”
跨界交流，探求传统技艺新路
“想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他说，“以前在制花厂，为了经济发展，适应出口需要，都是制作些固定造型的东西；而现在，我有机会尝新，会时不时搞些时尚造型，试验些新材料。”
在自己闷头研究的同时，赵树宪还经常与艺术界、设计师们交流，他坦言，这样的跨界交流给了他很多启发。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使绒花技艺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问题的他，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思路渐渐清晰。
“就在2016年8月末，著名跨界艺术家朱哲琴来我的工坊，了解南京绒花，跟我学习技艺，一起探讨绒花工艺的创新，很有成果的。”赵树宪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腕来关心我们传统工艺，并邀请开展项目合作，通过他们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绒花，这应当就是非遗复兴的开始。开始就好！”
老赵常说，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何况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坚守者，在做着改变，做着创新。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两个年轻学徒的加入，不仅分担了他的一些制作任务，更让他觉得后继有人。
“他们没有任何功利心，来我这里也是没有酬劳的，完全凭借对绒花制作的喜爱。我跟他们说，学手艺是时间的积累，一定要基本功扎实。”赵树宪微笑说，“这大概就是几十年前，老先生们教我时的感觉吧，教他们，我是毫无保留的。”
谈笑间，“滚绒”“打尖”“传花”一朵娇艳的绒花在指尖盛开，赵树宪将制作好的立体绒花粘以串珠，他说，“粘花”是点睛之笔，让花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对守艺人而言，能这样默默守护这传承了千年的绒花工艺，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吧。
（摘编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