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幅源自生活照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是毛泽东戴着八角帽、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这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幅生活照。
　　郑景康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从香港请回的艺术家之一，曾经拍摄过《兄妹开荒》及南泥湾大生产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延安时他和吴印威、徐肖冰经常为毛泽东、周恩来拍照。
　　
　　第二幅源自合影
　　
　　1951-1952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标准像，也就是现今人民币100元正面的毛泽东照片，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拍摄的。
　　1950年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各种国事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还配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毛泽东还是在陕北戴八角帽的那幅照片，而斯大林却是身着威武华丽大元帅服的标准像，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反差十分强烈。时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同志，深感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适合。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毛泽东拍摄一幅正式的标准像。此事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新闻摄影局专门组成了以陈正青为领导的摄影小组。
　　由于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夜以继日忙于国事，加之当时拍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又无暇专门拿出时间去指定的地点拍照。于是，萨空了与新闻摄影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毛泽东大量的国事活动的新闻照片中，寻找出适用于制作标准画像的照片。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终于找到了一幅陈正青拍的毛泽东在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合影的照片。
　　合影原照有了，但如何制作成标准像呢?新闻摄影局将此项任务交给了新闻摄影研究室的青年技师陈石林。陈石林把合影中毛泽东的影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张剪裁下来，放大成12英寸的照片，在放大时他选用了多种技法，制作了10多张不同反差的12英寸的照片，再从中选出一张。
　　照片做成后经萨空了的认可，又送交胡乔木审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表示满意，并在1950年国庆节时经过画家放大绘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三幅也是合影
　　
　　1951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这任务，又落在陈石林的肩上，他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照。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并于1952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四幅专门拍摄
　　
　　1959年9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幅反映毛泽东风采的标准像。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他们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拍摄了第四幅毛泽东的标准像。这幅照片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张贴着这幅照片，其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任何印刷品都无法相比的。
　　
　　最后一幅标准像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决定再拍摄新的毛泽东标准像，这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毛泽东最后一张标准像了，这项任务被指定由摄影家郑景康拍摄。郑老说，为了不惊动毛泽东，他只身来到中南海，准备了简单的灯光，把光线处理得柔和自然，以表现伟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风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常称赞这幅标准像“太好了!老人家很喜欢，是他亲自圈定的”。这幅正面标准画像从1964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沿用到现在。可能是巧合，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五幅毛泽东画像，第一幅和最后一幅都是由郑景康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