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我来到江西采访李豆罗，他是原南昌市市长。白天，他开着电动车，带我到工地巡逻。晚上，我陪他在林间小路散步、聊天。从他的家庭出身讲到官场，从他的过去讲到当下。对所有问题，包括他的两任妻子（前妻病故）、儿女的工作和生活等话题，他都没有回避。坦诚得让发问者都有点不好意思。
　　和他聊完以后，我开始对自己过去的一些认知进行纠偏。
　　先从李豆罗的经历说起吧—
　　李豆罗，1946年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那時，他家算得上是村里最穷的了。他连结婚的礼金，都需要丈母娘平分。即便如此，省吃俭用了好几年，他仍没能凑够那一半的礼金，后来是岳母帮出的。
　　李豆罗人很矮，1.6米左右。普通话夹着浓厚的进贤口音，别人笑他的普通话是“塑料做成的”—因为真正的普通话，应该是钢铁做成的。他的夫人也笑着和我说，“他的普通话那么差，还能当市长？”
　　没错，李豆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他就能从一个农民做到了生产队干部，再做到了后来的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人大主任等职务。
　　
　　李豆罗和我讲他的成长经历：当年，率先提拔他的，是一位军人出身的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那时李豆罗只是大队的一个民兵营长。一天，公社书记见李豆罗正在操场练兵，就问旁人：“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为什么不让他做大队书记？”。
　　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公社书记直接钦定他做大队书记。
　　至于早前的大队书记如何安置？公社书记直接安排他到公社当畜牧站的站长，这相当于一个村官一步跨入了体制内领财政工资了。可见，当时的公社书记权力很大。
　　后来，李豆罗的实干和上级的“果断关照”，让他在34岁那年，就做到了进贤县的县委书记。
　　同样的手法，李豆罗提拔了他儿时的伙伴，担任进贤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在什么都是计划的年代里，这个职位的权力比副县长的权力还要大;李豆罗还提拔他的中学副校长，做县人大副主任;李豆罗也将曾批评和提醒他的下属，从公社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提拔到公社副书记……李豆罗谈起这些，毫不隐晦，而且很坦然。
　　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乱。但在那个年代，官场就是这么干，干部非常强势。当年，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可以直接提拔一个副县长。当时的人，也从不忌讳或在乎“谁提拔了谁”、“谁是谁的人”。因为提拔者和被提拔者之间，关系其实很简单。而获得提拔的人，无论能力还是群众基础，也是可圈可点。
　　那个时候当个领导绝对是说一不二的，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但结果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再看看这些年，我们为干部选拔出了多少规定，禁止干部违反这规定、那要求的，也是出了一茬又一茬，还有通过干部交流等来预防“近亲繁殖”的工作“创新”，更是亮点不断。规定出来不少，但是腐败分子依然层出不穷，且来势凶猛。
　　如果我们信奉“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人不可信，那么一切都要靠制度。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是法律不够严格吗？是制度存在漏洞吗？和过去相比，显然不是。那是什么呢？
　　人还是那些人，官还是那些官。如果一个人没了是非，没了敬畏，就算神仙也救不了的。
　　李豆罗或许还有许多我没看到的毛病，但这不影响我看到眼前这样一个人活生生的存在。像他这样出身贫寒的干部，现在说起来即便不像童话，也绝对称得上传奇。现在也有34岁就当县委书记的人物。但人们在看到这类新闻时，已习惯了先到网上搜索这个人的父母、岳父、岳母以及他的老婆等亲友圈了。
　　这是个人，也是这个时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