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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3日七时五十分，吾友戴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浏阳中医院辞世，至今日整一百天。惟这百日来，戴维昔日那读书、买书成癖，为著述呕心沥血的种种情形，以及追悼会上亲友为之撕心裂肺、真诚惋惜的情景，至今仍萦绕脑际，时刻催促着我要为挚友写点文字祭奠，或许那样才可多释放一些我痛失良友的悲伤。
我与戴维的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的秋天，那时先师邓潭洲先生尚未调回省社科院，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政理室做编辑工作，我则在人民社辞书编辑室。我们都住在上大垅的省出版局宿舍，邓老师住四楼，我在六楼，我就是有一天晚饭后上邓老师家见到戴维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小伙子高挑清瘦，隆鼻深眼，言行举止彬彬有礼。通过邓老师介绍，知道戴维也是浏阳人，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从小偏爱古文，在浏阳一中读高中时就喜欢中国哲学，儒、释、道的书都看；现在在长沙商业财经学院读二年级，专业课之外就到图书馆去借书，目前正在借阅各家关于《老子》的著述。我很高兴能结识这个年轻的读书友，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钻研《老子》，还经常向邓老师请教，书信向任继愈、许抗生等哲学家请益，并开始完成其十五万字的《帛书老子校释》初稿。此后我们竟各忙各的，一别而十多年不见。
1998年正月，戴维第一次访我于岳麓书社宿舍。我们这次聊得很多，知道他1985年专科毕业后分配到长沙小百货公司工作，先后任会计员和会计主办，业余时间不打牌、不唱歌、不游玩，唯一兴趣只在读书、买书，兼及目录、版本和文物字画。会计工作虽胜任有余，但毕竟非其所好，心不在焉。幸而从1992年开始，单位经济效益日渐萎顿，上班已是时停时止，后单位领导干脆来个顺水人情，将这“书痴”作内退办理，按月给点生活费，成全了戴维的一心向学。此后十年，戴维便白天在图书馆、博物馆或书店里读书、查资料，夜间潜心研习，由诸子而经史，无日不有定程。由是不仅读书成癖，而且买书也成癖了，至今藏书已逾万册，且有不少稀见之手稿和珍善本。要买书就得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戴维生性质朴，恬淡寡欲，为省钱买书而连饿两天或不买菜票先买书的事常有发生。对于这一点，他父母和爱妻都很理解，并支持他买书。
当然，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想出版那部早已成形并修订过的《帛书老子校释》。我由于非常看重他这个作者和这部书，便随即同意在社正常出版。不意这本小书出版后，书中那些“不敢藏私”的新观点和解决的疑难问题，竟引起了数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注意，尤对此书《关于帛书〈老子〉甲本中的圆点标志》一篇中的见解褒奖有加，并表示他们研究《老子》将以该《校释》本为参考书之一。此书编后，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日益频繁，情谊日笃。
2001年春，我已由社长岗位退下来专事《魏源全集》的编校工作。某日，戴维带着他那部已沉潜钻研了三年的书稿《诗经研究史》到我家，一是谋出版，二是想请我给写个跋（写序已拜托钟叔河先生）。我粗翻了一下书稿，便惊服他那种积年累月在书山“采铜”索隐、细心爬梳的韧劲和硬功夫，深知在学术界弥漫浮躁之气的今天，恐怕也只有戴维这样执着、认真的“书呆子”，才能做《诗经研究史》这样的大学问。而且，他还表示准备将整个经学史都系统爬梳一次，《春秋》、《论语》的史料都已在搜讨。我被他的学术勇气和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所折服，加上同乡、同好、同情的因素，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谋划出版。但考虑到出这种学术著作，出版社是要赔钱的，我刚退下来就要岳麓社赔本出书，肯定不合适。于是我想到了财大气粗的湖南教育出版社，老同学曾果伟在那儿当社长，找他说说或许可以玉成此事。果然，曾果伟和副社长陈民众都愿意支持出版，开头说不给稿费，后来考虑到戴维的经济状况还是给了稿费。不仅如此，2004年他们还支持出版了戴维的第三部著作《春秋学史》。
