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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毋庸置疑，异化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更是跃升为一种主导的批判话语，具有理论总纲的性质。实际上，马克思最初有关分工的论述也都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分工思想初始论域。总体上看，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时发现了分工；另一件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分工；初始论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63-06
毋庸置疑，异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而在对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其异化理论的评价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总体上看，国内外围绕异化而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是被马克思后来抛弃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异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概念。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争论呢？到底应该如何科学评价异化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呢？
让我们先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吧！事实上，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而且，马克思的确在后来的诸多文本中较少甚至不再使用异化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公认的学术事实，不容否认。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完全抛弃了异化概念特别是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对异化思想及其实质的全面把握的意义上，西方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家都深刻地指认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麦克莱伦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原发性思想“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引者注）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也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史观，他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历史学优越。”而且，他进一步指认，只有抓住并理解了历史的这一特性，只有对历史的这一度的把握，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异化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更是成为主导的理论话语，具有理论总纲的性质。实际上，马克思最初有关分工的论述也都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初始论域。总体上看，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时发现了分工；另一件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
一、异化劳动的根源与分工的发现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自我实现要通过劳动的现实化来完成。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劳动的对象化就是通过劳动产品这一现实的、同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来完成的。可以说，劳动就是通过对象化实现自身的，也正是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中，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得以展现和确证。但事与愿违：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或被对象奴役，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
如果说劳动的对象化本身包含着异化的可能性，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异化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关键是劳动本身异化了。对此马克思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人的活动“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通过对异化这一经济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详细阐发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从而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立刻得到阐明。原因就在于异化深深地切中了人的生存根基，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正因如此，异化劳动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的、中心的活动，应该是“自觉自由的活动”，用赛耶斯的话说，劳动应该“至少潜在地是一种令人满足的、自由的活动”。因此，劳动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和人性的充分表达。实际上，从对劳动的极端蔑视到对劳动的格外推崇，劳动的身份转变与地位跃升已然成为近代以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理论事件。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这样写道：“劳动从社会中最低下、最为人看不起的位置一下子上升为一种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这种变化是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来源后开始的。当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马克思的‘劳动体系观’——劳动成了一切生产力的源泉，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使劳动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情形更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劳动已经荣升为表现生命、表达人性的自由活动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劳动却表现为异化劳动。因而，劳动的一切发展似乎都仅仅具有相反的意义。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不仅“只是把他的生命表现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是何等悖谬、何等悲惨的处境呀！马克思曾转引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话说：“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于是就产生了同比增长的对立双方：一方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资料的精致化，一方却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于是，人所应有的人的感觉、人的需要消失不见了，表现在工人身上，就是感觉、需要的物化、非人化。马克思指出：“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最次的一种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实际上，异化劳动还以强制劳动、机器劳动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其摧残、戕害生命。盘剥、褫夺人性的一面。如果说自觉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的过度的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恩格斯接着反问道：“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而随着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劳动也越来越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因而，机器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而且，如同西西弗斯身上的巨石一般，机器劳动的重压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这是永无止境的苦役，更是无法摆脱的命运。
行文至此，我们仅仅对异化劳动及其表现做了大致的描述，这似乎足以让我们对异化劳动“痛心疾首”，进而“全盘否定”了。可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异化劳动呢？在《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把人类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现在就让我们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发展逻辑给予一番解析吧！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实质上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一个已经物化在使用价值中，一个正处在这种物化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一个是现在劳动；一个是死劳动，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物化的，一个是现在正在物化的。”而且，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抗也十分明显，马克思说：“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实际上，资本作为死劳动支配、吮吸工人的活劳动，已经内在地包含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了。