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准备我自己的婚礼用品时，我与母亲到了齐齐哈尔。刚从客运站下车，母亲就看到了一座很显眼的建筑物，并开心地指着上面的警徽说：“看，公安局！”我很是诧异：“妈，您又不是第一次看到公安局，怎么到了外地看见它还这么高兴？”母亲回答说：“因为我既是警察的妻子，又是警察的母亲，还将是警察的丈母娘。”说完这话，她自己一下子乐了。看着母亲一脸的荣耀感，我其实心里是难过的。
　　母亲在24岁的时候嫁给了父亲，虽然同在一个地区，但父亲所在的灵泉派出所离家有段距离。在那个出行基本靠自行车、找人靠打公用电话的年代，往返回家是非常不便的。于是乎就变成十天半个月父亲才能回家一次，所以母亲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娘家。一方面年纪轻、胆子小，另一方面也怕被打击处理过的人报复。有一次，原本是父亲回家的日子，母亲也早早地在家准备好饭食，而父亲却因为案子走不开只能打电话到邻居家的商店。我母亲接到电话后，看到外边黑咕隆咚的天，想到又不能回娘家，也没有别的去处，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那个时候，父亲年轻肯干，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忙活。挑水、买面、买米之类的力气活根本指不上父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临产的日子。
　　或许是因为多了个我，母亲的胆子大了许多，家里有没有父亲在也成了无所谓的事情。而父亲依然过着单位为主、家庭为辅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下班回來，正好看到我坐在桌子底下往嘴里塞那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药片（后来知道那是耗子药）。父亲一个跨步，抱起我就抠我的嘴。看我实在吐不出什么东西，马上去了医院。大夫看着我也很为难，因为太小而且精神状态也很好，洗胃还真挺遭罪的，就询问我：“小朋友，你哪里不舒服？告诉叔叔，不然你爸爸都要急哭了。”我一脸愤怒地指着父亲向大夫控诉：“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他抠我的嘴。”孩子的话语是无心的，但却戳中了父母的心。一旁的母亲想到了从结婚到现在所过的日子，眼泪就飞奔出来。我扑到妈妈怀里：“打坏人，打坏人，坏人一回家就惹妈妈哭。”妈妈赶紧说：“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抓坏人的人。”
　　经历了这件危险事件后，父亲申请了工作调动，调到了离家几百米远的红卫派出所，母亲一个人撑家的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没过几年，父亲又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了东风派出所。有一次因为要出差到外地抓人，来不及通知母亲就让同事张叔到家里转告。张叔看到我的母亲，张口就说：“铁哥走了。”母亲的脑子轰的一下就乱了，哆哆嗦嗦地说：“怎么走的呢？”张叔一看我母亲的样子才发觉自己刚才用词不准确，赶紧解释道：“不是走了，是出公差了，到外地抓个人，十几天就回来了。”母亲“扑通”一下就瘫坐在了地上。很多年后，母亲想起这件事，还在感慨以前过的真是提心吊胆。再后来，有时候父亲开玩笑说：“人家的老头儿出门，电话都不断，你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呢？”母亲就板着脸说：“打啥啊？有事你同事就来通知了。”然后俩人就一起想到张叔那个乌龙事，哈哈大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是一种“活着就很好”的满足。
　　正是因为母亲知道干警察的不容易，顾不上家不说，还要时时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所以在我报考志愿时，非让我报一个二本的师范院校。我嘴上应付着但还是报了提前录取的学校，普通院校都是空白。等收到警校录取通知书，母亲和我大吵了一通，很长时间都不和我说话。开学了，母亲送我到了呼和浩特。看着我报完名，她转身就走，一刻都不愿停留。我看着那微弯的背影，追上去抱住母亲，哽咽地说：“你就没啥和我说的吗？”母亲故作坚强地说：“胳膊腿断了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想回家。”这句话的效果以至于大一的上半学期，我咬着牙也没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每次舍友打电话向家人撒娇的时候，我就躲出去。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起来，毕竟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就算咬碎牙也要坚持下去。直到现在，有时母亲还会酸溜溜地说：“有轻快的工作不去做，偏偏要干这个没人理解的活儿。”
　　知道我处的男友是警察时，母亲又被气着了，戳着我的脑门子说：“为什么我说的你都不听？偏要再走一回你妈的老路才肯罢休？”那时我还不以为然。结婚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年轻时妈妈的无奈：明明说好的回家，或者约好的出行，总会因为案子被延期。等到想起之前的承诺时，黄花菜都凉了。我知道，我这个警属做得不够格。我做不到母亲那种为了父亲热爱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程度。
　　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老公两人依然忙着各自的工作，母亲“抛弃”了父亲，来帮助我俩带孩子，同时被“扔下”的还有我那年迈的姥姥。每次母亲给我姥姥打电话时，话里话外都是充满了愧疚和苦涩。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自己受苦受累从来不说，反倒关心自己身外的一切。
　　警属的苦和难，在那庄严警徽的映照下，渐渐化作了一份荣耀。这不是社会给予的荣誉，而是长时间由自豪和委屈沉淀而来。
　　（作者系内蒙古阿荣旗公安局新发朝鲜民族乡派出所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