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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1968年生于江苏，1987年至1992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1992年至1997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1997年，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1999年回国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出任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并占有世界市场60%以上。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同年12月28日，成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10年前邓中翰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与电子学学位，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却因为回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日本。在等待签证的7天时间里，邓中翰哪儿也没去，只是在路边看着繁华的银座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就在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折。”
……
如果不是十年前一次签证的失误，今天的邓中翰可能仍然是一位出色的学者。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中星微的堀起，看不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星光中国芯”的诞生，也看不到代表“中国技术概念股”的中星微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邓中翰完成了从学者向企业家的人生转折……
10年前，日本东京银座街区，一个中国青年站在街头。
那时的邓中翰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与电子学学位，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却因为回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日本。等待签证的7天时间里，邓中翰哪儿也没去，只是在路边看着繁华的银座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就在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无所事事”的一周让从未走出象牙塔的邓中翰感受到社会的力量，“我第一次有时间审视校园外的世界，思考校园外的人们都在忙碌什么。我发现经济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量。”回到学校后，邓中翰又选择了经济管理学专业修读，为从学者向企业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10年后的11月15日，作为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电子在纳斯达克上市，其研发的“星光中国芯”数字多媒体芯片在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已占领了全球60%的市场份额。
刚完成纳斯达克上市之旅的邓中翰讲述了他创业人生的三个拐点：
1991年，上大学时获得全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奖“挑战杯”，使他开始认可自己的个人价值。
1995年，东京银座的一周“呆坐”，使他加深了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仅要有技术，还要将技术、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不仅该从学术上，更应该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
1999年，亲身经历五十周年国庆庆典，使他意识到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
挑战
邓中翰回忆：“我曾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但大学三年级时赢得挑战杯，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挑战’二字从此在我的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4年前，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的邓中翰生活非常单纯。篮球、游泳就是全部的课余生活，但精力充沛的他却希望做些科研工作，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与其他研究生一道开始科研研究。8个月后，一篇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影响的论文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邓中翰还因此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挑战杯奖。
“我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回忆这个奖杯。它使我突然意识到，普通学生，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社会采用。”这个奖杯也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拐点，让他从幼稚无知到开始了解自己的价值。
那时邓中翰期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因而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这里是知识的殿堂，该校仅他所在的系就曾经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每天经过走廊，都能看见他们的照片，所以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在物理学领域做出贡献。”
然而，临近硅谷的邓中翰却不可能感受不到芯片带来的震撼力。那时Intel的386刚刚问世，坐在摩尔定律创始人戈登?摩尔捐赠的会议室中，邓中翰感受到的是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随后转系电子工程系也顺理成章。因为转系之路的艰难，他自嘲，一度成为“半书呆子”，到1995年，在日本滞留一周后，他再度横跨学科，读起了“生意经”，成为该校百余年历史上惟一一个在五年里获得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的学生。
有所为
经过硅谷创业的洗礼，31岁的邓中翰应邀回国并观看了祖国五十周岁国庆庆典，“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站在观礼台上，他异常激动，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因此，邓中翰把创业的领域锁定在具有巨大成长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又属空白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这与国家发展芯片核心技术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1999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个仓库里，邓中翰和几名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共同创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并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赢得了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批种子基金，而后期的风险投资都由企业自主筹措，从而成为一家以“硅谷机制”创立的中国本土企业。
从中星微创立初始，邓中翰就意识到，只有进行技术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但创业的条件是艰苦的，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副总裁张辉的手都开裂了，但他们坚信，能过第一个冬天就是经得起考验的团队，就会迎来今后的春天与收获的秋天。
2001年3月，中星微终于推出了中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星光一号”，并实现了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等国内外一流IT厂商采用。
2003年，中星微研发的新一代移动数字多媒体芯片还打开了世界手机市场的大门。到目前为止，中星微申请的国内外专利超过400项，在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已经占据了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11月15日，邓中翰在98场路演之后，终于使中星微顺利登陆纳斯达克。
我会回来的
邓中翰表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依靠的不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而是中国创造，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之路是崎岖的。虽然在国家的扶持下，中星微与各大运营商和国内顶尖企业都达成了合作。“我们和互联网不一样，芯片技术就是‘硬碰硬’，公司一开始就是着眼全球的。”邓中翰显然预料到创新企业的代价，作为拥有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芯片的企业，中星微在冲出国门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种种曲折，遭受了种种质疑。
在与国外企业的联盟过程中，有一个故事，邓中翰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尽管星光中国芯凭借技术的创新敲开了三星、飞利浦的大门，但在攻克数字图像领域的老大索尼公司时却碰了钉子。
“我们一共只谈了5分钟。”邓中翰回忆说，“当时我们几个人，为了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谈飞到日本。但索尼的主管一听说我们也是做图像芯片的，马上就说，索尼有几百项这样的专利。没等我们把话说完他就赶去开其他的会议了。”那时的邓中翰只说了一句：“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
4年后的2005年8月，索尼的多款笔记本电脑的摄像装置开始应用邓中翰的中国芯。
【 访谈 】
《中国商界》：现在，世界多媒体手机中60%以上的芯片出自你的手下，包括惠普等巨头都在用中星微的芯片，中星微电子有无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超越这些业界巨子？如果有可能，怎样超越?
