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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执政能力建设；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5-0026-0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
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
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其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因为这种资源已经成为既定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致否定，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贯彻能力就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政党能否取得执政地位并且保持其执政地位，并不是取决于党的主观愿望，而主要依据公众的支持。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体制中，合法性的取得是通过竞选来实现的，选民的选票是公众对政党支持，是执政合法性的最直观的体现。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取得和形成的，但绝不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完全巩固，可以高枕无忧了，苏东剧变、共产党倒台的历史教训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因此，一个政党无论它的自我评价有多高，组织状况多么完备、严密，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它都不可能上台执政或是保持其执政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统一于实现人民利益之中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原则。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最根本的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总书记也深刻指出“‘三个代表’本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执政为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执政，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利益同样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根源所在。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合法性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的，即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的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然而，这只是从动态过程来进行分析的，并没有说明本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动因，正是这种动因促使人们去相信、认同并且忠诚于某种政治思想、政治模式。实际上这种动因正是利益。各种社会行为的背后是利益，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动因。从政治社会化的本质来看，统治者传递、灌输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推动政治社会化，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同样,被统治者学习、认同某种政治制度，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基础和最基本的出发点。人们之所以认同某种社会制度、政权，就在于它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在现代民主的条件下，执政党的功能和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机联系的中介，它通过利益调节和利益整合机制，把分散的、异质的、多元化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整合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并通过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目标上的同一性，这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只有抓住这一点，合法性才有深厚的基础，执政能力建设才有最根本的保证。
三、从合法性角度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切入点。从合法性角度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从满足群众各种利益的需要入手，根据利益需要的层级性发展性，提高以下几种能力。
1.提高创造利益的能力，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是物质利益从而也是其它利益的来源，是巩固合法性基础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那么它的先进性也就丧失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的。随着我们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党创造利益更主要是以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组织引导群众来实现。因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应该成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方面。
2.提高满足预期利益的能力，通过理论创新及意识形态宣传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由于利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合法性基础是否巩固不仅仅在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需求的满足，还与人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有关。那么预期的潜在利益是如何被人们接受的呢？那就是依靠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让人们看到预期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让人们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意义，就是对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诉求。要从满足人们未来预期利益的高度，理直气壮地加强宣传，要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行动的指南。
3.提高满足政治利益需要的能力，大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首先，要重视政治利益——权利的规范生产和有序分配问题。20世纪中叶，拉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曾出现“社会经济发展却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政治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物质现代化的过程没有注意政治文明的协同发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把政治利益视为决定我们党政治生命的重要利益加以规范生产和有序分配，以此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功能不在于满足人们具体的利益需求，而在于用制度巩固合法性基础。第三，要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逆行。一方面应从党的自身建设入手，通过建立党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对权力分配和使用进行多维牵制或制约，加大降低政治风险方法的研究力度，尽快建立起“风险权力”机制；另一方面，应通过推进政治社会化形成权力社会制约机制，使权力在使用过程中时刻受到社会各种“力”的制约。
4.提高满足公平需要的能力，从多角度、宽范围实现社会的公正。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窘境又呈现出来。在2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年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80年代初期为0.288，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2001年达到了0.459[2]。与此同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陷入每况愈下的困境，农民肩上的各种税费负担却不断增加。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农村的相对份额却越来越小。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提高满足人民公平需要的能力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农村扶贫力度，提高农户“造血功能”；多渠道筹集扶贫资金，确保贫困地区和重点贫困户实现脱困目标。第二，针对下岗职工，积极拓宽再就业资金筹集渠道，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按时发放；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第三，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2。
[2] 《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1日。
（作者单位：中共武威市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5-0026-0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关系作一分析，以期从政治合法性的全新角度得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益的启示。
一、政治合法性是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
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其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因为这种资源已经成为既定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以致否定，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贯彻能力就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政党能否取得执政地位并且保持其执政地位，并不是取决于党的主观愿望，而主要依据公众的支持。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体制中，合法性的取得是通过竞选来实现的，选民的选票是公众对政党支持，是执政合法性的最直观的体现。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取得和形成的，但绝不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完全巩固，可以高枕无忧了，苏东剧变、共产党倒台的历史教训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因此，一个政党无论它的自我评价有多高，组织状况多么完备、严密，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它都不可能上台执政或是保持其执政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合法性统一于实现人民利益之中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原则。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最根本的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总书记也深刻指出“‘三个代表’本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执政为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执政，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利益同样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根源所在。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合法性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的，即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的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然而，这只是从动态过程来进行分析的，并没有说明本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动因，正是这种动因促使人们去相信、认同并且忠诚于某种政治思想、政治模式。实际上这种动因正是利益。各种社会行为的背后是利益，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动因。从政治社会化的本质来看，统治者传递、灌输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推动政治社会化，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同样,被统治者学习、认同某种政治制度，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基础和最基本的出发点。人们之所以认同某种社会制度、政权，就在于它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在现代民主的条件下，执政党的功能和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机联系的中介，它通过利益调节和利益整合机制，把分散的、异质的、多元化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整合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并通过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这就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目标上的同一性，这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只有抓住这一点，合法性才有深厚的基础，执政能力建设才有最根本的保证。
三、从合法性角度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切入点。从合法性角度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从满足群众各种利益的需要入手，根据利益需要的层级性发展性，提高以下几种能力。
1.提高创造利益的能力，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是物质利益从而也是其它利益的来源，是巩固合法性基础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那么它的先进性也就丧失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的。随着我们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党创造利益更主要是以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组织引导群众来实现。因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应该成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方面。
2.提高满足预期利益的能力，通过理论创新及意识形态宣传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由于利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合法性基础是否巩固不仅仅在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需求的满足，还与人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有关。那么预期的潜在利益是如何被人们接受的呢？那就是依靠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让人们看到预期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让人们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意义，就是对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诉求。要从满足人们未来预期利益的高度，理直气壮地加强宣传，要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行动的指南。
3.提高满足政治利益需要的能力，大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首先，要重视政治利益——权利的规范生产和有序分配问题。20世纪中叶，拉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曾出现“社会经济发展却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政治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物质现代化的过程没有注意政治文明的协同发展。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把政治利益视为决定我们党政治生命的重要利益加以规范生产和有序分配，以此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功能不在于满足人们具体的利益需求，而在于用制度巩固合法性基础。第三，要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逆行。一方面应从党的自身建设入手，通过建立党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对权力分配和使用进行多维牵制或制约，加大降低政治风险方法的研究力度，尽快建立起“风险权力”机制；另一方面，应通过推进政治社会化形成权力社会制约机制，使权力在使用过程中时刻受到社会各种“力”的制约。
4.提高满足公平需要的能力，从多角度、宽范围实现社会的公正。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窘境又呈现出来。在2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年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80年代初期为0.288，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2001年达到了0.459[2]。与此同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陷入每况愈下的困境，农民肩上的各种税费负担却不断增加。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农村的相对份额却越来越小。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提高满足人民公平需要的能力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农村扶贫力度，提高农户“造血功能”；多渠道筹集扶贫资金，确保贫困地区和重点贫困户实现脱困目标。第二，针对下岗职工，积极拓宽再就业资金筹集渠道，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按时发放；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第三，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2。
[2] 《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1日。
（作者单位：中共武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