也就是在出书的过程中，戴维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底和为传统文化研究而献身的精神，赢得了文化出版界诸多人士的关爱和帮助，钟叔河先生是他的忘年交，湖南大学黄梓根博士和陈民众、符本清、寻霖、黄苏民、黎锟等都是他的亲密朋友。《湖湘文库》文化工程启动后，戴维从2006年起就被聘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辑，负责编校整理了《汉书窥管》、《积微居金文说》、《四库提要辨证》、《湖南地理志》等著作，约三百万字，又负责校点《南史校证》八十卷和《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约一百五十万字。编校工作之余，他还担纲与人合著《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为此而搜寻资料，调查访问，三易其稿，终于2010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想而知，他这五年间参与《湖湘文库》编辑、校点和著述工作的任务之重、难度之大，是绝非一般编辑所可承担的。
在此期间，他还承受了编书赶稿和父亲病重的双重压力，经常是住地湘潭、家乡浏阳和长沙三市之间轮转跑，或省亲送药，或查资料，或送校样，忙得身心交瘁。须知他虽出身寒微，工作平凡，但少受庭训，内心高贵，是个大孝子。尤其是他对父亲，不仅平日言行中孝敬有加，而且多次在出书的后记中，不忘要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如在《春秋学史》的后记中，他开篇就说父亲这位“道地的农民”，是如何看重《东周列国志》那部书，如何“眉飞色舞”地为童年的儿子讲述其中的春秋故事，而自己“与《春秋》最早的接触就是听春秋故事”。然后通过叙述自己随父“来禾”耨草所获知的蔓草难除有强大生命力的情形，来说明《春秋》精神也像蔓草的生命一样永远不息，而落笔到“我虽在《春秋学史》中未能传播《春秋》精神，但我相信，《春秋》精神仍在普通人之间传承不息，就像我父亲这样的山野之民也是一样”。戴维早年得过乙肝，2010年冬父亲病重时，他已隐约感到肝病要复发，但他没有上医院，而是抓紧时间将四年前已成形的《论语研究史》一稿修订一过，“亟谋出版”，想让父亲最后还能见到他的这部新书。因为他父亲太看重他的学术成果了，每有新书问世，父亲都是爱不释手，反复品味。不意这次未等及《论语研究史》出版，父亲竟一病不起，没能见到这部新书，后来戴维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而先父见背，不及见矣，痛如之何！”
父亲去世后，戴维仿古人丁忧守制之规，数月不剃头、不刮胡须。办完丧事后不久，戴维到我办公室来，只见满嘴胡茬，蓬头长发，见面先施礼，然后说：“老师，家父已入土为安，我平生的大事做得差不多了，眼下想的就是要把《论语研究史》印出来，出完了这本书，我真想到寺庙去安心读点书。”我听后有些诧异，一边说他孝心可嘉，但出家大可不必，何况女儿才上中学，一边安慰他出书可以找岳麓书社，并答应帮他给曾德明副社长打电话。随后戴维携稿到岳麓书社，因为德明同志亦是素重学术，所以两人初次谋面却一见如故，当天就签约《论语研究史》一书由岳麓书社正常出版。 无奈天公妒才，戴维的肝痞之疾于2011年夏真的发作了，他不仅不能践行春间承诺加盟湖南大学文化研究院，襄助姜广辉先生撰著《三礼研究史》之事，而且《论语研究史》的校样也只能在重病中审阅。他广州化疗后住株洲妹妹家，我与符本清同志前去探视，他的精神状态与容颜尚可，每天服药之外还坚持看书、散步。家人劝他多休息、少看书，他还说看病治疗是医生的事，吃饭看书是我的事。不过，他这次已将原收集好准备校点的《曾运乾集》书稿资料带到株洲，自知难以完成而转交给我整理。后来他又转院到长沙市中心医院，我与夫人同去看望，他已因肝腹水每天抽出1000CC血和水而瘦小了很多，令人十分心痛。我只好安慰他耐烦治病，说著作也出了四五种了，无须后悔了。不料他听后强打精神说：“老师，天加寿年，我写到九十岁都写不完。”我自知失言，同时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他才四十七岁呀！
无奈病魔无情，这次探视后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他妹妹发来的噩耗，后来又收到她们的讣告，请于12月26日上午九时到浏阳市城南荷花福泽园参加戴维的追悼会。我与符本清同志准时到场了，庄重肃穆的灵堂，四周墙上挂满的挽联、条幅，特别是灵堂内外泣不成声的亲友，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为什么一个平头百姓、民间学人的离去，能牵动整个家族、家乡、同学、朋友和湘湖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心？为什么来自北京、广州、宁波、杭州和长株潭的文化界、学术界朋友吟诵的诗词、联语会如此的真诚情深？有的说“读书种子去了，三湘痛失斯人”，有的说“立身是真君子，传世有好文章”，有的说“廿五年著就信史堪称司马，数十载修成大德可比颜回”。我则曰“作史纶经著苦辛，一生功业在书林。秉性早传存朴厚，素心终始见真淳”。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都深知戴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不为稿费、不评职称、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而且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已著作多多的大学者。