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国内部分网站相继转载了南方某报的《某省黑砖窑案又一官员“复出”》的文章。次日，有媒体就对此事件发表了评论。令人遗憾的是，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以某报为依据进行批评。转载的网站与据此评论者，也许他们为了抢时效而来不及去核实报道的真实性，或者惯性思维在作祟——“报纸都发表了，那还能有假?”于是就复制、粘贴地转载了，于是就奋笔疾书地抨击了。唉!当事人的人格、名誉权就在鼠标的轻轻转动中、就在键盘的轻轻敲打中，被重创得遍体鳞伤、欲哭无泪，浑身是嘴也说不过那么多的网站，还有平面媒体似乎也在言之凿凿地评论。
　　媒体作为文明社会的公器，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它是“投枪与匕首”，代表着公平与正义，履行着监督职能，所以，媒体才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公信力。这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无尚荣光，同时也要求采编人员务必恪守新闻职业伦理，无条件地站在客观、公正、理性的立场与角度发出声音。如果失实，对当事人的家属、亲友和所在的单位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名誉和仕途上的“灭顶之灾”。
　　据了解，《某省黑砖窑案又一官员“复出”》的当事人王某是受过高等教育、抓经济工作比较有成就的副县长，在2007年7月14日，“因黑砖窑非法虐工负有领导责任被撤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包括省长在内的95名干部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被撤职的王某在家反省了8个月。后因该县与韩国洽谈电热膜项目，韩方要求必须让王本人亲自带队前往(王某撤职前，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曾一直负责这个高新技术项目的洽谈)。为了利于全县经济的发展，为了与韩国外商谈判工作的连续性与衔接性，县里经过慎重的集体研究，于2008年2月29日下文任命王某为“县长助理”，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否则。让一个撤职的干部去谈判，不仅不礼貌，而且很可能谈不成。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在完成对韩国高新技术招商引资接洽后的同年4月20日，县里又将王某免掉了。从此以后，王某再没有去韩国，而是把韩方的人员介绍给了县经济局。后来由该局局长带队，由一些企业家组成了项目考察团赴韩。
　　现在，由王某引进的3000余万元电热膜一期项目已经在该县上马，投资同样规模的二期生产线正在建设。更为可贵的是，由于该县从各个方面都为韩方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现在又有一批韩国企业家带来14个投资项目。为此，该县又投资120万元。专门从上海聘来专家设计“韩国工业、生活园区”。据初步测算，韩国工业园全部生产后，每年可为该县增加2亿元利税。
　　试想，如果被撤职的王某消极地躺在家里睡大觉。白白地领上工资，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为了县里的经济发展，他出来招商引资，做了好事，甚至是大大的功劳!怎么会招惹了这样的遭遇呢?
　　笔者认为，即便王某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出来工作有什么瑕疵，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规定的还不够完善。但笔者认为，根据人事部“关于公务员纪律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有贡献的，可以提前解除处分；对于在处分期间没有改正错误的，可以适当延长处分的期限，延长解除处分期限后，还未改正错误的，予以加重处分。”据此规定，王某的招商引资是不是人事部明确规定的“特殊贡献”呢?笔者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其实，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也不管怎么优秀的立法者，加之语言描述的有限性，也不可能把所有领域的矛盾、纷争都可以用法律“一网打尽”。这就需要赋予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载量权”，但这里说的自由并非任意，不能偏离“显失公平”的原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王某所受的处分原因又非是主观故意，短暂地出来工作又不是为了自己，个别媒体怎么就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再者，撤职不是开除，作为国家公务员，他有工作的宪法权利啊!
　　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否则，为什么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废除死刑。这就说明，一个人犯罪，社会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社会要把坏人改造成好人；同理，一个干部受了处分，肯定也有体制性的、机制上的问题。何况，党和组织花多年心血培养的干部，因受了行政处分就该“一棍子打死”吗?当然不能!而且，我们要耐心帮助他们，给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要善于保护他们的隐私，没有隐私何谈尊严?
　　总之，宽容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许多因素，我们媒体的舆论导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江泽民同志切中要害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