邓中翰：世界从事的芯片行业有很多的巨无霸，我们公司刚刚做了六年，国外很多巨头市值都是上百亿美金的规模，而他们的芯片也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我想，作为中星微电子创始人，我看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天时角度讲，经过几十年摩尔定律的发展，我们从大型计算机，到计算机，到小工作站，到微机，到手机，成本降低了十倍，用户增长了十倍，每隔十年总有新的机会，今天中星微电子做的是数字媒体，手机大概一二百美金，PC是一两千美金，这是重要的产业机会。如果说用户再扩大十倍的话，我们一年做六亿到八亿的手机，那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拥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数字多媒体的终端，同时可以做其他的信息服务，这是天时。
过去每一次天时造就了一批巨无霸的企业，我想这对中星微电子也是一个天时，我们会抓住机会的。
《中国商界》：一流企业卖标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制定自己的标准？
邓中翰：中国是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同时中国又有非常好的产业链。今天中星微电子还主要是靠出口在海外，有朝一日，我们与国内的这些电子行业的巨无霸的合作，包括制定标准，推动新一代产品的发展，我们可能会通过中国的制造业，通过中国自己内需的市场而一统天下。
是的，一流企业卖标准，这正是我们在考虑的事。
《中国商界》：讲一讲你回国后的创业经历？
邓中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9年11月14日，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开始了我们的创业。那时候创业是很艰难的，今天看到中星微电子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又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个人又获得了很多奖励，可是当时在一个小小的仓库里，条件很艰苦。当时中关村的地价非常贵，办公室又非常少，所以我们就租用了小小的仓库，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创业的过程。我记得冬天的时候，仓库没有很好的暖气，我们的手都冻裂了，对于一个硅谷回来的博士而言，在贝尔实验室回来的科研人员而言，手上起了冻疮，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开始了创业。
《中国商界》：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好更贵一点的办公室？
邓中翰：一方面从省钱的角度，在一个便宜的地方开，再一个我想，如果能在第一年的冬天能够克服过去，我们可能就有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这样才能迎来春天和秋天。所以，我们在第一年的冬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挺过去了，又招了一些人，在仓库之外又把它的会议室租了下来，后来把会议室改成了工作间，后来又搬进了新的地方，在北理工附近。
正是这种挑战，才锻造了我们的品质与信心。
《中国商界》：索尼为什么拒绝你？
邓中翰：主要是我们没有名气。那是2001年，我们四个创始人当中有三个人去日本推销芯片，拜访索尼，当时索尼的一位主管接待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说是北京来的，要卖给你们芯片，而且是做图像处理、摄像方面的芯片，他还没有等我们把话讲完，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项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索尼的展览，看看我们的产品。接着，他说他没有时间，还需要去其他的会议。就这样，在约好一个小时的见面中，前后只有五、六分钟的样子，我们非常尴尬。你想，去日本，一个小公司，还很不挣钱，要付出飞机票、酒店等等一系列的代价，跑到日本只见了五分钟。出门时，我就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中国商界》：索尼为什么又用了你们的产品？
邓中翰：不用我们的不行，因为我们的东西好。
采访手记：
时代就如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只有当它从我们身旁驶过并即将远离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它的速度与珍贵。邓中翰他们所创造的正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机密。有了这种能力才能有资本领导潮流，成为业界新标准。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1968年生于江苏，1987年至1992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1992年至1997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1997年，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1999年回国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出任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并占有世界市场60%以上。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同年12月28日，成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10年前邓中翰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与电子学学位，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却因为回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日本。在等待签证的7天时间里，邓中翰哪儿也没去，只是在路边看着繁华的银座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就在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折。”
……
如果不是十年前一次签证的失误，今天的邓中翰可能仍然是一位出色的学者。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中星微的堀起，看不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星光中国芯”的诞生，也看不到代表“中国技术概念股”的中星微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邓中翰完成了从学者向企业家的人生转折……
10年前，日本东京银座街区，一个中国青年站在街头。
那时的邓中翰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与电子学学位，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却因为回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日本。等待签证的7天时间里，邓中翰哪儿也没去，只是在路边看着繁华的银座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就在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无所事事”的一周让从未走出象牙塔的邓中翰感受到社会的力量，“我第一次有时间审视校园外的世界，思考校园外的人们都在忙碌什么。我发现经济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量。”回到学校后，邓中翰又选择了经济管理学专业修读，为从学者向企业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10年后的11月15日，作为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电子在纳斯达克上市，其研发的“星光中国芯”数字多媒体芯片在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已占领了全球60%的市场份额。