戴维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他的著作人们不一定都喜欢读、都看得懂，但人们却都那么敬重他、仰视他，这也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文化兴国”还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人生在世有很多种活法，可能有人会认为戴维那种为学术研究而苦行僧的清贫一生太不值了，但我却非常钦佩戴维不断追求的人生高境界，认为其学养之深厚，境界之高远，或许是时下好多衔名赫赫的专家教授只能望其项背的。西人罗素的人生哲学，浓缩在“吾之三愿”之中，即：“吾生三愿，纯朴却激越：一曰渴望爱情，二曰求索知识，三曰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此三愿，如疾风，迫吾无助飘零于若水深海之上，直达绝望之彼岸。”戴维的一生同样受着这三种激情的支配。他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妻子、女儿和兄弟姐妹，还真诚无比地关爱着他的师友和亲朋。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他在临终遗言中还这样写道：“《论语》‘启予手，启予足’今临终始得索解，死亦足矣！”这“启予手，启予足”，是《论语·泰伯》篇中曾子临终召门弟子说的话，“启”即《说文》“视也”，是看的意思，句意为：大家看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足，这受之父母的身体手足保全无损，我从今而后再不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担惊受怕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戴维临终仍惟恐愧对父母，对曾子的话真正索解，可见其对父母的孝敬眷爱之情是何等之深！他一生对于知识的追求，自不必再赘说。至于“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他虽生活在最基层，一生低调、清贫，似乎已“弱势”到无力再去关爱、怜悯别人的苦难，但凡接触过他的人却都知道，只要你有为难或困难之事，他知道了，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而且因为他人缘好，待人真诚，愿意帮他给你共同解难的人多，你的为难或困难问题最终总会由他或他的朋友帮助解决的。这就是戴维力所能及的“怜悯”和大爱。所以我总认为，戴维的人生虽然苦短，但他活得充实，活得有境界，而且乐在他不断追求的事业中，他的不朽著作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必将长留于人世。
我与戴维的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的秋天，那时先师邓潭洲先生尚未调回省社科院，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政理室做编辑工作，我则在人民社辞书编辑室。我们都住在上大垅的省出版局宿舍，邓老师住四楼，我在六楼，我就是有一天晚饭后上邓老师家见到戴维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小伙子高挑清瘦，隆鼻深眼，言行举止彬彬有礼。通过邓老师介绍，知道戴维也是浏阳人，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从小偏爱古文，在浏阳一中读高中时就喜欢中国哲学，儒、释、道的书都看；现在在长沙商业财经学院读二年级，专业课之外就到图书馆去借书，目前正在借阅各家关于《老子》的著述。我很高兴能结识这个年轻的读书友，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钻研《老子》，还经常向邓老师请教，书信向任继愈、许抗生等哲学家请益，并开始完成其十五万字的《帛书老子校释》初稿。此后我们竟各忙各的，一别而十多年不见。
1998年正月，戴维第一次访我于岳麓书社宿舍。我们这次聊得很多，知道他1985年专科毕业后分配到长沙小百货公司工作，先后任会计员和会计主办，业余时间不打牌、不唱歌、不游玩，唯一兴趣只在读书、买书，兼及目录、版本和文物字画。会计工作虽胜任有余，但毕竟非其所好，心不在焉。幸而从1992年开始，单位经济效益日渐萎顿，上班已是时停时止，后单位领导干脆来个顺水人情，将这“书痴”作内退办理，按月给点生活费，成全了戴维的一心向学。此后十年，戴维便白天在图书馆、博物馆或书店里读书、查资料，夜间潜心研习，由诸子而经史，无日不有定程。由是不仅读书成癖，而且买书也成癖了，至今藏书已逾万册，且有不少稀见之手稿和珍善本。要买书就得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戴维生性质朴，恬淡寡欲，为省钱买书而连饿两天或不买菜票先买书的事常有发生。对于这一点，他父母和爱妻都很理解，并支持他买书。