和以前的一切生产形式不同，这个形式的独特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人为物役日益升级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工人劳动的‘社会的东西’等等，不仅‘在想象中’，而且‘在实际上’，不仅作为异己的东西，而且作为敌对和对立的东西，作为物化和人格化于资本中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实际上，不仅是工人，而且资本家都毫无例外或直接或间接地受自己的生产物的奴役，最终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完全否定异化，相反，他将异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换句话说，“异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而且相对于它所替代的社会关系来说也是进步的。这也就是说，虽然听起来好象自相矛盾甚至荒谬，但是，必须把异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成就：它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它的对立面”。赛耶斯进一步分析指出：“无论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没有把异化和不谐和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纯粹消极的状态。他们都把这种境界或状态看作是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只有在它之中并通过它才能获得发展。”哈贝马斯曾以“异化”问题为例揭示出：马克思不同于一般的本体论者，“最贴近身边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在本体论者的笔下成了最遥远的、阴森可怕的东西”，因而当本体论者从抽象的人的本质概念出发时，马克思却以异化作为他剖析现实社会的依据和出发点：当本体论者将异化仅仅看作一种“真正的结构变化”时，马克思则已经将异化理解为“实践兴趣的动因，理解为解放热情的动力和为解放热情进行的辩护”。将异化与“实践兴趣”、“解放热情”联系起来考察。这本身表明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以异化的扬弃为旨归的，而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实践，正如资本不仅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也会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条件一样，因此，源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异化必将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中被最终克服。赛耶斯正确地指出：“异化的克服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动力：一个可以在历史中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对于马克思正如对于黑格尔，异化既是本体论的也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问题是，异化劳动何以历史地生成？其根源何在？尽管在马克思看来，除了用提出新问题的办法以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决老问题。但严格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还仅仅是提出问题，而且对于问题的解答还没有走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循环论证的“圆圈”和“迷宫”：如果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那么私有财产又是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和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的活动不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让渡给了资本，在这里，工人的活动就是劳动，准确地说，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接着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较之私有财产更为根本，因为谈论异化劳动就是在谈论人的活动、人的发展问题，因而追问并探索异化劳动的社会根源的理论过程并没有停止过。人在其历史活动中，究竟何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们的关系为什么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人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为什么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正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手稿》结尾部分注意到了“分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隐约意识到从分工出发就能找到异化劳动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将异化的根源与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考察，这一由马克思开启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沙夫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与其唯心主义先驱者不同，不是从精神领域而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引申出异化的，把它同劳动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达维多夫进一步指出：较之《形态》中对分工的一般性说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分工制度实现人的力量和能力全面异化的机制”。当代著名思想家吉登斯更是将分工视为自我异化的条件，他指出：“资本主义大大推动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自然因人类的技术和科学活动而日益‘人性化’了——但是这是以自我异化的剧增为代价的，而自我异化又以社会分工的扩大为条件。”
二、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分工的本质
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追问和探究异化劳动及其根源的过程中，发现了“分工”的话，那么，他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深刻地揭示了分工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手稿》开篇就声明的那样，“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何谓分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固然。分工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国民经济学的用语”罢了，但是马克思却正是借助于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用语”而深刻地洞悉到国民经济学家没有察觉的蕴藏在“分工”概念背后的深层意蕴。实际上，分工之所以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原因就在于：“分工”与马克思百思不得其解的异化劳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分工内在地牵连并指涉着人的生命、人的活动，又外在地展现并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和现实生存境况，一句话，分工就是人的生命或圆融或残缺、人的活动或全面或片面的风向标和外在表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分工正是人的劳动即“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很显然，马克思是将分工与劳动联系起来考察的。如果说劳动是人的自觉自愿的活动与人的本质力量，那么，分工就意味着人的活动的外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从劳动出发来考察分工的本质。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回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分工何以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又何以以消灭私有财产为旨归。实质上，对于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不同看法构成了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在分工问题上的一道分水岭。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但是，“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问题是，国民经济学家仅仅看到了分工在财富生产中的有用性，因而只能从资产阶级的狭隘视界出发对分工进行纯粹手段化、工具化的理解，且不遗余力地为私有财产进行辩护。如此一来，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内在矛盾势必都会被掩盖起来。事实上，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含混性与矛盾性，国民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弱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认为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且，他赞同恩格斯把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做法，正如路德把人本身视为宗教的规定一样，斯密把人本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规定。但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正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对于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的这个论断马克思则愿意替他们证明：实际上，在分工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命题中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将分工与劳动、私有财产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且还将分工与人的生命、人的生存问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因此，与其说是在探讨分工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在追问人的生命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真实意蕴。从上述马克思所揭示的“双重证明”中可以看出：分工和私有财产都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历史性的存在物。如果说人的生命曾经经历过一个需要通过分工、私有财产来确证自身的必经阶段，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与私有财产已经从人的生命的支持者变异为人的生命的褫夺者、从人的生存的手段篡夺为人的生存的目的，因此，随着其角色的本质性变更与其职能的根本性颠倒，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分工才能重新获得并实现人所应有的生命状态。对于这一切变化，国民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知道，也不敢正视，生怕一触及这些问题就暴露出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破绽”。
