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西部地方，城乡收入差距更大，达到4：1以上。
　　此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但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今年，这个比例预计将达到3.26：1。
　　其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由来已久。上世纪50年代，政府提出要平衡城乡发展，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这种趋势一直没有改变，延续至今。
　　原因不难找到：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壁垒，资源可以双向自由流动。城乡之间虽存在一些自然的差距，但并不算大。但从那时开始，政府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一道高高的壁垒。
　　这道壁垒是双向的。一方面，它阻止乡村人口城市化，这样，大量人口淤积在乡村。另一方面，它又阻止城镇的资源向乡村自由流动，资源因而严重地向城镇倾斜。直到今天，这样的制度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这样，城乡地区资源与人口的比例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乡村人口数量众多，其所能支配、利用的资源却非常有限；城镇人口相对较少，其所能支配、利用的资源却相对丰富。因而，城镇人口的收入比较高，乡村人口的收入比较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一点也不奇怪。
　　有学者将此差距归因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是偏颇的。如此归因也会产生政策上的误导性。学者和官员可能会幻想，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过了某个时间点，到达另外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城乡差距就会自然缩小。
　　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此严重的城乡差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长期实施扭曲的城乡二元分割机制造成的。它不可能等待经济增长自然地解决。事实上，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证明，不改变现有机制，经济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要走出目前的城乡二元困境，必须从机制变革上入手。政府改变财政投入的方向，增加对乡村的财政资源投入当然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破资源双向流动的壁垒。一方面，让乡村的人口流入城镇，另一方面，让城镇的资源流入乡村。如此，市场所具有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就能够得到发挥。
　　农民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资源的价值。
　　政府有保护耕地的国策，但在不触及耕地红线的前提下，目前至少可以彻底变革乡村建设用地的相关制度。乡村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既有建设用地，理应盘活这一块资源。
　　具体说来，应当承认和保护农民对于其建设用地的完整权利。农民可以开发这些土地，或者个别开发，或者集中开发利用。可以兴办工商业，也可以开发住宅，而城镇人口可以自由购买。这样，农民就可以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
　　現实中，农民们已经在实现自己土地的价值。在一些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民纷纷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兴办工商业，城中村的农民开发公寓出租经营，城郊的农民开发所谓小产权房，分享城镇化的好处。如果政府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那就需要承认农民的这些制度创新，保障农民实现这种土地利益的权利。假如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将出现小城镇快速发展的态势。目前的诸多镇甚至村，将会发展成为小型城市。
　　实际上，以城市土地国有垄断为基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现有城市化模式，已经步入绝境。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持续扩大城乡差距，也让城市人口不堪重负。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同时，也积累了人口分流的压力。以土地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小城镇，可以让城市化走向正道。
　　这样的小城镇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不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结构、观念、生活方式上。这样的城镇化才可以让城乡人民具有共同体感，而不是生活在被撕裂的两个世界中，由于各个方面差异太大而相互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