当然，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想出版那部早已成形并修订过的《帛书老子校释》。我由于非常看重他这个作者和这部书，便随即同意在社正常出版。不意这本小书出版后，书中那些“不敢藏私”的新观点和解决的疑难问题，竟引起了数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注意，尤对此书《关于帛书〈老子〉甲本中的圆点标志》一篇中的见解褒奖有加，并表示他们研究《老子》将以该《校释》本为参考书之一。此书编后，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日益频繁，情谊日笃。
2001年春，我已由社长岗位退下来专事《魏源全集》的编校工作。某日，戴维带着他那部已沉潜钻研了三年的书稿《诗经研究史》到我家，一是谋出版，二是想请我给写个跋（写序已拜托钟叔河先生）。我粗翻了一下书稿，便惊服他那种积年累月在书山“采铜”索隐、细心爬梳的韧劲和硬功夫，深知在学术界弥漫浮躁之气的今天，恐怕也只有戴维这样执着、认真的“书呆子”，才能做《诗经研究史》这样的大学问。而且，他还表示准备将整个经学史都系统爬梳一次，《春秋》、《论语》的史料都已在搜讨。我被他的学术勇气和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所折服，加上同乡、同好、同情的因素，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谋划出版。但考虑到出这种学术著作，出版社是要赔钱的，我刚退下来就要岳麓社赔本出书，肯定不合适。于是我想到了财大气粗的湖南教育出版社，老同学曾果伟在那儿当社长，找他说说或许可以玉成此事。果然，曾果伟和副社长陈民众都愿意支持出版，开头说不给稿费，后来考虑到戴维的经济状况还是给了稿费。不仅如此，2004年他们还支持出版了戴维的第三部著作《春秋学史》。
也就是在出书的过程中，戴维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底和为传统文化研究而献身的精神，赢得了文化出版界诸多人士的关爱和帮助，钟叔河先生是他的忘年交，湖南大学黄梓根博士和陈民众、符本清、寻霖、黄苏民、黎锟等都是他的亲密朋友。《湖湘文库》文化工程启动后，戴维从2006年起就被聘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辑，负责编校整理了《汉书窥管》、《积微居金文说》、《四库提要辨证》、《湖南地理志》等著作，约三百万字，又负责校点《南史校证》八十卷和《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约一百五十万字。编校工作之余，他还担纲与人合著《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浏阳欧阳氏卷》，为此而搜寻资料，调查访问，三易其稿，终于2010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想而知，他这五年间参与《湖湘文库》编辑、校点和著述工作的任务之重、难度之大，是绝非一般编辑所可承担的。
在此期间，他还承受了编书赶稿和父亲病重的双重压力，经常是住地湘潭、家乡浏阳和长沙三市之间轮转跑，或省亲送药，或查资料，或送校样，忙得身心交瘁。须知他虽出身寒微，工作平凡，但少受庭训，内心高贵，是个大孝子。尤其是他对父亲，不仅平日言行中孝敬有加，而且多次在出书的后记中，不忘要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如在《春秋学史》的后记中，他开篇就说父亲这位“道地的农民”，是如何看重《东周列国志》那部书，如何“眉飞色舞”地为童年的儿子讲述其中的春秋故事，而自己“与《春秋》最早的接触就是听春秋故事”。然后通过叙述自己随父“来禾”耨草所获知的蔓草难除有强大生命力的情形，来说明《春秋》精神也像蔓草的生命一样永远不息，而落笔到“我虽在《春秋学史》中未能传播《春秋》精神，但我相信，《春秋》精神仍在普通人之间传承不息，就像我父亲这样的山野之民也是一样”。戴维早年得过乙肝，2010年冬父亲病重时，他已隐约感到肝病要复发，但他没有上医院，而是抓紧时间将四年前已成形的《论语研究史》一稿修订一过，“亟谋出版”，想让父亲最后还能见到他的这部新书。因为他父亲太看重他的学术成果了，每有新书问世，父亲都是爱不释手，反复品味。不意这次未等及《论语研究史》出版，父亲竟一病不起，没能见到这部新书，后来戴维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而先父见背，不及见矣，痛如之何！”
父亲去世后，戴维仿古人丁忧守制之规，数月不剃头、不刮胡须。办完丧事后不久，戴维到我办公室来，只见满嘴胡茬，蓬头长发，见面先施礼，然后说：“老师，家父已入土为安，我平生的大事做得差不多了，眼下想的就是要把《论语研究史》印出来，出完了这本书，我真想到寺庙去安心读点书。”我听后有些诧异，一边说他孝心可嘉，但出家大可不必，何况女儿才上中学，一边安慰他出书可以找岳麓书社，并答应帮他给曾德明副社长打电话。随后戴维携稿到岳麓书社，因为德明同志亦是素重学术，所以两人初次谋面却一见如故，当天就签约《论语研究史》一书由岳麓书社正常出版。 无奈天公妒才，戴维的肝痞之疾于2011年夏真的发作了，他不仅不能践行春间承诺加盟湖南大学文化研究院，襄助姜广辉先生撰著《三礼研究史》之事，而且《论语研究史》的校样也只能在重病中审阅。他广州化疗后住株洲妹妹家，我与符本清同志前去探视，他的精神状态与容颜尚可，每天服药之外还坚持看书、散步。家人劝他多休息、少看书，他还说看病治疗是医生的事，吃饭看书是我的事。不过，他这次已将原收集好准备校点的《曾运乾集》书稿资料带到株洲，自知难以完成而转交给我整理。后来他又转院到长沙市中心医院，我与夫人同去看望，他已因肝腹水每天抽出1000CC血和水而瘦小了很多，令人十分心痛。我只好安慰他耐烦治病，说著作也出了四五种了，无须后悔了。不料他听后强打精神说：“老师，天加寿年，我写到九十岁都写不完。”我自知失言，同时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他才四十七岁呀！