刚完成纳斯达克上市之旅的邓中翰讲述了他创业人生的三个拐点：
1991年，上大学时获得全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奖“挑战杯”，使他开始认可自己的个人价值。
1995年，东京银座的一周“呆坐”，使他加深了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仅要有技术，还要将技术、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不仅该从学术上，更应该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
1999年，亲身经历五十周年国庆庆典，使他意识到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
挑战
邓中翰回忆：“我曾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但大学三年级时赢得挑战杯，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挑战’二字从此在我的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4年前，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的邓中翰生活非常单纯。篮球、游泳就是全部的课余生活，但精力充沛的他却希望做些科研工作，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与其他研究生一道开始科研研究。8个月后，一篇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影响的论文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邓中翰还因此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挑战杯奖。
“我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回忆这个奖杯。它使我突然意识到，普通学生，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社会采用。”这个奖杯也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拐点，让他从幼稚无知到开始了解自己的价值。
那时邓中翰期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因而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这里是知识的殿堂，该校仅他所在的系就曾经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每天经过走廊，都能看见他们的照片，所以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在物理学领域做出贡献。”
然而，临近硅谷的邓中翰却不可能感受不到芯片带来的震撼力。那时Intel的386刚刚问世，坐在摩尔定律创始人戈登?摩尔捐赠的会议室中，邓中翰感受到的是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随后转系电子工程系也顺理成章。因为转系之路的艰难，他自嘲，一度成为“半书呆子”，到1995年，在日本滞留一周后，他再度横跨学科，读起了“生意经”，成为该校百余年历史上惟一一个在五年里获得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学位的学生。
有所为
经过硅谷创业的洗礼，31岁的邓中翰应邀回国并观看了祖国五十周岁国庆庆典，“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站在观礼台上，他异常激动，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因此，邓中翰把创业的领域锁定在具有巨大成长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又属空白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这与国家发展芯片核心技术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1999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个仓库里，邓中翰和几名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共同创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并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赢得了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批种子基金，而后期的风险投资都由企业自主筹措，从而成为一家以“硅谷机制”创立的中国本土企业。
从中星微创立初始，邓中翰就意识到，只有进行技术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但创业的条件是艰苦的，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副总裁张辉的手都开裂了，但他们坚信，能过第一个冬天就是经得起考验的团队，就会迎来今后的春天与收获的秋天。
2001年3月，中星微终于推出了中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星光一号”，并实现了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等国内外一流IT厂商采用。
2003年，中星微研发的新一代移动数字多媒体芯片还打开了世界手机市场的大门。到目前为止，中星微申请的国内外专利超过400项，在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已经占据了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11月15日，邓中翰在98场路演之后，终于使中星微顺利登陆纳斯达克。
我会回来的
邓中翰表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依靠的不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而是中国创造，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之路是崎岖的。虽然在国家的扶持下，中星微与各大运营商和国内顶尖企业都达成了合作。“我们和互联网不一样，芯片技术就是‘硬碰硬’，公司一开始就是着眼全球的。”邓中翰显然预料到创新企业的代价，作为拥有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芯片的企业，中星微在冲出国门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种种曲折，遭受了种种质疑。
在与国外企业的联盟过程中，有一个故事，邓中翰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尽管星光中国芯凭借技术的创新敲开了三星、飞利浦的大门，但在攻克数字图像领域的老大索尼公司时却碰了钉子。
“我们一共只谈了5分钟。”邓中翰回忆说，“当时我们几个人，为了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谈飞到日本。但索尼的主管一听说我们也是做图像芯片的，马上就说，索尼有几百项这样的专利。没等我们把话说完他就赶去开其他的会议了。”那时的邓中翰只说了一句：“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
4年后的2005年8月，索尼的多款笔记本电脑的摄像装置开始应用邓中翰的中国芯。
【 访谈 】
《中国商界》：现在，世界多媒体手机中60%以上的芯片出自你的手下，包括惠普等巨头都在用中星微的芯片，中星微电子有无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超越这些业界巨子？如果有可能，怎样超越?
