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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全人类共同努力的项目，作为与自然独特相关的女性，有什么问题影响着她们的健康呢 她们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本文将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中国妇女的现状，探讨女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主体性。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容与女性健康息息相关，女性往往更多地参与实际治理。面对全球卫生挑战，女性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参与健康治理，促进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卫生治理；女性参与；主体性
一、女性在治理对象中的主体性
（一）由健康概念可以剖析出影响健康的因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提出的概念，“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即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
由健康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健康不仅仅与生态环境相关，它更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因素背后，仍旧存在一系列诸如贫穷、饥饿、教育、住房、性别关系、环境因素等的问题急需解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也着眼于这些问题。深入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女性更多地与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女性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容与女性密切相关
（1）贫困
世界卫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减少贫困，因为贫困会使得人们在饮食、住宿等方面难以做到干净卫生，也正是因为如此，贫困会引发一系列疾病，这些疾病也会由于贫困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演变成一个传染性疾病或致命性疾病。
中国贫困地区的“痛点”是交通闭塞，难以得到及时的交流，长期的宗族观念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使得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男性被视作从事劳动力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的生男偏好对妇女儿童的健康有着很大的伤害——损害健康的行为轻则对女童殴打辱骂、欺凌虐待，重则将女婴溺死，更有甚者强迫孕期女性服用“转胎药”（即大量雄性激素）破坏激素平衡导致流产或胎儿畸形，而女性早婚早孕在贫困地区已屢见不鲜。
根据贫困程度与贫困人群性别关联来看，女性是贫困中的“最贫困”。首先是女性的收入贫困，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无偿劳动要远远多于男性；在工作中，相较于同岗位的男性，女性的薪酬和晋升机会都偏低。其次是女性的消费贫困，女性的工资大多用于负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而男性的工资往往用于支付教育开销和人情开销。女性的消费往往既包括个人的，又包括家庭的，男性的消费往往单纯用于个人消费。网购存在安全隐患的散装卫生棉是许多贫困女性在经期的选择，更在某些偏远山区，有的农村女性会为了节省家庭开销而选择使用“自制卫生棉”。在贫困家庭中，女性通常付出时间、精力和健康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存，而男性为贫困所付出的却远不及女性。
（2）饥饿
饥饿会使人们难以补充生命所需营养，会造成脾胃、肝脏等多器官的损害，在一个家庭中，受饥饿的往往是女性，因粮食匮乏或家庭贫困导致的饥饿长期以来会影响女性的健康。当女性作为母亲时，因为食物有限，所以不得不将食物更多地让给“第一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男性和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在“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贫困地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贫困家庭会将食物更多地给予男孩，希望男孩能健康成长，而对女孩的期望是不饿死，能嫁一个好人家就行。
（3）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不接受教育会使得人们难以适应社会，缺少社会适应能力也是不健康的一种体现。据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学前教育阶段女童有2176.7万人，占比46.7%。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性占比46.5%。高中教育阶段有女生1865.4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47.4%。”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男女入学率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男性更多地被赋予承担家庭发展的责任，男性会因此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权，而女性往往只是承担家庭照顾的责任，很多贫困家庭会让女性放弃受教育的权力，出去打工或者结婚生子来维持男性受教育的权力。部分基于生理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我国性教育的缺失，性教育应当纳入我国的基础健康教育之中，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
（4）住房
住房可以说是影响人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没有住房，人们就会风餐露宿，在身体上难以达到健康的要求；没有住房，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社会环境也会受影响。
而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住房的“权利”，住房权往往是赋予给男性，是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占据着房产证上名字的首选权。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了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的状况使得男性为了结婚需要付出大量的聘礼，其中就包括男性，结婚时由男方买房形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大多数房产证上的名字都属于男性。又例如非洲某些部落的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女性依附于男性生存，当一个男性难以负担大量的妻儿之后，女性的基本住房权就难以得到保障了。只有保障了女性的住房权，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保证女性的健康。
