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杨湘洪事件，尽管温州方面严格的封口令制造了重重迷雾，但有证据显示，杨出走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胜利大逃亡”。说实话，杨湘洪事件已构成了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侵害，因为杨的胜利出逃，不仅直接伤害到其治下的公民，而且还公然戏弄了党纪国法，牵涉到整个社会及成员的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
　　有道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可顺利逃亡的杨湘洪，绝非少数成功逃脱的涉贪官员之一。近年来，到底有多少涉贪的党政官员席卷巨款从容而逃？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我们用于防范贪官外逃的这个“牢”呢，何时又有人认认真真考虑过“补牢”之具体方案？更别说着手实质性的“补牢”动作了。于是乎，涉贪官员拥有着一处太过优越的外逃环境，以至于等风声趋紧时才考虑脱身外逃都为时未晚。杨湘洪不就是在组织约谈半年之后，才利用其带团出国的机会从容出逃的吗？
　　反贪制度之漏洞洞开，使得所有外逃贪官几乎都在按照相同版式之外逃路线图完成其出逃行动，比如先行转移资产和亲属、再谋得自身之出国机会等。假若我们在制度上及早搞出些有针对性的“补牢”举措，比如建立起严格而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以及对官员及其子女出国的审查审批制度等，许多类似杨湘洪这样的涉案官员，根本就没有机会外逃。2001年的一组不完全统计的官方数字为：“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可将近8年过去，数以千计的“官”出逃之后，仍不见任何实质性的“补牢”动作，又是为何呢？无独有偶，日前《新安晚报》的一篇报道，再次为该现象增添了全新的注脚：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晓明获刑入狱，职务被罢免了半年，竟然每月仍在按时“拿”工资，直到被记者捅到媒体，相关部门才承认“误发”。试想，东窗事发的贪官若没“共犯”相助，能安享如此幸福生活吗？
　　所以说，眼瞅着涉贪官员一个个鱼贯而逃，可面对明显的出逃漏洞，有关部门应有积极“补牢”的实质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