虽然国民经济学家不愿“自揭伤疤”。但马克思的批判之刃却锋芒必至、绝不“手下留情”。马克思批判道：“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而对于囿于私有制狭隘视界、作为私有制代言人的国民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又怎能愿意“自爆家丑”呢？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在此，国民经济学明目张胆地主张褫夺人的一切需要、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的“科学本性”暴露无遗。诚然，国民经济学家会把从你的人性中夺取的一切，全用货币补偿给你，表面上看，货币是一种“失”后之“得”，但实质上货币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成为一种变本加厉、全面彻底的“失”。对此，马克思做了精彩的描述：“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后来，在《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货币异化作了进一步描述。他指出：由于“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对于个人而言，货币本身“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南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个性毫不相干”。 为了进一步剖析并揭示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非科学性”及其内在悖论，在《手稿》中，马克思摘录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穆勒等诸多国民经济学家有关分工的大量论述，并对国民经济学做了长时间的冷静钻研。“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在对国民经济学已有历史资料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名为“分工”这样一个片段的最后部分指出：“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科学”做法从根本上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层对立，也回避了资本主义现实中分工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二重性矛盾。对此，马克思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国民经济学理论上的片面性与其研究方法上的抽象性是不可分割的。南于国民经济学家仅仅从假定和虚构出发，因而他们对于分工的论述难免空洞、无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围民经济学将需要且应当阐明的问题假定为事实，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家立论之前提都是需要说明的前提，而他们则把这些前提视为自然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例如私有财产。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为了避免并从根本上克服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出发点上的抽象和虚妄做法，从而准确地揭示出分工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严正声明：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因而，国民经济学家们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讲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与之相反，马克思主张“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具体而言，就是要有以当前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为出发点，唯此才能深刻地揭示出分工的本质所在。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这一最大且最具说服力的经济事实。马克思明确揭示出：“分工的本质”就是“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
很显然，马克思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和整体视域中看待并规定“分工的本质”的，但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似乎已经向我们指明了如何去考察分工的科学方法论。他将分工与人的生命、人的活动结合起来，并主张从经济事实、社会现实出发来理解分工，这既为马克思后来对分工进一步展开论述敞开了新的理论地平。同时为我们考察分工的逻辑理路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线索。
作者简介：王虎学，男，1981年生，甘肃庆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万资姿，女，1980年生，湖南湘潭人，哲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 胡静）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分工；初始论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63-06
毋庸置疑，异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而在对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其异化理论的评价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总体上看，国内外围绕异化而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是被马克思后来抛弃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异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概念。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争论呢？到底应该如何科学评价异化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呢？
让我们先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吧！事实上，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而且，马克思的确在后来的诸多文本中较少甚至不再使用异化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公认的学术事实，不容否认。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完全抛弃了异化概念特别是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对异化思想及其实质的全面把握的意义上，西方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家都深刻地指认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麦克莱伦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原发性思想“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引者注）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也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史观，他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历史学优越。”而且，他进一步指认，只有抓住并理解了历史的这一特性，只有对历史的这一度的把握，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异化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更是成为主导的理论话语，具有理论总纲的性质。实际上，马克思最初有关分工的论述也都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初始论域。总体上看，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时发现了分工；另一件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
一、异化劳动的根源与分工的发现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自我实现要通过劳动的现实化来完成。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劳动的对象化就是通过劳动产品这一现实的、同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来完成的。可以说，劳动就是通过对象化实现自身的，也正是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中，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得以展现和确证。但事与愿违：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或被对象奴役，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