（5）性别关系
和谐平等的性别关系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更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发展。首先，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原本存在差异，女性的月经、生育等与男性有差异的地方，甚至于女性要比男性更容易患“两癌”（即宫颈癌和乳腺癌），是中国女性癌症死亡的最大原因之一。近几年我国宫颈癌、乳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并伴随着年轻化的趋势。其次，出生性别比会影响性别关系，根据《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婴儿性别比为0.925，也就是100个男孩出生的同时只有92.5个女孩出生。如此失衡的性别比会极大地影响性别关系，一是很多女婴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二是增加了农村光棍的人数，甚至于以后会影响社会发展，生育率和劳动力都会减少。最后，性传播是疾病传播的一大方式，女性生殖器官比较复杂，生殖器性交时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性病，某些特殊的性别关系也会有患病的风险，例如男同性恋群体患艾滋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6）环境因素
环境是影响人们生存的重要因素，例如全球变暖会影响人们生活中的气候，甚至会影响在岛上生存的人们的家园。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所声称的那样，在父权制话语体系下，女性与自然被天然地连结在一起，女性与自然息息相关，生态环境与女性生存发展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在生态文化建设与传承中承担着更为主动的角色。首先，女性作为担任生育角色的人，往往与大自然有更密切的联系，女性往往能促进生物界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男性通常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女性更多地被留在家中参与农活，更多地参与动物的养殖和植物的种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女性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
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对“综合体制”的介绍中，提到了关于全球卫生治理参与者的一些内容，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需要各国、各政府组织、各非盈利机构共同合作努力的一个项目。
在资金来源方面，需要各大国（如美国、中国等）对此提供一定的发展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可以通过一些具体项目，将此项目推入经济社会，利用商人的投资来获取某些资金帮助。甚至于某些NGO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基金支持。其次是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这需要各国家政府、各政府组织积极响应号召，出台有关的有利于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或制度。最后是具体的实施援助方面，这需要各NGO组织联合相关政府、联合相关医疗保健工作者对某些地区和个人进行一对一实际的援助。
在这个体系中，女性往往更多地参与实际治理，在医疗保健工作者中，女性往往占比较高。例如，2014年浦东新区卫生局所属的卫生系统约有1.7万职工，其中女性职工1.2万余人。女性在实际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中，往往以协会、医院等集體的形式参与，女性医务工作者与患者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援助，这更能将全球卫生治理的计划与理念落到实处，在这个层面，女性的贡献不可忽略。
三、女性可以在应对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卫生治理在革新之后面临挑战的原因主要有五个：第一，卫生与政治、经济等息息相关，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细则难以挑战统一的社会架构，而保证卫生领域不受影响；第二，很难从“强大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者”中获取经济援助；第三，全球卫生治理将越来越多地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中运作，各国利益难以协调；第四，全球经济、能源、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已经造成且难以改变，难以作为大国政治优先项；第五，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危机掩盖了卫生治理。
针对以上五个原因，女性可以积极在应对全球经济、能源、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危机中发挥作用。女性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参与政治与经济，在该领域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协调各国间的交流。女性可以努力钻研医疗和科技，利用科学技术研发出环保可替代的新能源，利用医疗技术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女性可以多多参与环境治理，多多尝试环境保护的职业。
我国现有的妇女健康问题主要将关注点放在了女性的孕产期健康和“两癌”筛查两个躯体健康方面，前者还有些欠缺之处，后者的普及力度还不够广泛；但同时，在贫穷、饥饿、教育、住房、性别关系、环境因素等社会性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健康问题却几乎无人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糟粕部分仍需加快改造。各妇女组织可以积极组织女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积极应对各项挑战。如可以借鉴全国妇联1990年发起的“三八绿色工程”活动，动员妇女积极投入到生态建设中，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还可以借鉴全国妇联2000年主办的“母亲水窖”公益活动，以女性为切入点，发动社会力量，解决饮水问题。
四、结语
女性数量占我国人口将近一半，女性健康对于我国整体的健康事业影响力巨大，健康维系着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女性健康也关系这新生儿素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女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具有主体性，自身应当增强健康意识，改善良好的生活方式，参与健康治理，促进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海涛，侯宇，曾燕芳.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家庭性别贫困度量[J].统计与决策，2013（20）.
[2] 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8-11-12（001）.
[3] 吴哲.生态批评理论的环境正义转向研究[D].兰州大学，2019.
