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弋阳腔的发展与乐平戏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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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2012年度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赣剧与乐平古戏台建筑艺术”研究成果(课题编号:YG2012108)
  摘要:戏台的建设规模与戏曲的繁荣发展之间关系密切,通过调查统计明清乐平戏台的数量,以及在不同时期内的分布情况,对照明清弋阳腔的发展态势,分析弋阳腔的发展与乐平戏台建设状况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
  关键词:明清时期;弋阳腔;乐平戏台
  0引言
  乐平地处赣东北,在中国的古戏台之乡中,素有“北临汾南乐平”之说,这里戏曲人文环境优越,近邻弋阳县是明代弋阳腔的故乡,周边地区戏曲文化名人辈出,如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昆腔形成发展的核心人物魏良辅等。在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的浸染下,乐平乡民有观戏的爱好,明清之际,这里多种声腔竞流,尤以弋阳腔影响最为深远。因此,我们结合明清弋阳腔的发展史来观照乐平戏台的建设情况,分析两者间的联系或影响关系。具体做法是:首先统计乐平戏台在明清不同时期的数量分布情况;其次,分析整理弋阳腔,包括其他地方声腔剧种的发展状况;然后对比观察弋腔发展历史在戏台数据的动态变化上能否体现,分析戏曲的繁荣与低潮与戏台建设之间的关联或影响。
  1明清乐平境内戏台建设情况
  通过考察调研乐平19个乡镇,结合市文化馆文物普查的部分资料①,我们统计出目前乐平境内明清时期的戏台数量是79座,其中能基本確定始建年代的戏台53座②左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统计的数据中包括还已坍塌的戏台、经多次修复改变原貌的戏台,以及已贩卖的戏台,因为本次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精确存世戏台的数量,而是通过对戏台始建年代以及数量的统计,来研究戏台建设态势与戏曲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戏曲艺术对戏台文化的影响及其程度的问题。
  除了乐平全境戏台年代及数量分布的整体情况外,我们另抽选了两个在戏台建设的时间上相对连续、且戏台保护较好的乡镇作为个体抽样,目的是观察三组数据曲线的吻合度情况,从而判断乐平戏台年代数据分布统计是否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这三组明清戏台的时间区域及数量分布情况如下图(图1)所示:
  图1乐平全境、两乡镇戏台(年代/数量)曲线
  观察涌山镇与双田镇的戏台年代数据分布曲线中,由于双田镇没有明末清初的戏台留存(这种情况在乐平其他乡镇中具有普遍性),而涌山清末的戏台数量少(这种情况在乐平其他乡镇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导致两曲线首端与尾端走势高低稍有不同,除此之外两条曲线高度吻合。
  紧接着通过观察乐平戏台的年代数据分布曲线与两个乡镇的戏台年代数据分布曲线,可以看出三者全局走势基本趋同,特别在每个高峰期都保持十分明显地一致性。综合以上,我们认为乐平戏台的整体年代数据分布能够反映明清乐平戏台建设史的客观情况。于是,下一阶段我们以乐平戏台的整体年代数据分布柱状图为对象,分析明清乐平境内戏台建设的具体情况。从图2中我们观察到四个阶段的变化:
  图2乐平全境戏台(年代/数量)柱状图
  首先是明末清初阶段,虽然距今最为久远,但经过历史地大浪淘沙仍能有幸留存下数座古戏台,一定程度上说明明代也可能存在过不容小觑地戏台建设规模;第二是康雍乾阶段,戏台的数量持续增加,至乾隆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第三,嘉庆到同治年间,戏台数量整体锐减,只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区域微弱徘徊;第四,清末光宣时期,戏台兴建热情高涨,数量出现明显增多情况。
  2影响和判断剧种发展状况的诸因素
  影响声腔剧种发展状况的因素很多,比如自身的条件,外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大环境因素,市民生活的时代状况以及戏曲本身的演出、流传等,除此之外,帝王的好尚和京城的风向都对其发展局面也有重要影响,并且可以看作判断某一声腔剧种发展走向的重要标杆。
  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帝王的价值观和兴趣审美历来对事物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地影响和导向作用。同样的,皇帝对戏曲的态度和取向,对王公贵胄的喜好,对京城乃至全国的戏坛风向都有一定的引领或助推作用。
  另外,北京是明清两朝帝都,是明清时期无可非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戏曲作为一种具有教化功能的事物,其兴衰与文化的繁荣休戚相关,同时,戏曲的娱乐性又使其成为繁荣都市、点缀市民生活的不可少的项目。优越的戏曲发展环境,使北京成为伶工子弟争赴之所,各地戏曲角逐之场,可以说,京城的戏曲动向,代表了当时中国戏曲界的主要动向。
