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旁听《“花开无声”——我心中的英雄》主题班会时,我的内心没有产生一点点共鸣。这堂课的设计目的是,“由小英雄林浩的事迹以及身边故事拉近学生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树立只要我们肯努力,人人都能成为英雄的信念”;老师最后的结语是:“让我们用实际行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英雄!”这位老师我第一次接触,但我知道他绝不是一位英雄,我甚至揣想他未必有成为英雄的“心理准备”,恰如我一样。既如此,岂能要求或倡导个个学生都成为“真正的英雄”?
　　我认为,无论世界怎样变化,都绝不可能人人成为英雄;不惟如此,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人人成为英雄;我进而放言,如果人人都成了英雄,未见得就是“我们”的幸福,就是人类的福音。
　　英雄永远只能是少数,否则也便不成其为英雄。因此,我们的育人目标不宜、不能“锁定”为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成为英雄,进一步说,不宜、不能“锁定”为,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少数人成为英雄。小学“品德与生活”课为儿童建构了四个生活维度,即健康安全的生活、积极愉快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我觉得,它同样适合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广义上的“儿童”)。这多重“维度”中没有半点“英雄”的影子;再看修改后的《中小学生守则》,删除了先前的“见义勇为”、“跟坏人坏事作斗争”等字眼,实则表明曾经有过的英雄主义取向的隐退。另一方面,英雄是无法“定向培养”的,他身上既有长期修为的因子,也有特殊境遇“玉成”的因素——林浩就是这样,若没有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他也许暂时成不了“小英雄”——这些境遇又常常“可遇而不可求”。
　　如此看来,这堂班会在主题、“基调”等的选择、把握和确定上是有问题的,这固然有执教者本人的认识或方法问题,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中小学德育实践活动在目标定位、价值取向等方面还普遍地存在着一些偏差,如,有意无意地拔高对学生的道德要求,有形无形地偏离“生活德育”的正确轨道。今天,学校教育毫无疑问要培养活生生、有个性、健康和谐的“人”,作为“人”,他当然要食人间烟火,当然有人的欲求和权利,当然可以乃至应该(首先)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还是来听听鲁洁教授的话吧,她在《做成一个人》一文中写道:“人的‘神化’和‘物化’曾是道德教育的指向。”“人的正常需要和生活被否定,神圣的追求和现实的生活处于两极对立之中,这种追求也必然从虚妄转向虚假。”“教育要使人成为人,是人性的觉醒和教育的回归。”“引导和促使人去做成一个‘人’,是生活论德育观所作出的回答。”青年学者刘铁芳则在《守望教育》一书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并不是让人变得不平凡,它恰恰就是要以平凡的态势让人首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能像平凡人、普通人那样生活的‘人’,而不是‘神仙高人’,更不是高智商的‘机器人’。”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时代不需要英雄,就像王朔笔下那样,成为一个了无英雄的世界;也不意味着在英雄的“形成”过程中,学校无可作为。时代呼唤英雄,因为他们将有力地引领和提升社会的核心价值,如此,芸芸众生才有可能栖居于一个更加文明祥和的人间;而英雄的“基因”往往又在他年轻时代或学校生活中就“种下”,这种“基因”必定是善的人性,学校或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养成这种“基因”、这些人性,那么,到一定时候,在一定境遇中,善的种子就有可能结成美的硕果,它的名字就叫作“英雄”,或者叫“英雄精神”。
　　“英雄精神”自然已经大大超越了“公德”乃至“美德”的范畴,而直逼“圣德”的境界。“三德”为笔者之说:所谓“公德”,是人人不可无、人人必须有的品德;所谓“美德”,是提倡人人有但不(要)求人人有的品德;所谓“圣德”,永远只能是极少数楷模人物乃至伟人才能有的品德,因而不仅不宜作为对公众的要求、给公众的标准,甚至也不宜太过积极地鼓动、促成公众向它看齐、朝它靠拢。“圣德”之人已然进入道德化境,或者说“自由王国”,这一定基于其本人强烈的“道德自觉”,说得通俗一点,“他乐意”,而“乐意”是很难“人为”的;如果我们执意去“人为”,就必定造成杜威先生所说的,“以遥远的成功为目的在道德上的浪费”,杜威进而指出,“好些生活在今天的儿童,当他们在对他们很少意义甚至毫无意义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未来的名义下被提出要求时所出现能力和活力上的浪费”(《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是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能力或活力上的“浪费”,都是学校教育所必须引以为戒、必须克服摒弃的。
　　忽然想起几乎是20年前我给初三班学生出的一道作文题——《十年之后忆今天》。为什么联想到它呢?因为学生们差不多都被“英雄感”、“伟人欲”等所架空,写十年之后自己成为企业总裁、政要人物、运动名星……讲评时我给他们泼了一点冷水,现在想来,这点冷水泼得是对的,因为事实上,“十年之后”,以至又“十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这就是生活逻辑,我们的德育必须观照这样的逻辑,或者说,从这样的逻辑出发。
　　责任编辑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