[4] 陈丰.医务女性人才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调查[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5] 康敏.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暴力本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03）.
作者简介：刘欣怡（2000—），女，四川眉山人，本科，研究方向：性别。
关键词：卫生治理；女性参与；主体性
一、女性在治理对象中的主体性
（一）由健康概念可以剖析出影响健康的因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提出的概念，“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即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
由健康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健康不仅仅与生态环境相关，它更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因素背后，仍旧存在一系列诸如贫穷、饥饿、教育、住房、性别关系、环境因素等的问题急需解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也着眼于这些问题。深入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女性更多地与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女性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容与女性密切相关
（1）贫困
世界卫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减少贫困，因为贫困会使得人们在饮食、住宿等方面难以做到干净卫生，也正是因为如此，贫困会引发一系列疾病，这些疾病也会由于贫困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演变成一个传染性疾病或致命性疾病。
中国贫困地区的“痛点”是交通闭塞，难以得到及时的交流，长期的宗族观念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使得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男性被视作从事劳动力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的生男偏好对妇女儿童的健康有着很大的伤害——损害健康的行为轻则对女童殴打辱骂、欺凌虐待，重则将女婴溺死，更有甚者强迫孕期女性服用“转胎药”（即大量雄性激素）破坏激素平衡导致流产或胎儿畸形，而女性早婚早孕在贫困地区已屢见不鲜。
根据贫困程度与贫困人群性别关联来看，女性是贫困中的“最贫困”。首先是女性的收入贫困，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无偿劳动要远远多于男性；在工作中，相较于同岗位的男性，女性的薪酬和晋升机会都偏低。其次是女性的消费贫困，女性的工资大多用于负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而男性的工资往往用于支付教育开销和人情开销。女性的消费往往既包括个人的，又包括家庭的，男性的消费往往单纯用于个人消费。网购存在安全隐患的散装卫生棉是许多贫困女性在经期的选择，更在某些偏远山区，有的农村女性会为了节省家庭开销而选择使用“自制卫生棉”。在贫困家庭中，女性通常付出时间、精力和健康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存，而男性为贫困所付出的却远不及女性。
（2）饥饿
饥饿会使人们难以补充生命所需营养，会造成脾胃、肝脏等多器官的损害，在一个家庭中，受饥饿的往往是女性，因粮食匮乏或家庭贫困导致的饥饿长期以来会影响女性的健康。当女性作为母亲时，因为食物有限，所以不得不将食物更多地让给“第一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男性和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在“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贫困地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贫困家庭会将食物更多地给予男孩，希望男孩能健康成长，而对女孩的期望是不饿死，能嫁一个好人家就行。
（3）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不接受教育会使得人们难以适应社会，缺少社会适应能力也是不健康的一种体现。据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学前教育阶段女童有2176.7万人，占比46.7%。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性占比46.5%。高中教育阶段有女生1865.4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47.4%。”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男女入学率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男性更多地被赋予承担家庭发展的责任，男性会因此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权，而女性往往只是承担家庭照顾的责任，很多贫困家庭会让女性放弃受教育的权力，出去打工或者结婚生子来维持男性受教育的权力。部分基于生理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我国性教育的缺失，性教育应当纳入我国的基础健康教育之中，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
（4）住房
住房可以说是影响人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没有住房，人们就会风餐露宿，在身体上难以达到健康的要求；没有住房，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社会环境也会受影响。
而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住房的“权利”，住房权往往是赋予给男性，是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占据着房产证上名字的首选权。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了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的状况使得男性为了结婚需要付出大量的聘礼，其中就包括男性，结婚时由男方买房形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大多数房产证上的名字都属于男性。又例如非洲某些部落的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女性依附于男性生存，当一个男性难以负担大量的妻儿之后，女性的基本住房权就难以得到保障了。只有保障了女性的住房权，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保证女性的健康。
（5）性别关系