邓中翰：世界从事的芯片行业有很多的巨无霸，我们公司刚刚做了六年，国外很多巨头市值都是上百亿美金的规模，而他们的芯片也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我想，作为中星微电子创始人，我看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天时角度讲，经过几十年摩尔定律的发展，我们从大型计算机，到计算机，到小工作站，到微机，到手机，成本降低了十倍，用户增长了十倍，每隔十年总有新的机会，今天中星微电子做的是数字媒体，手机大概一二百美金，PC是一两千美金，这是重要的产业机会。如果说用户再扩大十倍的话，我们一年做六亿到八亿的手机，那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拥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数字多媒体的终端，同时可以做其他的信息服务，这是天时。
过去每一次天时造就了一批巨无霸的企业，我想这对中星微电子也是一个天时，我们会抓住机会的。
《中国商界》：一流企业卖标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制定自己的标准？
邓中翰：中国是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同时中国又有非常好的产业链。今天中星微电子还主要是靠出口在海外，有朝一日，我们与国内的这些电子行业的巨无霸的合作，包括制定标准，推动新一代产品的发展，我们可能会通过中国的制造业，通过中国自己内需的市场而一统天下。
是的，一流企业卖标准，这正是我们在考虑的事。
《中国商界》：讲一讲你回国后的创业经历？
邓中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9年11月14日，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开始了我们的创业。那时候创业是很艰难的，今天看到中星微电子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又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个人又获得了很多奖励，可是当时在一个小小的仓库里，条件很艰苦。当时中关村的地价非常贵，办公室又非常少，所以我们就租用了小小的仓库，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创业的过程。我记得冬天的时候，仓库没有很好的暖气，我们的手都冻裂了，对于一个硅谷回来的博士而言，在贝尔实验室回来的科研人员而言，手上起了冻疮，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开始了创业。
《中国商界》：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好更贵一点的办公室？
邓中翰：一方面从省钱的角度，在一个便宜的地方开，再一个我想，如果能在第一年的冬天能够克服过去，我们可能就有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这样才能迎来春天和秋天。所以，我们在第一年的冬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挺过去了，又招了一些人，在仓库之外又把它的会议室租了下来，后来把会议室改成了工作间，后来又搬进了新的地方，在北理工附近。
正是这种挑战，才锻造了我们的品质与信心。
《中国商界》：索尼为什么拒绝你？
邓中翰：主要是我们没有名气。那是2001年，我们四个创始人当中有三个人去日本推销芯片，拜访索尼，当时索尼的一位主管接待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说是北京来的，要卖给你们芯片，而且是做图像处理、摄像方面的芯片，他还没有等我们把话讲完，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项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索尼的展览，看看我们的产品。接着，他说他没有时间，还需要去其他的会议。就这样，在约好一个小时的见面中，前后只有五、六分钟的样子，我们非常尴尬。你想，去日本，一个小公司，还很不挣钱，要付出飞机票、酒店等等一系列的代价，跑到日本只见了五分钟。出门时，我就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中国商界》：索尼为什么又用了你们的产品？
邓中翰：不用我们的不行，因为我们的东西好。
采访手记：
时代就如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只有当它从我们身旁驶过并即将远离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它的速度与珍贵。邓中翰他们所创造的正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机密。有了这种能力才能有资本领导潮流，成为业界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