  3明清弋阳腔的发展态势
  明清时期,弋阳腔的发展历程有高潮也有低谷,鼎盛期不乏留名戏曲史的辉煌战绩,盛极而衰之时,也遭遇过几欲绝响的窘境。总体而言,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3.1明末清初——稳定发展阶段
  明朝统治者很早就注意到戏曲具有宣扬礼教,淳化民情的社会功利价值,于是,戏曲也受到了皇权贵族的重视。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中,数弋阳腔发展最为迅速,流播地域最广。嘉靖年间,弋阳腔传入北京,至万历年间,开始盛行,皇宫内苑、茶肆酒楼皆有演出市场。弋腔还与当地语言、当地音乐结合,逐渐衍变成为“京腔”。
  清初伊始,顺治帝对汉族传统文化艺术持基本肯定和认同态度,对戏剧文学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加上承接着明代末年的一般观众的趋尚,弋腔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 震钧《天咫偶闻》云:“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由此可知,清初即盛行弋阳腔(又称高腔),而日常生活中,弋腔甚至被用于士大夫的饯筵,这在明代万历间也属不敬,由此推测弋腔在清初的发展甚至略胜从前。
  3.2康雍乾时期——稳中有升的发展阶段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的盛世,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工商业逐渐发达,社会形势逐步恢复稳定。三位清帝精通汉文化,喜爱戏曲艺术,对弋阳腔持不同程度的规范和扶持的态度。
  康熙帝时,弋腔被提升到和昆曲比肩的御用声腔地位,作为“承应”内廷演戏的腔调,这一内廷演戏惯例一直延续到清末。乾隆帝时,清政府还颁发了禁止秦腔演出的谕令,以行政方式封杀秦腔剧种演出,维护昆曲、京腔的正统地位。此阶段,在朝廷扶持的外力作用的下,弋腔逐渐称雄剧坛,京腔取代了昆曲在京师戏坛的领袖地位,乾隆初期一时出现“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的空前盛况,弋阳腔达到自身发展的最高峰。
  3.3嘉庆至宣统时期——渐近式微的发展阶段
  嘉庆即位时,清朝国运已由盛而衰。从嘉庆到清末,国家政治上内忧外患,外有西方列强觊觎侵略,内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危机重重,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
  皇宫内廷的演戏活动中,按旧例承应宴戏、开团场戏时也有弋腔的演出,弋腔的戏份虽然减少许多,但在内廷戏台上仍有一席之地。但京城戏坛的京腔自乾隆时期秦腔入都便呈衰象,以后的发展每况愈下。道光年间,乱弹开始盛行于京城,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市民百姓的一致欢迎,人们在戏院看到弋腔的演出时会有离座而去的举动。光绪中后期,弋腔在民间几乎没人看,也没人演了,直至清亡前夕,京腔在北京城幾乎全然消失。
  4明清弋阳腔的发展脉络与乐平戏台建设情况联系比较
  联系明清弋阳腔的发展情况,来对比乐平境内明清戏台的年代和数量的变化,我们看到,明末清初至清乾隆年间弋阳腔平稳上升,勇攀高峰的阶段,恰好与乐平戏台建设规模直线上升,并达到第一个高潮相对应,清中期以后弋阳腔渐近式微的境况与乐平境内此阶段锐减的戏台数量又相互对应,惟有清末期,弋腔处境艰难之时,戏台数量却出现了第二个高峰。究其原因,大约是清末距今年代较近,戏台保存下来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弋阳腔在本地仍有市场,而乱弹盛行中国,乡民对很多其他地方戏也并不排斥,从而引发戏台建设的又一高潮。
  经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明清弋阳腔发展态势与乐平戏台建设规模的对比研究中,弋腔发展态势与乐平戏台建设节奏基本趋同;弋腔和明清地方声腔剧种的发展勃兴,特别是弋腔发展的高潮,对乐平戏台的建设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注释:①感谢乐平文化馆余庆民提供的戏台信息资料。
  ②调查戏台始建年代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宗谱中查知;二是建筑梁架上的文墨记载。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线索缺失,至今仍有约占总数35%~40%的明清戏台难以确定其建筑年代。考虑到戏台建筑高峰期留下的戏台线索较多,能确定年代的数量相对大,戏台建造低迷期留下的戏台线索相对较少,能确定年代的数量也相对少,因此,对戏台建造(年代/数量)的纵向整体状况影响不大,本次数据统计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 苏子裕.弋阳腔发展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3] 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杨玲,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讲师,研究方向:传统建筑景观及理论,公共环境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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