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掀起武装斗争的风暴，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加上地方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张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了推行“进攻路线”，他们向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最高限度地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最初的中央代表“三人团”。
中央派出三位代表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0多个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块革命根据地，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中央代表，史称中央代表“三人团”。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令这些“钦差大臣”始料未及的是，“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受到了抵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探索形成自己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3次“围剿”，在领导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绩，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集中火力对毛泽东实施“进攻路线”。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向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发起全面进攻。主要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展开争论。一是思想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狭隘的经验论”和“党内的事务主义”。二是富农政策。毛泽东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主张消灭剥削阶级，但对地主、富农要给出路，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把地主、富农赶尽杀绝，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三是军事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在军事上犯了“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
剥夺毛泽东军事领导权
为了消除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影响，中央代表“三人团”决定调整军事领导体制，以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会议指责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提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决定取消党的各级委员会，规定“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均被取消，而后面这两个职位正是由毛泽东担任的。
会后，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任命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大多被解除，只能以政府主席的名义，参加由自己一手创建的红一方面军的行动。
1931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期间，非常欣赏毛泽东的军事才能，积极支持毛泽东。到苏区后，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多次争取下，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毛泽东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引起中共临时中央的更大不满。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后方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他们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是“纯粹防御路线”。他们还提出把毛泽东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前方领导人一致反对，建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周恩来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让大家讨论：“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领导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被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研究生院3队政委）
责任编辑 / 冷 波
中央派出三位代表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0多个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块革命根据地，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中央代表，史称中央代表“三人团”。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令这些“钦差大臣”始料未及的是，“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受到了抵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探索形成自己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3次“围剿”，在领导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绩，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集中火力对毛泽东实施“进攻路线”。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向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发起全面进攻。主要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展开争论。一是思想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狭隘的经验论”和“党内的事务主义”。二是富农政策。毛泽东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主张消灭剥削阶级，但对地主、富农要给出路，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把地主、富农赶尽杀绝，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三是军事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在军事上犯了“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
剥夺毛泽东军事领导权
为了消除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影响，中央代表“三人团”决定调整军事领导体制，以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会议指责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提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决定取消党的各级委员会，规定“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均被取消，而后面这两个职位正是由毛泽东担任的。
会后，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任命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大多被解除，只能以政府主席的名义，参加由自己一手创建的红一方面军的行动。
1931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期间，非常欣赏毛泽东的军事才能，积极支持毛泽东。到苏区后，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多次争取下，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毛泽东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引起中共临时中央的更大不满。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后方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他们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是“纯粹防御路线”。他们还提出把毛泽东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前方领导人一致反对，建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周恩来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让大家讨论：“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领导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被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研究生院3队政委）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