和谐平等的性别关系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更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发展。首先，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原本存在差异，女性的月经、生育等与男性有差异的地方，甚至于女性要比男性更容易患“两癌”（即宫颈癌和乳腺癌），是中国女性癌症死亡的最大原因之一。近几年我国宫颈癌、乳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并伴随着年轻化的趋势。其次，出生性别比会影响性别关系，根据《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婴儿性别比为0.925，也就是100个男孩出生的同时只有92.5个女孩出生。如此失衡的性别比会极大地影响性别关系，一是很多女婴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二是增加了农村光棍的人数，甚至于以后会影响社会发展，生育率和劳动力都会减少。最后，性传播是疾病传播的一大方式，女性生殖器官比较复杂，生殖器性交时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性病，某些特殊的性别关系也会有患病的风险，例如男同性恋群体患艾滋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6）环境因素
环境是影响人们生存的重要因素，例如全球变暖会影响人们生活中的气候，甚至会影响在岛上生存的人们的家园。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所声称的那样，在父权制话语体系下，女性与自然被天然地连结在一起，女性与自然息息相关，生态环境与女性生存发展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在生态文化建设与传承中承担着更为主动的角色。首先，女性作为担任生育角色的人，往往与大自然有更密切的联系，女性往往能促进生物界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男性通常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女性更多地被留在家中参与农活，更多地参与动物的养殖和植物的种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女性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
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对“综合体制”的介绍中，提到了关于全球卫生治理参与者的一些内容，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需要各国、各政府组织、各非盈利机构共同合作努力的一个项目。
在资金来源方面，需要各大国（如美国、中国等）对此提供一定的发展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可以通过一些具体项目，将此项目推入经济社会，利用商人的投资来获取某些资金帮助。甚至于某些NGO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基金支持。其次是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这需要各国家政府、各政府组织积极响应号召，出台有关的有利于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或制度。最后是具体的实施援助方面，这需要各NGO组织联合相关政府、联合相关医疗保健工作者对某些地区和个人进行一对一实际的援助。
在这个体系中，女性往往更多地参与实际治理，在医疗保健工作者中，女性往往占比较高。例如，2014年浦东新区卫生局所属的卫生系统约有1.7万职工，其中女性职工1.2万余人。女性在实际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中，往往以协会、医院等集體的形式参与，女性医务工作者与患者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援助，这更能将全球卫生治理的计划与理念落到实处，在这个层面，女性的贡献不可忽略。
三、女性可以在应对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卫生治理在革新之后面临挑战的原因主要有五个：第一，卫生与政治、经济等息息相关，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细则难以挑战统一的社会架构，而保证卫生领域不受影响；第二，很难从“强大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者”中获取经济援助；第三，全球卫生治理将越来越多地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中运作，各国利益难以协调；第四，全球经济、能源、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已经造成且难以改变，难以作为大国政治优先项；第五，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危机掩盖了卫生治理。
针对以上五个原因，女性可以积极在应对全球经济、能源、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危机中发挥作用。女性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参与政治与经济，在该领域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协调各国间的交流。女性可以努力钻研医疗和科技，利用科学技术研发出环保可替代的新能源，利用医疗技术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女性可以多多参与环境治理，多多尝试环境保护的职业。
我国现有的妇女健康问题主要将关注点放在了女性的孕产期健康和“两癌”筛查两个躯体健康方面，前者还有些欠缺之处，后者的普及力度还不够广泛；但同时，在贫穷、饥饿、教育、住房、性别关系、环境因素等社会性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健康问题却几乎无人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糟粕部分仍需加快改造。各妇女组织可以积极组织女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积极应对各项挑战。如可以借鉴全国妇联1990年发起的“三八绿色工程”活动，动员妇女积极投入到生态建设中，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还可以借鉴全国妇联2000年主办的“母亲水窖”公益活动，以女性为切入点，发动社会力量，解决饮水问题。
四、结语
女性数量占我国人口将近一半，女性健康对于我国整体的健康事业影响力巨大，健康维系着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女性健康也关系这新生儿素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女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具有主体性，自身应当增强健康意识，改善良好的生活方式，参与健康治理，促进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海涛，侯宇，曾燕芳.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家庭性别贫困度量[J].统计与决策，2013（20）.
[2] 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8-11-12（001）.
[3] 吴哲.生态批评理论的环境正义转向研究[D].兰州大学，2019.
[4] 陈丰.医务女性人才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调查[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5] 康敏.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暴力本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03）.
作者简介：刘欣怡（2000—），女，四川眉山人，本科，研究方向：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