无奈病魔无情，这次探视后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他妹妹发来的噩耗，后来又收到她们的讣告，请于12月26日上午九时到浏阳市城南荷花福泽园参加戴维的追悼会。我与符本清同志准时到场了，庄重肃穆的灵堂，四周墙上挂满的挽联、条幅，特别是灵堂内外泣不成声的亲友，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为什么一个平头百姓、民间学人的离去，能牵动整个家族、家乡、同学、朋友和湘湖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心？为什么来自北京、广州、宁波、杭州和长株潭的文化界、学术界朋友吟诵的诗词、联语会如此的真诚情深？有的说“读书种子去了，三湘痛失斯人”，有的说“立身是真君子，传世有好文章”，有的说“廿五年著就信史堪称司马，数十载修成大德可比颜回”。我则曰“作史纶经著苦辛，一生功业在书林。秉性早传存朴厚，素心终始见真淳”。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都深知戴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不为稿费、不评职称、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而且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已著作多多的大学者。戴维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他的著作人们不一定都喜欢读、都看得懂，但人们却都那么敬重他、仰视他，这也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文化兴国”还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人生在世有很多种活法，可能有人会认为戴维那种为学术研究而苦行僧的清贫一生太不值了，但我却非常钦佩戴维不断追求的人生高境界，认为其学养之深厚，境界之高远，或许是时下好多衔名赫赫的专家教授只能望其项背的。西人罗素的人生哲学，浓缩在“吾之三愿”之中，即：“吾生三愿，纯朴却激越：一曰渴望爱情，二曰求索知识，三曰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此三愿，如疾风，迫吾无助飘零于若水深海之上，直达绝望之彼岸。”戴维的一生同样受着这三种激情的支配。他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妻子、女儿和兄弟姐妹，还真诚无比地关爱着他的师友和亲朋。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他在临终遗言中还这样写道：“《论语》‘启予手，启予足’今临终始得索解，死亦足矣！”这“启予手，启予足”，是《论语·泰伯》篇中曾子临终召门弟子说的话，“启”即《说文》“视也”，是看的意思，句意为：大家看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足，这受之父母的身体手足保全无损，我从今而后再不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担惊受怕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戴维临终仍惟恐愧对父母，对曾子的话真正索解，可见其对父母的孝敬眷爱之情是何等之深！他一生对于知识的追求，自不必再赘说。至于“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他虽生活在最基层，一生低调、清贫，似乎已“弱势”到无力再去关爱、怜悯别人的苦难，但凡接触过他的人却都知道，只要你有为难或困难之事，他知道了，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而且因为他人缘好，待人真诚，愿意帮他给你共同解难的人多，你的为难或困难问题最终总会由他或他的朋友帮助解决的。这就是戴维力所能及的“怜悯”和大爱。所以我总认为，戴维的人生虽然苦短，但他活得充实，活得有境界，而且乐在他不断追求的事业中，他的不朽著作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必将长留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