如果说劳动的对象化本身包含着异化的可能性，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异化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关键是劳动本身异化了。对此马克思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人的活动“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通过对异化这一经济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详细阐发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从而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立刻得到阐明。原因就在于异化深深地切中了人的生存根基，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正因如此，异化劳动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的、中心的活动，应该是“自觉自由的活动”，用赛耶斯的话说，劳动应该“至少潜在地是一种令人满足的、自由的活动”。因此，劳动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和人性的充分表达。实际上，从对劳动的极端蔑视到对劳动的格外推崇，劳动的身份转变与地位跃升已然成为近代以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理论事件。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这样写道：“劳动从社会中最低下、最为人看不起的位置一下子上升为一种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这种变化是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来源后开始的。当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当马克思的‘劳动体系观’——劳动成了一切生产力的源泉，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使劳动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情形更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劳动已经荣升为表现生命、表达人性的自由活动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劳动却表现为异化劳动。因而，劳动的一切发展似乎都仅仅具有相反的意义。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不仅“只是把他的生命表现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是何等悖谬、何等悲惨的处境呀！马克思曾转引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话说：“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于是就产生了同比增长的对立双方：一方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资料的精致化，一方却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于是，人所应有的人的感觉、人的需要消失不见了，表现在工人身上，就是感觉、需要的物化、非人化。马克思指出：“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最次的一种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实际上，异化劳动还以强制劳动、机器劳动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其摧残、戕害生命。盘剥、褫夺人性的一面。如果说自觉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的过度的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恩格斯接着反问道：“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而随着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劳动也越来越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因而，机器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而且，如同西西弗斯身上的巨石一般，机器劳动的重压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这是永无止境的苦役，更是无法摆脱的命运。
行文至此，我们仅仅对异化劳动及其表现做了大致的描述，这似乎足以让我们对异化劳动“痛心疾首”，进而“全盘否定”了。可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异化劳动呢？在《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把人类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现在就让我们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发展逻辑给予一番解析吧！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实质上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一个已经物化在使用价值中，一个正处在这种物化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一个是现在劳动；一个是死劳动，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物化的，一个是现在正在物化的。”而且，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抗也十分明显，马克思说：“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实际上，资本作为死劳动支配、吮吸工人的活劳动，已经内在地包含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了。和以前的一切生产形式不同，这个形式的独特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人为物役日益升级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工人劳动的‘社会的东西’等等，不仅‘在想象中’，而且‘在实际上’，不仅作为异己的东西，而且作为敌对和对立的东西，作为物化和人格化于资本中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实际上，不仅是工人，而且资本家都毫无例外或直接或间接地受自己的生产物的奴役，最终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完全否定异化，相反，他将异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换句话说，“异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而且相对于它所替代的社会关系来说也是进步的。这也就是说，虽然听起来好象自相矛盾甚至荒谬，但是，必须把异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成就：它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它的对立面”。赛耶斯进一步分析指出：“无论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没有把异化和不谐和的状态看作是一种纯粹消极的状态。他们都把这种境界或状态看作是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只有在它之中并通过它才能获得发展。”哈贝马斯曾以“异化”问题为例揭示出：马克思不同于一般的本体论者，“最贴近身边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在本体论者的笔下成了最遥远的、阴森可怕的东西”，因而当本体论者从抽象的人的本质概念出发时，马克思却以异化作为他剖析现实社会的依据和出发点：当本体论者将异化仅仅看作一种“真正的结构变化”时，马克思则已经将异化理解为“实践兴趣的动因，理解为解放热情的动力和为解放热情进行的辩护”。将异化与“实践兴趣”、“解放热情”联系起来考察。这本身表明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以异化的扬弃为旨归的，而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实践，正如资本不仅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也会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条件一样，因此，源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异化必将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中被最终克服。赛耶斯正确地指出：“异化的克服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动力：一个可以在历史中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对于马克思正如对于黑格尔，异化既是本体论的也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问题是，异化劳动何以历史地生成？其根源何在？尽管在马克思看来，除了用提出新问题的办法以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决老问题。但严格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还仅仅是提出问题，而且对于问题的解答还没有走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循环论证的“圆圈”和“迷宫”：如果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那么私有财产又是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和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的活动不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让渡给了资本，在这里，工人的活动就是劳动，准确地说，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接着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较之私有财产更为根本，因为谈论异化劳动就是在谈论人的活动、人的发展问题，因而追问并探索异化劳动的社会根源的理论过程并没有停止过。人在其历史活动中，究竟何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们的关系为什么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人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为什么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正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手稿》结尾部分注意到了“分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隐约意识到从分工出发就能找到异化劳动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将异化的根源与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考察，这一由马克思开启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沙夫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与其唯心主义先驱者不同，不是从精神领域而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引申出异化的，把它同劳动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达维多夫进一步指出：较之《形态》中对分工的一般性说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分工制度实现人的力量和能力全面异化的机制”。当代著名思想家吉登斯更是将分工视为自我异化的条件，他指出：“资本主义大大推动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自然因人类的技术和科学活动而日益‘人性化’了——但是这是以自我异化的剧增为代价的，而自我异化又以社会分工的扩大为条件。”
