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

喜欢用大白话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20世纪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20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强调干部年轻化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著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
　　“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高志凯说。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摘自 《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