二、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分工的本质
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追问和探究异化劳动及其根源的过程中，发现了“分工”的话，那么，他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深刻地揭示了分工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手稿》开篇就声明的那样，“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何谓分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固然。分工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国民经济学的用语”罢了，但是马克思却正是借助于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用语”而深刻地洞悉到国民经济学家没有察觉的蕴藏在“分工”概念背后的深层意蕴。实际上，分工之所以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原因就在于：“分工”与马克思百思不得其解的异化劳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分工内在地牵连并指涉着人的生命、人的活动，又外在地展现并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和现实生存境况，一句话，分工就是人的生命或圆融或残缺、人的活动或全面或片面的风向标和外在表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分工正是人的劳动即“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很显然，马克思是将分工与劳动联系起来考察的。如果说劳动是人的自觉自愿的活动与人的本质力量，那么，分工就意味着人的活动的外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从劳动出发来考察分工的本质。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回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分工何以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又何以以消灭私有财产为旨归。实质上，对于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不同看法构成了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在分工问题上的一道分水岭。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但是，“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问题是，国民经济学家仅仅看到了分工在财富生产中的有用性，因而只能从资产阶级的狭隘视界出发对分工进行纯粹手段化、工具化的理解，且不遗余力地为私有财产进行辩护。如此一来，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内在矛盾势必都会被掩盖起来。事实上，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含混性与矛盾性，国民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弱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认为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且，他赞同恩格斯把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做法，正如路德把人本身视为宗教的规定一样，斯密把人本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规定。但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正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对于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的这个论断马克思则愿意替他们证明：实际上，在分工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命题中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将分工与劳动、私有财产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且还将分工与人的生命、人的生存问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因此，与其说是在探讨分工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在追问人的生命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真实意蕴。从上述马克思所揭示的“双重证明”中可以看出：分工和私有财产都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历史性的存在物。如果说人的生命曾经经历过一个需要通过分工、私有财产来确证自身的必经阶段，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与私有财产已经从人的生命的支持者变异为人的生命的褫夺者、从人的生存的手段篡夺为人的生存的目的，因此，随着其角色的本质性变更与其职能的根本性颠倒，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分工才能重新获得并实现人所应有的生命状态。对于这一切变化，国民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知道，也不敢正视，生怕一触及这些问题就暴露出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破绽”。
虽然国民经济学家不愿“自揭伤疤”。但马克思的批判之刃却锋芒必至、绝不“手下留情”。马克思批判道：“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而对于囿于私有制狭隘视界、作为私有制代言人的国民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又怎能愿意“自爆家丑”呢？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在此，国民经济学明目张胆地主张褫夺人的一切需要、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的“科学本性”暴露无遗。诚然，国民经济学家会把从你的人性中夺取的一切，全用货币补偿给你，表面上看，货币是一种“失”后之“得”，但实质上货币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成为一种变本加厉、全面彻底的“失”。对此，马克思做了精彩的描述：“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后来，在《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货币异化作了进一步描述。他指出：由于“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对于个人而言，货币本身“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南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个性毫不相干”。 为了进一步剖析并揭示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非科学性”及其内在悖论，在《手稿》中，马克思摘录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穆勒等诸多国民经济学家有关分工的大量论述，并对国民经济学做了长时间的冷静钻研。“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在对国民经济学已有历史资料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名为“分工”这样一个片段的最后部分指出：“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科学”做法从根本上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层对立，也回避了资本主义现实中分工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二重性矛盾。对此，马克思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国民经济学理论上的片面性与其研究方法上的抽象性是不可分割的。南于国民经济学家仅仅从假定和虚构出发，因而他们对于分工的论述难免空洞、无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围民经济学将需要且应当阐明的问题假定为事实，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家立论之前提都是需要说明的前提，而他们则把这些前提视为自然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例如私有财产。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为了避免并从根本上克服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出发点上的抽象和虚妄做法，从而准确地揭示出分工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严正声明：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因而，国民经济学家们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讲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与之相反，马克思主张“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具体而言，就是要有以当前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为出发点，唯此才能深刻地揭示出分工的本质所在。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这一最大且最具说服力的经济事实。马克思明确揭示出：“分工的本质”就是“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
很显然，马克思是在异化这一总体框架和整体视域中看待并规定“分工的本质”的，但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似乎已经向我们指明了如何去考察分工的科学方法论。他将分工与人的生命、人的活动结合起来，并主张从经济事实、社会现实出发来理解分工，这既为马克思后来对分工进一步展开论述敞开了新的理论地平。同时为我们考察分工的逻辑理路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线索。
作者简介：王虎学，男，1981年生，甘肃庆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万资姿，女，1980年生，湖南湘潭人，哲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